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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之所以有这么一说，估计缘于“闽”与“蜀”都有一个“虫”字的因素。的确，远古的四川地处西南且“地辟陋，有蛮夷风”，与位于东南的福建都是远离中原大地的蛮荒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蜀人与闽人倒颇有几分“同道之人”之属。但事实是，四川与福建相隔近三四千里，其间崇山峻岭，沟壑纵横，迢迢乎遥不可及，“闽蜀同风”又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之嫌。  道光二十五年姚宝铭殿试对策卷 不过，从明代开始，福建士子就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跨越千山万水，先先后后到四川各地出仕为官，开启并延续了四川、福建之间的人员往来与人文交流。其中，福建闽县进士姚宝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查相关史料，姚宝铭号蓝坡，是福建省福州府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也是鸦片战争为国捐躯第一人、晚清民族英雄、定海知县姚怀祥的亲侄子。他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由副贡生考取甲辰恩科举人，接着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成功考取乙巳恩科进士，成绩列第二甲五十四名。 知县任上处处留声 据同治版《富顺县志》载，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十一月，姚宝铭入川署任富顺知县，成为富顺历史上第三位福建籍行政主官。在富顺知县任上，姚宝铭特别重视培育文风、兴学育人。那时，素有“才子之乡”盛誉的富顺县当数江阳书院（又名西湖书院、景阳书院、学易书院）最为著名。该书院自明嘉靖初年建立以来，先后考取举人四百余人、进士近百人，为富顺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县志还载，姚知县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捐廉七百金为书院生童膏火（银），月课校士亲加点窜，暇辄过书院，廉诸生，勤惰驺从，不事见者几不知其为邑宰也。”为了办好富顺这所最高学府，刚刚履新的姚知县不仅慷慨地捐出了自己的700两养廉银，专门用于贴补书院学生的学费，同时还亲自参与学生的学业考核，与学生一起温习功课、润饰字句。公务之余，姚知县还喜欢去书院视察督课，俨然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书院先生，以致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竟然是一县之长。 另外，姚知县还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法官。县志载其每次审理诉讼案件时，总是讲求公平公正，断案明决。为此，他在公审之前都要亲自询问原、被告双方：“耗钱若干？来何时？胥役有无婪索？”姚知县的临审三问，意即“你打官司花多少钱？什么时候来的？胥役有没有贪婪勒索？”一旦发现有贪赃枉法之徒，姚知县必“严惩不少贷”，县衙顿时形成“弊绝风清”的良好风尚，他自己也成为“兴教化、听治讼、厉风俗”的好官典型。不过，姚知县在富顺任职仅一年光景即离任而去。此后，他先后任大邑、荣县、巴县、犍为等县知县和涪州知州，在四川做官时长达二十余年，其中两任富顺知县和犍为知县，在涪州主政更是长达九年之久，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 ，姚宝铭任大邑知县时，“以团练保甲为急务”，将全县政区改为乡、甲、团、甲、牌五级（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团，几个团为一甲，几个甲为一乡），《大邑县志》载其“洁己爱民，矢勤矢慎，以团练保甲为急务，实心整饬……卒得团练之力保境无虞，人咸服其先事之妙。”在任犍为知县期间，由于姚宝铭“恺悌慈祥”，为政和乐平易，审理案件从不用酷刑，老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姚婆婆”或“青天”。 光绪版《荣县志》记载，姚宝铭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 出任荣县知县。到任后，姚知县颁布施政纲要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狡诈之人，杜绝贿赂，清除贪蠢，整理团练等，都属当时急务。姚知县在厅堂办公时，前来围观的百姓众多，但他从不禁止。他沿袭在富顺崇文重教的执政风格，又捐出养廉银奖励士子，与生童讲论学术时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不屈从上司的指派，拜请德高望重的山长主讲书院，一心聘任能胜任教职的人主持教席。当上司发现县里有多余款项，来函想要提走时，他顺应乡绅和百姓的愿望，请求上司将之留作地方公费。他又考虑到保甲团练的费用不够开支，于是买粮充实义仓贷给民户，待秋收时加收利息偿还，既充实了义仓，又有助于通过借贷生息以备荒年。从此以后，不但公事无碍，也消除了分派税赋的弊端。次年正月，姚知县即离任。百姓听说他将要离开，都叹息不已，甚至为之落泪，竞相为他立去思碑，以记载他的德行，称颂曰：“矫矫元之，公其后身。仁慈如佛，威重如神。公来何迟？公去何速？德动四民，官居百日。民怀众母，士庆名师。公身虽去，公德常贻。”虽然他在任荣县仅百余天，但满路都是称颂之声。 知州任上一战成名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姚宝铭经朝廷考核，政绩卓异，随即调川东任重庆府涪州知州。 涪州历地处长江以南、乌江以西，上通重庆，下连夔州，枕江依山，故形势十分险要。清末富顺籍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将涪州称作“川东要地”，并在其《南旋记》中以两个史例证明：一是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刘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兵讨伐蜀郡割据势力，自称“白帝”的公孙述“遣人御岑彭于此（涪州），故（岑）彭力破此地（涪州）”，为东汉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大西军从湖广入川，首先夺取涪州为基地，然后“始绕上游下重庆焉”，仅用10余天即攻下重兵把守的重庆。由此可见，涪州对于拱卫重庆、扼守长江天险是无比重要的。  清康熙涪州城池图 饱读诗书的姚宝铭，自然深知涪州区位的重要性。况且，那时的清王朝外临列强入侵，内有农民起义，尤其是百年不遇的李蓝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搞得咸丰帝焦头烂额，不得已下旨让民间倡办团练，实行“坚壁清野”之法以对抗起义军。因此，姚宝铭到涪州后，以“治国平天下”之志推行宽简治理之策，牵头筹划主持“改修城垣，重建文武庙，设志仁堂”，日夜为建设好川东重镇殚精竭虑。特别是在修筑城池的过程中，当公家经费难以为继时，他又捐出自己的薪俸以促成其事，形成“城垣共九百余垛”的涪州城。谁知竣工没多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就于同治元年（1862）率领十万大军逼近涪州，伺机攻城渡江。不仅如此，李蓝起义军首领蓝大顺、周绍勇等也率重兵驻守长江北岸鹤游坪，与太平军一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时“人心恇惧，官吏多遁”。 当时，涪州城防异常空虚。为防不测，早在石达开到来之前，姚知州就已落实“坚壁清野”之策，用大火焚烧“近城庐舍肄”。同时，姚知州利用清军名将徐邦道回涪州探亲之机，委托他组织城内青壮年编成民兵大队并日夜训练，以应不时之需。在石达开对涪州形成合围之际，姚宝铭一面以血书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告急，一面组织除妇孺以外的士民固守待援。好在经过“誓死守八昼夜”，姚宝铭在湘军和川军的支援下成功退敌，使涪州之役取得绝对胜利。按当时法令，凡是被太平军掳去的百姓头发超过三寸者，都将被杀头。姚宝铭爱民恤物，于是就用比普通尺子长一寸多的尺子进行测量，由此得以保全性命者不计其数。为铭记姚宝铭的恩德，涪州百姓特为他建立生祠一座，于春秋两季农事后隆重祭祀，并尊称他为“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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