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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我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那一年的8月，父亲李焕之和母亲李群任教的华北联合大学①，与北方大学②合并组成华北大学③。素有“解放区最高学府”之称的华北大学，为新中国孕育了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等院校，其中，该校第三部（具有文艺学院性质）音乐科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组建单位之一，这也使我的父母与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结下不解之缘。  2016年7月，李大康在其出生地、原华北联合大学校址（现河北正定解放军256医院）前留影 在那个特殊年代，我的出生无疑是这个革命文艺家庭的一大喜事。但我自幼体弱多病，为了能让家中的长子健康成长，父母给我取名“大康”。我出生后不久，便因为母亲生病无奶而被寄养到农村老乡家里，其间曾遭遇国民党骑兵部队的窜犯骚扰，幸亏奶妈带我跑回娘家才躲过一劫。后来由于身体实在虚弱，父母不得不把我托付给在石家庄保育院担任负责人的姥姥。在姥姥的精心照顾下，我才真正得以“大康”，继而也才能够有幸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学习，接续父母的“央音”情缘。  1949年春河北正定，李大康与父母在一起  延安鲁艺，父母共有的激情岁月 父亲李焕之原籍福建省晋江市，1919年出生于香港。他从小喜欢音乐，16岁在厦门读高中二年级时，就根据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创作了第一首歌曲《牧羊哀歌》。1936年，他考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学习和声。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厦门、香港等地参加抗日歌咏活动,与诗人蒲风、克锋等人合作创作抗战歌曲。1938年8月，年仅19岁的父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④音乐系第二期学员，结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担任教员⑤，承担普通乐学、视唱练耳、合唱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兼任《歌曲月刊》《民族音乐》两本音乐期刊的主编。  延安时期的李焕之（摄于1939年12月） 我在整理父亲留下的资料时，曾发现一张特殊的手稿，稿纸的正、反两面分别是父亲写的音乐评论文章《谈音乐上的批评》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的一首歌曲，可见当年延安生活、创作条件的艰苦和革命战友间的亲密情谊。虽然物质匮乏，战火不断，但父辈们不畏艰辛，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文艺事业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谱写了抗日歌曲、器乐与歌剧作品共计四十首(部)左右。  上，1940年初，桥儿沟教堂外，李焕之给“鲁艺”音乐系学员上合唱课 下，1941年秋，桥儿沟教堂前，李焕之指挥排练大合唱《凤凰涅槃》 在延安，父亲还积极参加“新秧歌运动”，并参与了歌剧《白毛女》的集体创作。1942年，他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后，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自1943年春节起，跟随“鲁艺”的新秧歌队，吹笛子、拉手风琴、敲锣打鼓，还下乡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44年秋，为了向即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献礼，时任“鲁艺”主要负责人的周扬同志，决定根据“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创作歌剧《白毛女》。但父亲于1944年底，与李刚等7人组成陇东小组（袁文殊任组长），前往甘肃陇东地区协助当地开展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直到1945年的二、三月间才回到延安。据父亲回忆：“那时正赶上《白毛女》音乐创作的最后阶段，马可交给我三个唱段的歌词，我都很快地谱写出来。其中一段王大春的主题音乐《王大春心中似火烧》，我是沿用山西民歌《捡麦根》的音调加以发展的，以3/8、2/4的混合节拍写成，以表达王大春既焦急又激愤之情。《白毛女》这部歌剧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当年在延安参加作曲的有五人，即马可、张鲁、瞿维、向隅和我。”  1943年5月2日，“鲁艺”小乐队为刘志丹移灵奏《哀乐》（左2向隅、右3李焕之） 《白毛女》首演后，领导们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也对剧中的某些情节提出修改意见，于是也就有了父亲1946年参与修改的“张家口”版本。20世纪50年代初，《白毛女》参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审定的此剧署名是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执笔：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  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毛女》 不仅是参与歌剧《白毛女》的集体创作，“新秧歌运动”对父亲个人音乐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如：1955年创作《春节序曲》（《春节组曲》第一乐章）的灵感，就源于其当年在陕甘宁边区过春节时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积累。他曾回忆：“虽然第一次参加秧歌活动我是作为一个观众,但是给我的感动却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好像是第一次发觉民间音乐——劳动人民的天才创造——是这样的迷人,它竟然具有这么大的艺术感染力。” 他感到，“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生动,而又那么亲切近人。”由此，他在创作该曲时，写得平易近人而不单调,亲切悦耳而不平庸，为交响音乐的群众化和民族化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  1943年2月春节期间，延安新秧歌运动中“鲁艺”的秧歌队（左1李焕之拉巴扬琴；左2时乐濛拉小提琴；左3王元方拉大胡）  中央电视台录制的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的电视节目，李焕之在其中拉手风琴。 说起父母在延安时期的音乐活动，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父亲曾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结业后担任其助教，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1939年5月11日于中央党校大礼堂）。1940年冼星海离开延安赴苏联后，父亲承担了《黄河大合唱》的指挥任务，并根据演出需要，为该曲编配了钢琴伴奏谱、小型管弦乐队（加钢琴）伴奏谱。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分别于1951 年、 1955 年，两次根据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修订整理《黄河大合唱》及其管弦乐队伴奏谱（前者系为中国青年文工团赴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与友谊联欢节所作，由父亲担任指挥；后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演唱，指挥为时乐濛，并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音乐艺术纪录片）。1985—1987 年，为编辑出版《冼星海全集》，他再次依据冼星海的莫斯科版本，整理了此曲的演唱与管弦乐队总谱。  上， 1939年5月，延安“鲁艺”首演《黄河大合唱》后乐队合影（前排左4李焕之） 下，1940年初春，延安“鲁艺”东山，冼星海在窑洞门前与音乐教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马可、冼星海抱着女儿冼妮娜；后排左起：张鲁、杜矢甲、唐荣枚、向隅抱着向延生、李焕之）  1951年，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民主德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后，赴东欧巡演。图为在布达佩斯的电影制片厂拍片，李焕之指挥“怒吼吧！黄河”。 如果说父亲与冼星海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那么母亲李群与星海先生的相识则缘于一次巧遇。1938年，年仅13岁的母亲随同家人一起到达延安，入读陕北公学。一次，在姥姥带她一同护送大姐外出治疗眼疾、返回延安的途中，恰与星海先生同坐一辆车，到延安后又都暂居在同一旅社。当母亲和来旅社探望的三姐沙莱唱起苏联歌曲《囚徒歌》时，住在隔壁的那位打扮得像华侨一样的神秘人物，拿着小提琴一个箭步跨进门来，不仅为姐妹俩的合唱伴奏，还建议她们报考“鲁艺”。由于年龄小，母亲在“鲁艺”音乐系学习了两期（第三、四期），其间还曾在为培养综合文艺人才而设立的“普通科”短暂就读。 1938年5月，李群在延安边区中学上学 1943年春节，南泥湾，“鲁艺”慰问359旅演出秧歌舞《挑花篮》，前排左1李群 与父亲一样，母亲也曾随星海先生学习作曲。正是在恩师的引导和鼓励下，她后来才走上儿童歌曲创作之路。父亲常跟我说：“在延安生活的七个年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我得以更健康地成长,思想感情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想母亲也是如此。他们在革命圣地接受红色精神洗礼，并将“鲁艺”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 1945年9月20日，李焕之、李群在延安“鲁艺”桥儿沟天主教堂门前留影后，即赴张家口新解放区。 华北大学，革命伉俪的育人情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鲁艺”组成两个大队，分赴东北、华北新解放区。父母被分配到赴华北大队。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行军，1945年11月，他们随由诗人艾青和美术家江丰担任正、副团长的华北文工团到达张家口，后又与该团一起并入华北联合大学。1946年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部队全面进攻解放区，该校从张家口转移到河北束鹿县小李庄。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学校又从束鹿农村迁往正定县城。1948年，随着战事节节胜利，我党急需建立一所为解放全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于是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与原属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1948年8月，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县教堂、原华北联合大学校址成立 从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父亲一直担任音乐科（系）主任，兼授作曲、合唱、新音乐运动史等课程；母亲任音乐教员，教授乐理等课程。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伉俪二人不仅为解放区音乐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而且还创作出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8年9月，“华大”三部（文艺学院）领导与音乐科第二班师生合影。第一排（坐地）：左1李群；第二排左起：林里、李一鸣、李元庆、艾青、沙可夫、李焕之、周巍峙、张鲁。 这一时期，父亲主要以教学为主，所教对象大多是部队和地方文工团、剧团的革命音乐干部。战争年代条件有限，为了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父亲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他希望通过对民间音乐以及“五四”以来的新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探索和总结出一些音乐（歌曲）创作的规律，使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克服资料匮乏、随时需要转移等困难，利用教学和生活的空隙，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一部十章共20 万字的《作曲教程》。这本素材新颖、丰富，实用性较强的作曲教材，深受部队音乐工作者们的欢迎，经他们传阅、抄印，迅速在全国各解放区流传开来。虽然这本油印教材的原稿在传抄中遗失，但它对解放区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却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傅庚辰、唐诃等军旅作曲家都曾表示，《作曲教程》对他们的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原海政文工团团长、曾在淮海军分区文工团担任音乐教员的胡士平，还将他当年抄写的手抄本送给父亲留作纪念。 《作曲教程》第一部“曲调作法”的目录 在全国各解放区部队中被传抄、编印的不同版本的《作曲教程》 胡士平的手抄本《作曲教程》之“曲调作法” 李焕之在“华大”期间撰写的《音乐手记》等材料 李焕之在“华大”期间搜集整理的民歌集和编写的《作曲教程纲要》 李焕之著述的《中国音阶调式研究》，写于1948年7月河北束鹿，1950年修改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 除了教学，父亲还坚持笔耕不辍，写出了《民主建国进行曲》(贺敬之词，后改名为《胜利进行曲》) 、《华北大学校歌》（吴玉章词）等歌曲，并参与了歌剧《白毛女》的改编、指挥以及大合唱《大反攻》的集体创作（母亲也有参与）。其中，《民主建国进行曲》一经问世，便从“华北联大”唱遍全解放区，解放后又传遍全中国。它是父亲在群众歌曲创作上的初次探索，之后其于1957年创作的《社会主义好》（霍希扬词），则是这一探索之继续。为什么这两首歌曲在人民群众中能够这么快就流行、传唱开来？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是因为我用了群众的语言表达了群众所要说的话。”我想，不光我父亲，所有能够广泛传唱、有生命力的歌曲，都是作曲家用群众的语言表达了群众要说而且是憋不住的心里话。 李焕之作曲的《华北大学校歌》 华北大学不仅是解放区最高学府，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心。在这里，父母更加坚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信念，并带着这份对革命音乐事业的执着和坚守，一路北上，投入到新中国音乐建设的浪潮中。 央音校园，一家三口的难忘时光 1949年秋，中央决定为新中国组建一所新型音乐学院，并将校址设在天津。9月，父亲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组建单位之一、华北大学第三部音乐科负责人，与吕骥、李元庆、李凌等人先期抵津，成立筹备处和临时党组。11月，父亲被学校任命为首任音乐工作团（简称：音工团）团长，母亲也进入该团创作组工作。 “音工团”主要是面向工农兵及广大群众，开展音乐创作、表演和辅导等工作，人数最多时达160余人。此间，父亲在为该团的建设和管理投入大量精力的同时，还创作出了《革命无不胜》《我们生活在英雄的国家》《要当个好学生》《新中国青年进行曲》《妇女解放小唱》等一批以歌颂新中国为主题的大、中型声乐作品。 1950年1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第一次音乐会中，李焕之为三位演出主任之一，并表演了笛子独奏《牧童短笛》 另外，父亲还为《国歌》编配了管弦乐队总谱，并将歌曲《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据他回忆，《义勇军进行曲》一诞生，他就很喜爱，每次演唱都热血沸腾。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该曲被定为代《国歌》，父亲更是对其崇敬有加。刚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他就经常在钢琴上尝试为歌曲配置和声。当时并没有人要求他，纯粹出于个人喜欢。而父亲首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则是因为 “政治任务”。作为来自解放区的文艺骨干，父亲曾于1949年随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两年后（1951年）他再次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的一员，赴民主德国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此次派出的中国青年文工团，不仅阵容庞大（共有216人，其中包含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而且还要在参加完联欢节后，赴苏联及8个东欧国家访问、演出。由于访问期间需在一些礼仪场合演奏《国歌》，上级要求父亲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并承担现场指挥任务。出访活动历时一年有余，中国青年文工团的精彩亮相，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之后，国家有关部门亦将制定《国歌》乐队总谱的标准版本提上议事日程。 1951年至1952 年，中国青年文工团在东欧巡演时，李焕之担任指挥 1952年10月31日，经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中央歌舞团⑥。12月，文化部决定将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和出访归来的中国青年文工团部分人员并入该团（“央音”一大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少年班学生亦并入该团），父亲被任命为该团艺委会主任。而在此次制定《国歌》乐队总谱标准版本的征集活动中担任排练演奏任务的，即是新成立的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中央乐团前身），乐队指挥是韩中杰、张宁和。经过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的多次审听、讨论和评选，于1954年最终决定将父亲所编配的乐队总谱作为定版。同时，上级领导又要求父亲根据总谱的和声、织体写了钢琴谱。军乐队用谱则由军乐团程义明同志，根据父亲的钢琴伴奏谱及管弦乐总谱进行移植。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这套总谱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并发放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作为标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队总谱（两种版本）。 1951年8月，李焕之为《国歌》编配的管弦乐队总谱手稿（局部） 父亲将歌曲《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也是因为1951年的那次出访演出。在罗马尼亚，他第一次将该曲改编成混声合唱并编配了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1952年回国后，进行了一次修订。1953年他带领中央歌舞团赴朝鲜慰问演出时，又进行了一次修订。最终定稿是1954 年2月。经他的改编，《东方红》从陕北民歌变成了一曲庄严宏伟、饱含深情的颂歌。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该曲成为序幕的大合唱，气势磅礴，振奋人心。 李焕之改编的《东方红》合唱曲总谱手稿，1954年定稿（局部） 采访中，李大康教授深情回忆了父亲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和将歌曲《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的经过 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母亲也为适应时代发展进行了一些新的创作探索。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创作了宣传“婚姻法”的歌曲《喜鹊飞来叫喳喳》（叶洛词）。该曲将西洋花腔技巧与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不仅受到周小燕、孙家馨等歌唱家们的喜爱，而且还被学校声乐系当作花腔女高音的教材。1952年春，母亲与“音工团”同事管桦合作，创作歌曲《快乐的节日》。这首专为“六一”儿童节创作的少儿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演唱、播放后，迅速流传开来，并在1954年全国第一届少年儿童文艺作品评奖中获得二等奖（宋庆龄副主席亲自为母亲颁奖）。这一年，母亲与“音工团”同事张文纲合作的歌曲《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亦获得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二等奖。 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的李群 下，1988年，李大康（右）与母亲（中）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李群儿童歌曲专辑《快乐的节日》 由于“音工团”的调离，父母于1952年底离开中央音乐学院。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他们对“央音”都怀有深厚感情。母亲曾于1954年进入“央音”干部进修班，师从江定仙、许勇三教授学习作曲。父亲虽担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与理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歌舞团艺术委员会主任、《音乐创作》常务副主编等重要职务，但仍在“央音”兼任了一段时间的作曲系自由作曲课教师，并于1956 年旁听了苏联作曲家阿拉波夫的专家课。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中国音乐界的领头人，父亲一如既往地关心“央音”的发展建设，对年轻作曲家大胆探索、勤于实践的热情和勇气给予鼓励和支持：1985 年4月，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的父亲，亲自主持了后被称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同年12月，已任中国音协主席的他，欣然在叶小钢交响作品音乐会节目单上题字；1994年叶小钢从美国回国举办首场音乐会，父亲又主动登台致辞。多年后，他曾就此事回忆道：“作为音协主席，我是主动要上台讲话的，因为那代表了中国音协的态度。叶小钢这孩子有才华，又是音乐家的后代，我很看好他，我这个身份，需要有个态度，这对他、对那些还在海外学习的学子们都有意义，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支持鼓励他们。” 1985年，李焕之为青年作曲家叶小纲交响作品音乐会节目单题字 我很幸运能够生长在这样一个音乐家庭，父母对音乐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从小学习钢琴，并于1959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后来因为喜欢上“无线电”，而转学到汇文中学。中学还没毕业，我就成为“知青”下乡到陕北农村插队，随即又应征入伍到新疆库车当兵。1976年从部队复员，经父亲提议到中国唱片社工作，并把录音师作为一辈子的职业。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自己三年（附小两年、附中一年）的“央音”生活，虽然很多事情已经记忆模糊，但小时候开心、调皮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1956年夏，李焕之教幼子李大康弹钢琴 1961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附小学生毕业合影，第一排（坐地）右6李大康 录音艺术是电声技术和音乐艺术的结合，现在想来，我在录音工作中“上手快”，与从小打下的音乐基础有很大关系，这不仅源于家庭音乐氛围的熏陶，也与“央音”扎实的专业训练密不可分。虽然小时候没能在音乐专业上继续提高，但后来从事的录音工作，却让我与母校的缘分越结越深。我曾无数次与“央音”师生们一起合作录音，也曾在学校兼职任教。这份情缘，妙不可言。 2019年10月1日， 天安门广场国庆70周年晚会“千人交响合唱”，李大康在录音 向上滑动阅览 注释： ① 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合并组成，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干部学校，校长成仿吾。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四部。1940年10月，文艺部改为文艺学院，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及一个文工团。吕骥、鲁肃、李焕之等先后担任音乐系负责人。 ② 北方大学，1946年1月在河北邢台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聘范文澜为校长，乔羽等著名文化人士曾在该校任教。 ③ 华北大学，1948年8月24日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组建而成，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校址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校长吴玉章。该校设 “四部两院”，其中三部为文艺学院性质，由沙可夫任主任，艾青、光未然任副主任，下设工学团、文艺研究室和文工团，附设美术工厂、乐器工厂。 ④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 ⑤ 著名音乐理论家向延生曾在其撰写的《李焕之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三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艺音乐系的学员里，由学员升任为教员者，李焕之是唯一的特例。” ⑥ 1952年成立的中央歌舞团，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之一，也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的前身单位。 陈述者：李大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一级录音师。1959-1961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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