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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本信息】 【内容摘要】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仅可以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其产生与发展历程还处于社会科学基本张力和学科交融的脉络当中，社会科学的分析视野有助于理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推动前沿进展、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理论议题方面的有益成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张力主要由社会科学中理性与经验、解释与诠释、结构与能动三组关系所塑造，其学科资源涵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通过考察交易费用分析、经济史分析和政治社会效益分析方法，文化因素的作用、认知以及共有信念等理论议题，可以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语境中的方法更新和议题扩展进行跟踪与评价，从而在社会科学的整体性视域下把握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
20 世纪 70 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和美国政治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学者通过对当代美国国会运行情况的考察，认识到“制度至关重要”, 是制度而非理性破解了国会投票中的集体行动难题 , 这就促使大批理性选择理论学者转向制度分析并产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 由于理性选择路径相对广泛的问题域 , 在学习效应和选择策略中不断强化的理性对人类行为的强大驱动力，以及集体行动问题几乎遍布比较政治学中几乎所有层次的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中的主导性范式 。与优势地位不甚匹配的是 ,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发展方向与理论创新方面的挑战 , 简洁的分析模型和单一 的分析路径加剧了这一危机 , 促使相关学者在寻求改变中将目光投向社会科学领域。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尝试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s)方法 。分析性叙述由罗伯特 · 贝茨（Robert Bates)、玛格丽特 · 列维（Margaret Levi)、巴里 · 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和阿夫纳 · 格雷夫（Anver Grief)于1998年提出 , 这一方法将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常用的分析性工具与历史学中常用的叙述方式结合起来 ，不仅通过关注故事、解释和环境强调问题驱动，还促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意识到特殊案例的重要性 ,“我们的案例选择了我们，而不是相反”。 分析性叙述方法反映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开拓创新并接纳行为分析和制度研究的尝试 , 但更多更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仍在主流视域之外 , 它们能够极大地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更新和理论演进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部分研究过于强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新政治经济学渊源 , 侧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塑造作用 ；一些学者强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广泛吸收，仅仅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为政治学领域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回应 ；部分研究过于侧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基本定位，强调这种理性取向区别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取向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取向。 对现有研究进行整体性审视可以发现 ，社会科学研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重大意义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种分析能够为处于创新困境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大量学术洞见并塑造其未来走向 。在交叉学科研究意识成为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对理性选择制度主 义的考察应当突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既有视角，从社会科学的理论视域下进行综合考察并尝试为其提供可能的创新之路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文认为有必要从社会科学视野来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把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张力、学科资源和焦点议题，力图探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可能的发展前景。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张力 本文从宽泛意义上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为兼容差异化取向的松散流派，不仅包括以肯尼斯 · 谢普斯勒（Kenneth Shepsle）和温加斯特为代表的政治学关于制度的实证理论，还涵括以罗纳德 · 科斯（Ronald Coase）和奥利弗 ·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为代表的经济 学基于交易费用途径的企业理论，以及以道格拉斯 · 诺思（Douglass North）和列维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兼容多 元分析途径的理论范式 ，对它的系统考察需要在社会科学的广阔视野中进行，首先就是社会科学语境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张力。概括来看，社会科学中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施加深刻影响的基本张力，主要是理性与经验、解释与诠释、结构与能动的二元论倾向 。 第一，在社会科学关于理性与经验的争论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多延续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制度主义立场则意味着重视经验层面的现实情况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物理科学对中世纪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反思，其中理性主义主张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理论基础和知识来源，源自古希腊自然科学传统的经验主义则强调知识源于经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性取向主要在于作为其基本内核的理性选择分析模式，遵循从特定理论前提出发的演绎逻辑，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理性选择路径支撑了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研究范畴不断向外扩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 即加里 · 贝克尔（Gary Becker）所指出的“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同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可观察行为的重视从更高程度上回应了经验主义的基本诉求，内在的科学取向力图找到经验上可证伪的一般规律 。尤其是理性选择理论学者通过当代美国国会的稳定运行意识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经典模型所预测的混乱无序和循环投票并没有出现，现实中制度通过对个人行为的激励、约束 和规制作用实现了“稳定的多数”，这也是理性选择理论转向制度分析的关键所在。 对个人行为的客观考察与制度主义的现实关怀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经验取向的两个维度，流派围绕一个明确表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建立了一种新实证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对政治学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研究而言无疑是新颖的 。从一般概念出发的演绎推理和经验意义层面的制度分析不仅建构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内在张力，还为流派吸收社会科学中关于理性与经验的新进展巩固了基础。 第二，从社会科学中解释与诠释的张力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更倾向于科学解释，并在诠释政治学派的批判下开始重视人文诠释。 解释主义与诠释主义的分殊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百科全书派， 两者间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解释与人文诠释背后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解释路径的兴盛得益于埃米尔 ·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及其提倡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这一派主张社会现象 与自然现象一样能够通过普遍的因果律进行解释，明确提出社会科学应当效仿自然科学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 。与之相对，马克斯 · 书伯 （Max weber）等学者所倡导的诠释途径认为，针对社会现象的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并不存在，社会生活分析需要依赖特定和片面的观点展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秉持的理性选择路径本质上是对自然科 学研究模式的效仿，力图通过达到经验意义上的 “可证伪”而成为所谓的“科学”。 这种尝试对政治 、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解释而非人文诠释的倾向，往往通过逆向推演（ad hoc）的方式得出此前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的结论 ，反对者批评其仅仅停留在事后解释层面而难以预测未来 。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极为中肯且富有启发的批评来自涂释政治学派，他们认为理性选择路径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文化和情感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强大驱动作用，特定情况下文化与情感对行为的影 =响甚至超过了经济层面的理性选择 。对文化与情感的重视意味着个人不再是同质化、原子化的经济人，而是嵌入在特定文化情境中、具有独特情感体验的社会人 。诠释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转向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革新提供了蓝本 ，启发流派在理性选择模型中纳入文化、情感、观念、认知等诸多要素，形成兼顾解释与诠释的相对完善的分析框架 。概括来看，解释路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传统优势，诠释路径则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尝试整合的研究取向。 第三，从社会科学中结构与能动之间的论辩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定位展现鲜明的结构取向，以能动个体为中心的 分析模式则将能动路径推进到新的高度。结构与能动的张力可以简单理解为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问题，这种张力不但体现为比较政治学中制度规制性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紧张关 系，而且塑造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宏大历史、结构取向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微观视角、能动取向之间的重大差异，而建构统一 的制度理论则需要这两种取向的有机结合 。新制度主义范式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彰显浓厚的结构主义取向，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一种结构性的规制作用，“结构诱致均衡”对 “偏好诱致均衡”的革新正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揖别的关键。但与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相比，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特色在于对个体能动性的推崇，这一流派也被称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理论”。 作为理性选择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产物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长期面临结构与能动何者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即制度的结构规制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之间的张力问题 。结构限制并保障行动者理性选择的范围与选项，重塑行动者关于利益、偏好乃至理性的认知，但个体能动性仍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占据上风 。具体来看，制度创设往往是行动者意愿的体现 ，制度变迁呈现人们根据成本收益预期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层面的理性即便是有限的，仍然是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 。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取向塑造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主义立场 ，能动取向则反映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人主义分析模式，它们分别导向制度逻辑与认知分析两大发展方向。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科背景 如果不能恰当地理解过去的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那么相关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重建任务是难以完成的，没有这些知识就可能重复过去的错误 。作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制度研究交叉融合的结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了被视为交叉学科典范的新政治经济学路径，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科背景不限于此 。在政治学范式演进谱系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分析以及认知研究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多学科资源的学术平台，通过引入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相关成果，共同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交叉学科研究。 第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演化是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变革与理论融合的结果，为吸收社会科学领域的丰厚资源提供了对话基础 。20 世纪以来的政治学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再到新制度主义的范式革命，三种范式至今仍对社会科学领域施加重大影响，所催生的理论包括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存在，意味着作为三大范式整合结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吸收社会科学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就行为主义范式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了 一系列行为主义的研究假设，将可观察的个人行为视为基本的考察对象，行为是行动者固定偏好的工具性体现，行动者在对偏好的多种行为方式进行排序的基础上选择最优策略 。有观点据此认为行为主义并未从政治学中完全撤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某种意义上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当代复兴 。就理性选择理论范式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构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内核，后者往往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分析或制度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 。具有新古典经济学色彩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得以命名的缘由 ，还为其赋予实证分析和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取向 。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逻辑 ，巩固了探索制度微观基础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模式 。就新制度主义范式而言，制度的“重新发现”促使理性选择理论的一支蜕变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鲜明的能动导向转而强调结构与能动的动态平衡 。制度是界定和约束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所使用策略的规则 ，集体行动难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作用的发挥 ，并且个人的偏好内生于制度、制度重塑个人关于利益的认知 。简言之，新制度主义范式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意味着，“制度是塑造个体行为的规则的合集，但个体能够理性地回应这些规则形成的激励和制约”。 第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多学科资源的吸收重点依托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 ，产权分析和组织分析促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兼顾制度与组织两重路径，并与法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相关成果开展理论对话 。科斯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理论倾向于产权途径，主张从法律层面上设置完善的产权制度来确定所有权， 以此消除外部性来降低交易费用 。因此科斯也被视为法经济学的奠基人，这种法学与经济学相互交错的研究意识深植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脉络 。同时 ，科斯指出市场中交易费用的广泛存在促使部分交易选择在采用科层制的企业中进行，意味着控制交易费用的另一种方式在于优化组织管理，从而与注重科层制管理模式的管理学以及组织场域研究的社会学保持紧密联系 。经济学、管理学与社会学在组织议题上的持续对话促成了聚焦于组织问题的交叉学科，尤其是围绕组织中的 决策、组织中的职位、组织的结构与边界、组织中的合同关系以及复 杂性组织而展开的组织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分析和组织分析的重视强化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管理学的学术对话，新组织经济学 和新经济社会学对制度的探索同样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可行路径 。 以嵌入理论为例，卡尔 · 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 “嵌入 ”（embeddedness）意指经济嵌入在社会整体当中并且与政治密不可分，市场交易是社会生活的制度模式之一 ，主张对经济的考察应当兼顾 社会研究和政治分析；马克 ·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使用嵌入概念来形容市场中的经济活动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开创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交织的新经济社会学，并演化出个人嵌入在特定关系网络中的开创性观点 。融汇多学科资源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打破经济学的学科壁垒而成为制度研究的熔炉，明确提出在等待统一理论的过程中包容多元理论，这就从理论平台层面拓展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术资源 。概括来看，新制度经济学提升了制度议题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关于制度分析的知识洞见，并在这一过程中将交易意识、产权分析和组织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学。 第三，经济史分析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组成部分，不仅将时间思维和历史素材融入制度分析 ，还尝试在经济学的学科演化中保留历史学的位置 。经济史分析对历史学的重视首先体现为关注时间问题 ，主要包括华盛顿学派所强调的先发优势与哈佛学派所侧重的后发优势 。以诺思、列维为代表的华盛顿学派注重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把握美国保险制度和南北战争时期的经济制度 ，推动新经济史分析成为经济学中制度分析的基础性工具 。这些学者认为英国、美国、法 国成为发达国家得益于特定的制度优势较早出现并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效应下持续强化，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的先发优势；他们主张这种成功的制度根源应当并且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所效仿，因而主要从经济发达国家制度的共性出发探索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 ·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关注工业发展中落后的国家由于时间优势，不但能够在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上有选择性地发挥替代性优势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而且可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失败教训，甚至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 。诺思倡导的先发优势与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构成新经济史分析的两大分支，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时间维度考察制度议题巩固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对历史的重视几乎熔铸在经济学的学科脉络当中，有学者据此反思近年来“经济 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随着美国经济系的历史沿革中历史学家的比重持续降低，有学者主张当代经济学最大的危机在于逐渐忽视历史， 经济学很可能退化为“没有历史”的学科 。这些学者意识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引入的应当是可理解、可检验、有深度且可对话的历史，其历史分析与历史学之间的交流不应成为“聋子之间的对话”。 第四，在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史分析的基础上，作为学术热点的行为经济学促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认知议题的系列探讨，尤其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及其背后语言学的成果。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成果的不断涌现，推动政治学认识到早期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可能过于武断，并在吸收新近成果的进程中重新思考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正是批判性继承行为主义的产物 ，不仅将可观察的行为视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还延续了以经验现象为支撑的科学分析路径；正是出于对行为主义价值中立的批判，相关学者在实证方法中引入价值规范并重点考察制度对行为的规制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 的影响下催生了为政治学注入活力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同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行为分析取向和科学目标的继承，为汲取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典型的心理学成果奠定基础 。不同于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界受到的普遍批评，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它们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能够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并明确反对缺乏科学根据的研究，这种科学导向的研究意识至今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优势地位。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认知心理学将长期为其所否认的心智引入心理学，主张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由心智所调节，同时使用语言学的成果来理解人们的心智、情感与信念 。 这一 阶段的认知心理学只是将人们的行为视为特定情境的产物，情境分析的兴起则带来了以诺姆 ·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 表的语言学成果 。乔姆斯基将语言视为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强调人类在出生时并不是“一块白板”，某些认知特征尤其语言模式是与生俱来的，并注重透过语言现象探讨人类的认知规律 。这就打破了理性选择路径关于人和制度都是一块白板的理论预设 ，从认知层面对个人的理性假设和制度的观念维度进行重构，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开启的“语言学革命”更是推动了政治学中观念分析和话语制度主义的发展。得益于行为主义范式的共通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以心智、认知、信念为典型的心理学成果融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焦点议题 以社会科学的基本张力和学科资源为基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形成了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议题 ，这些焦点议题极有可能为流派开启交叉学科研究的新图景 。在社会科学丰富资源的启发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仅承袭了交易费用分析、经济史分析以及政治社会效益分析方法，还重点探索文化因素的作用 、人的认知，并将信念纳入制度的基本概念。 第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广泛借鉴社会科学中的多元分析方法， 从研究方法层面保障理性选择路径开展制度分析的视野与能力 。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交易费用分析、经济史分析以及政治社会效益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灵活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兼顾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影响因素。 其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用具备交叉研究特征的交易费用分析，将控制交易费用的基本目标与产权、组织乃至国家的经济繁荣紧密联系 。交易费用理论主张，产权设置与组织建设的目标在于降低交易活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这一共同诉求将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所关注的制度安排以及经济学 、社会学和管理学所关注的组织管理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在交易费用分析语境中，抑制交易费用的根本方式是作为权威主体的国家设置清晰的产权制度，通过确定所有权、消除外部性来保障个人的利益 。诺思明确指出，以国家的形式设置并维 护产权是减少交易费用最权威的方式，产权制度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其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效率的高低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对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与社会 组织的分析则揭示了彼此的共性。曼瑟 · 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 个人层面的产权问题关乎国家的经济繁荣，国家兴衰的关键则在于是否具备清晰的产权制度，是否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关于交易费用的组织分析路径 ，威廉姆森认为对科层制组织的理解应当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展开，内部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决定了组织在市场中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从而决定组织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交易费用乃至生产成本 。交易费用分析不仅将经济市场中的交易思维带入政治和社会分析，还构建了从个人产权到组织建设、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逻辑链条，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标志性的制度分析进路。 其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侧重使用经济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在供应论证材料、强化理论逻辑的过程中兼容社会科学中 的多元因素 。从历史分析在社会科学中的演进谱系来看，美国社会科 学的兴起导致了历史分析的暂时 “中断”，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巴林顿 · 摩尔（Barrington Moore）提倡的比较历史分析开启历史取向的复兴。历史取向的复兴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紧密联系，增强了结构要素在制度分析中的影响力。就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历史分析不但展现了具体制度的演化历程与动态轨迹，而 且描绘了关于未来的相对全面的制度演化图景，这一动态图景通过融合多学科视角而在与计量经济学的较量中脱颖而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强调，他们对历史的重视并不是在重建过去，而是在人们的心智层面构建关于过去的故事。正如查尔斯 · 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没有历史的社会学就像是好莱坞道具，有着宏大的布景甚至是绝美的景象，但这些景象背后空空如也，既没有内容也没有人物”，这 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理论的建构不应是空洞无物的，历史材料不仅在此意义上发挥支撑性材料和说理性工具的作用，还能够为检验模型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点 。经济史分析通过“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供应制度分析的重要起点与佐证材料，有助于历史层面的典型案例和结构取向及其背后的多元要素进入理性选择模型。当前的突破点在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需要在经济史和制度史的既有优势之上实现与其他学科的融汇贯通，并通过对历史研究的系统学习弱化人工裁剪的痕迹。 其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重视政治社会效益分析，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增强了制度研究的政治与社会分析意识 。作为扎根于政治学的关键性分析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并非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者 ，而是在分析过程中兼顾行为和制度的政治影响与社会效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交叉学科研究和情境分析的综合影响 。贝荧在考察热带非洲国家的农业政策时发现，统治集团并未采用那些经济上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策，而是在保证政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谋求统治集团的私利，这就意味着特定情况下政治结果与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经济利益 。同时贝荧提醒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政策逆转了市场的正常运转，还应当将关 于具体国家的考察置于特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这将进一步增强政治因素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谢普斯勒关注政治人物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目标，一方面政治人物任职期间的行为受到民众偏好 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注重政策的社会影响来实现选举目标，因此对政治人物的分析需要充分考虑道德风险和隐蔽问题 。格雷夫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视角分析中世纪后期以来中西之间的大分流，着重从有效率的市场和有利于经济的政治发展两个维度进行把握，形成了整合理性选择立场和社会科学视野的制度性解释 。更为影响深远的是，格雷夫的研究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未来，即以理性选择路径为基础融合社会 科学的多元取向，形成一种新的关于理性选择的制度逻辑的分析进路。 第二，凭借多元分析方法的强大支撑和缓解内在张力的驱动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文化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关于制度研究中的文化因素、认知的形成机制与制度概念的多层次探讨。广义上的文化议题涵括社会科学中除理性与结构之外的众多关键要素，呈现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接纳社会科学广泛资源的诸多努力。 其一，在解释与诠释的持续性张力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日益关注文化因素在制度分析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顺应社会科学研究 中文化转向的重要表现 。文化作为社会科学中极具包容性和争议性的概念，揭示了人类复杂行为背后多元化的影响因素，这就要求理性 选择制度主义对文化、理性与情感因素进行必要的整合 。文化是一种 用来组织世界、定位自我与他人的架构，既可以使行动具有意义并将 集体身份与政治行动相联系，又能够为制度研究的利益分析提供基础 。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理性主义路径的单一变量分析尤其需要文化主义路径的补充作用，有助于放宽对一般理论和普遍规律的盲目追求，并强调案例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特殊性以及个人与集体的特定政治意义 。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偏向文化路径 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被视为理性选择路径核心概念的 “理性”需要根 据特定背景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定义 ，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策 略同样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简言之，“何为理性”这一命题 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理解，手段与目的的合理性同样需要 根据具体情境来定义。这就从根本上重构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提升了特殊案例与具体情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助于理解西方“集体行动的逻辑”与“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的分殊 。作为 社会科学中最宽泛的概念之一，文化包含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传统习俗、地理风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律规范、精神图腾等诸多内容，涉及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 ，关注文化路径正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解释途径转向诠释路径的关键契机。 其二，在理性与经验的持续性张力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通过探索认知议题来缓和这种张力，其中认知议题汇集了行为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脑科学的突出成果 。理性与经验的对立关系部分在于对知识来源问题的争议 ，认知研究搁置关于知识来源的纠纷而主张知识转化过程的影响更为显著 ，着重考察外界输入的信息在人脑中进行加工转化为内在心理活动的认知过程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研究，这种研究意识与行为科学的复兴促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注重认知问题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认知的关注首先在于承认一个基本事实 ， 即人们的行为选择受到认知的重大影响，而认知的形成及其局限仍是有待探索 的关键领域 。赫伯特 · 西蒙（Hebert Simon）提出认知科学的主要兴趣和目的在于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 ，引导生理活动和信息加工过程的更高层次正是思维活动，亦即人们的认知引导着复杂的人类行为。近年来获得诸多关注的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的心理学 、语言学成果更新了认知研究，促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识到个人的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和有限自控，并为这些观点提供了颇具解释力的生活实例以 及可重复的心理学和脑科学实验 。认知研究推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视人们如何在大脑中形成特定的偏好和决策，持续关注人脑的运作机制及其引导下的行为倾向。其中利他偏好作为社会规范内化的产物根植于人们的认知过程，其所推动的合作行为有助于克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语境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认知研究蕴含以行为主义为基本内核的经验研究意识和科学分析方法，有助于增强理论创新的问题意识并开拓行为分析的学科视野。 其三，为了平衡结构与能动之间的张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尝试 从制度的基本概念层面融入信念因素，表现为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涵括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信念作为经济学中较为常见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或在博奕中对其他博奕对象行为的主观猜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文化取向的共有信念纳入制度的基本概念，从概念层面重塑制度并将文化属性的信念视为流派的核心议题之一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指出，当前主流的制度观忽视了人们头脑中真正发挥引导作用的信念，仅仅将制度视为博奕的参与者、特定的博奕规则或自我实施的制度均衡；他主张共有信念实际上是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维持系统，以人们的意会理解或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的形式发挥协调博弈参与人信念的作用。格雷夫更是直接将信念因素纳入制度的范畴，明确主张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共同构成且彼此相互联系的系统，这一系统能够保障、引导乃至激励形式各异的交易活动。在共有信念的基础上，社会中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系统产生了共有认知（shared cognition），在提供信息和协调行为的过程中指明合乎道德且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 。文化路径涵括了信念与认知及其背后的社会道德议题 ，跻身制度范畴的文化因素不再只是发挥次要性和补充性作用，而是重构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包容性也为其他要素进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视域预留了理论空间。
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融合历史取向与案例分析的分析性叙述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主要倡导者的贝茨也不得不承认，对他而言很难判断分析性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但贝茨同时指出，更大的项目仍在启动阶段，年轻学者将继续尝试将理论与观察相结合、逻辑上强有力且经验上可验证的解释方式 。社会科学的基本张力与学科资源及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更迭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推动作用，为社会科学视域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未来开启了一种可能的创新视域 。这种创新的重心在于处理好理性选择分析模式与社会科学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在顺应社会科学整体趋势的过程中探索理性、结构与文化融合背景下个人视角的制度逻辑。 第一，针对相对单一 的研究路径与多样化资源之间的张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应当放宽较为严格的分析框架，探索对社会科学资源的适度整合 。这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接纳社会科学资源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有利于稳步推进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之路。 其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是否引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受社会科学多元理论的问题，拒斥意味着制度分析难度的降低与问题意识的弱化，过度引入则可能导致诸多要素的无序涌入而削弱流派的认同意识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长期被视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导性范式，但实际上学界自觉划入这一阵营的学者少之又少，在流派的身份认同亟需加强之际吸收社会科学的多元理论，可能会削弱流派的基本特色乃至侵蚀流派生存发展的根基 。对文化和情感因素的排斥则过度简化了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的复杂性，忽视了案例本身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历史背景与文化底蕴构成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的心智模式乃至群体记忆由社会和文化 结构共同决定 。从流派演化的基本诉求、比较政治学的整合趋势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既有框架内融入多元理论势在必行 。在此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需要处理对社会科学资源的吸收程度问题，即应当注意强化流派认同、保持理论创新与汲取各式资源的动态平衡。举例而言，认知科学的兴起更新了相关研究对人类决策机制的认识，但尚且缺少系统性的替代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仍需思考如何实现有限理性对理性选择模式的有效补充。 其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坚持演绎逻辑与转向情境分析的两难选择，前者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长期以来的研究特色，后者则综合回应了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体趋势 。经典的批评认为理性选择路径的问题主要在于方法论上的病症，根源于其坚持 “若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的演绎逻辑，“涉及假定概念的方式，假定转换成可检验命题的方法，以及进行检验时对经验结果的解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遭遇的发展危机已经促使其转向情境分析，突出表现为将偏好的形成置于特定情境当中 。近年来新制度主义 理论普遍主张偏好受到认知、情境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理性选择制 度主义基本认可特定历史情境中关于偏好的可信逻辑，并考察给定 的制度环境如何在时间流变中限制和塑造偏好的内容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演绎逻辑到情境分析的转向中实现理论驱动到问题驱动的转换，并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真问题”。社会科学能够赋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丰富的理论宝库，但无法指明具体的前进方向，同时情境分析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 第二，在直面现有问题的基础上，丰厚的社会科学资源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是顺应社会科学的整体趋势，以及在实现理性、文化与结构有机整合的基础上探索个人层面的制度逻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更新需要回应社会科学的总体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探寻个人视角下理性选择的制度逻辑。 其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演化更新首先在于回应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尤其是从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推进文化转向、历史转向和认知转向。如前所述，文化转向、历史转向与认知转向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现有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三大趋势相互交织并不断催生更具活力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近年来引发热议的“历史的自然实验”分析法 。历史的自然实验方法明确采用多学科的历史案例来探索自然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涵括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议题，但其核心分析路径仍在于政治学视域中的理性选择模式，并通过与历史情境、文化传统、结构规制等的紧密配合探寻案例细节 。理论更迭中最受关注的是认知科学带来的新变化，认知革命打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一块白板”出发的研究模式，充分肯定物质世界的基础性 、心智反应的先天性以及有限计划下行为的无限性。更重要的是，认知科学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带来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新兴方法，更新了关于人、人脑以及人的行为机制的系列研究，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其二，为了探索制度逻辑与理论整合的统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在寻求理性 、结构与文化取向整合的基础上探寻个人维度的制度逻辑 。近年来比较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呈现出宏观、中观与微观相整合的总体趋势，个人主义导向的微观视角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普遍认可，这正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创新的精髓所在 。引申来看，比较政治学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往往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对应，并与比较政治学中的文化、结构、理性三种取向紧密联系 。新制度主义理论、比较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对微观视角基础性地位的认可 ，意味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在统一 的制度理论中发挥关键作用，重点是个人主义视角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逻辑 。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整合多元取向的同时仍需彰显流派的核心特征，其创新之路可能在于简化理性选择路径的制度逻辑，考察理性规制、制度约束以及文化诱导下个人的行动逻辑。制度主义很可能只是一种比较性框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优势在于对个人行为选择的考察紧紧围绕文化、结构与过程的互动展开，从而有效回应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敏感性，由此探索现实情境与复杂情况下个人选择与集体行动的制度逻辑 。
五、结论 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审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促使后者进一步认识到多元化研究取向对理性选择路径的重大补充作用。从流派的演化历程来看，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贯穿理性 选择制度主义的演化历程，涵括理论的兴起根源、焦点议题与未来前景。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积极寻求突破的当下，以文化主义路径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兼容差异化的研究取向和分析要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供了考察复杂性与多样性 、简化制度逻辑并实现理论整合的契机 。总体而言，社会科学视野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变革提供了一种极富生机的可能，这对理性选择主义而言或许不是最佳的创新之路，但至少为打破当前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
作者：马雪松 吴健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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