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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书过程视角看《红楼梦》与大运河的关系 甄道元 一、大运河所指 运河有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层面；另一是人工开凿的河道与自然水道相连的层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至扬州段、镇江至杭州段，均属于大运河水域。见图1。
图1.大运河所指 二、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关系密切，曹家与大运河关系密切。但《红楼梦》与大运河是有限度的关系：《红楼梦》与金陵至扬州段、扬州至杭州段关系密切，而与扬州至北京段的关系并不密切（见图2）。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扬州至北京段与《红楼梦》相关的文字。换言之，金陵-瓜州渡口-扬州，扬州-瓜州渡口-京口-毗陵驿-苏州-杭州航段，是与《红楼梦》关系密切的航段，甚至金陵还可向西、向东延伸，杭州还可向浙东段延伸。 之所以扬州至北京段与《红楼梦》关系不密切，是因为在成书过程中，在《红楼梦》成书的素材时期，便没有这段运河的故事，是段空白，而且成书中未有增补。
图2.曹家、《红楼梦》、大运河之间的关系 三、《红楼梦》成书过程三阶段 笔者认为，曹雪芹以曹家事为素材，一张白纸，平地起高楼，起草于北京的成书“一人说”，仍不是最理想的假说，与正文、批语和史料的冲突较重；而成书过程三阶段假说，能减少与正文、批语和史料中的矛盾冲突。并认为，文学性语句因其理解上不具有唯一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故而不适合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选择那些理解上不易产生歧义的领域作为本研究的对象，诸如空间、方位、距离、行走路线，时间、日期、生日、时序、年龄、序齿，奴籍、婚姻、生死、数量、器物、人物关系等领域，作为研究的突破口。 研究以成书“一人说”为假定的前提，来对正文和批语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正文和批语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成书的“一人说”，而存在着“两层皮”的状况。也即，既有新构思的主体性文字，也有“上一稿”的遗痕；而当我们站在“上一稿”这一层面上来思考问题时，发现此也非原初起草之时的面貌，还存在着“再上一稿”。为了表述上的便利，我们将“再上一稿”称之谓“素材”；将“上一稿”称之谓“底稿”；而将曹雪芹的新构思称之谓“增删稿”。 研究采取倒推的方式，推测“上一稿”的概貌。认为，《红楼梦》的成书存在着主题上质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素材”时期；第二阶段即“底稿”时期，第三阶段即“增删稿”时期。见图3。
图3.成书过程三阶段 1、成书过程三阶段 第一阶段：江浙吴语素材时期。这个阶段，在地域上，是个江浙范围内的故事。书中人物的原籍多在苏杭，而寄居地是古都金陵，活动范围以江浙为主。在视野上，比较狭窄，关注的主要是家族范围内。在文化上，是个封建汉文化，江南吴语的话语体系。在题材上，写的是个淫乱、败家的一种泛泛常见的消遣读物；宝玉是个“大宝玉”，〚独出〛〚没个亲兄弟亲姊妹〛，执掌家业并负有家业衰败之责，谓〚箕裘颓堕皆荣玉〛。在主题和意义上，大致推测是个淫乱、败家“自传式”的忏悔录，只具相对单一的警诫、教化意义。胡适、周汝昌之所以能捕捉到“自传”的影子，并非空穴来风，而只不过以偏概全罢了。 这个阶段已有了较好的文字基础，花草树木、服饰摆设、饮食医案，甚至诗词、楹联、谜语、酒令等，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石头记》时期。第一阶段的素材是何人所为，是否名作《石头记》或《金玉缘》，已无从知晓。但到第二阶段，其名应是《石头记》，并出现了多人改写和更名，形成了诸多分支。《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以及仍沿用旧名《石头记》的本子，甚至还会有我们不知其名而消失的本子，当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存在。第二阶段继承了第一阶段的题材和衣钵。仍是个封建汉家文化，但有三个突出的变化： 其一，在空间上，由江浙拓展到了长安，增加了长安元素。这个时期的“长安”，是实意上的京都。 其二，在视野上，不再局限于家族之事，而是放眼家国。读出来的贾家寄居的京都之地，不再是古都金陵而是西京长安。 其三，在主题上，在继承素材原有的淫乱、家败之自我忏悔之主题外，还增加了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映射了时政，关涉了朝廷，带有了时代性的政治色彩。排满文字和碍语，当是这个时期增加上去的。弘旿所不敢看者，当是指这个时期的文字。弘旿所言的“非传世小说”，当是私下秘传而非公开的小说，而非周先生所言的新出现的小说。蔡元培、潘重规等先生所捕捉到的，当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这个时期文字之影子。 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是何人所为，裕瑞、程伟元均言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笔者猜测，应是民族主义者，也因主题和碍语而极力隐去了自己。这个时期当有着一吐为快的土壤和改动的动力。而充满着争议和遐想的张友士之文，其“春分”与可卿之死未能关联呼应，也应是这个时期添加出现的衔接问题。〚耶律〛〚雄奴〛之文、狗儿之〚板儿〛〚青儿〛，以及带有“戏”之寓意的梨香院和“雪”家左右总不离东北，连刘姥姥拉屎也要到〚东北上〛，怀疑也是这个时期的文字。 “三大脂本”中的众多批语，应是这个时期批出的，所批针对的是《石头记》。且大部分是位初评者所批而不似脂砚斋所批，或者是曹雪芹刚刚由《风月宝鉴》（归根结底是《石头记》）改写为增删稿之初时期的脂砚斋评批，而非针对曹雪芹的增删稿《金陵十二钗》。 第二阶段对第一阶段的素材，既有继承，也有删改。一如【回回写药方】之批，则反映出那位初评者对第二阶段删除了素材中的药方医案，所注上的一笔。又如四大家族的房分之批，也是那位初评者针对第二阶段删除了素材中房分，而以批注格式补出了素材之文。 第三阶段：曹雪芹的增删稿时期。曹雪芹应是在第二阶段的分支之一《风月宝鉴》的基础上，着手增删改写的。其应如裕瑞所言“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这一阶段的突出变化是： 其一，继承并增删了第二阶段的文字，揉进了曹家之事，向着曹家贴靠了。〚独他家接驾四次〛，史上也只有曹家才有接驾四次，而其素材也未必是“四次”。旧文字的一番人，曹雪芹新增素材的一番人，两番人作了一番人，这便不再是“自传式”而是“自传性”了。 其二，增加了北京元素。其〚鼓楼西大街〛〚花枝巷〛〚兴隆街〛〚恒舒典〛等，这些北京元素应是这个时期追加的，使用或替换上了身边熟知的街道、店铺，以实现可读性和真实感更强的追求。乌进孝的年货，其活鹿、獐子、狍子、熊掌等，是个东北特产的清单。其〚鲟鳇鱼〛等，在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运输条件下，既不可能运往江南，也不可能运往长安，其只能运到北京。这些文字，能够佐证这一阶段是在北京完成的，但并非意味着这等故事是在北京曹家真实发生的。〚林姑娘离家二三千里地远〛等，可以确定绝非第一阶段的素材之文，而应是第三阶段的改写之文。第67回繁版的袭人沁芳桥遇见秋爽斋的素云给稻香村的李纨送园内河中新采的东西，素云道〚这是我们奶奶给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鸡头〛文字，到了程本等简版中，则删除了此段。此处的文字，不但行走路线与增删稿不合（实质上是大观园的结构布局与增删稿不同），而且删掉“鸡头”“菱角”后才更合北京之状况。 其三，在地域上，由第二阶段的原籍苏杭、寄居地长安，改为了原籍金陵、寄居地隐指北京，并名《金陵十二钗》。由第二阶段实意上的长安，变为了泛泛虚指的京都。换言之，整个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原籍苏杭、寄居地金陵，到原籍苏杭、寄居地长安，又到原籍金陵、寄居地暗指北京的过程。而且，在第二、第三阶段交接之时，存在着过渡的痕迹。换言之，并非干净利索一次到位，而是不断调整构思的状况。 其四，在家败的责任上，由承担着家业衰败之责的“大宝玉”，即箕裘颓堕〚皆荣玉〛，改写为箕裘颓堕〚皆从敬〛，贾敬成了贾家衰败的替罪羊，此乃向着曹家事上贴靠的结果。因不足13岁的娃娃，既不可能执掌家业，也担负不起“呼喇喇大厦倾”之责。其无论是头悬梁锥刺股刻苦攻读，还是整日泡在女儿队里，均与家败、抄没无关。 其五，在文化上，将封制建汉文化浓重的故事，改写为了奴仆制满旗文化之故事。 其六，在结局上，进行了重设。由一个逆来顺受、步步溃守的【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白首双星〛的俗界结局，替换为了更为悲壮的【悬崖撒手】的绝望之出世结局，艺术上实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和提升。史料上所记的端方本、三六桥本有可能是被改掉的第二阶段的文字。第1回〚待时飞〛正文及其批语、第3回〚贫穷难耐凄凉〛的正文、第3回雨村上任处【因宝钗故及之】的批语等，应是第二阶段的文字和针对第二阶段文字所批。 其七，在主题上，滤掉第二阶段添加的不合时宜的碍语和民族主题，将弘旿所不敢看的私下秘传之“非传世小说”删改成了可以公开竟相传抄、可以庙市公开买卖，乾隆也“阅而然之”的公开读物；净化性事而升华为了情事，成为了一部高雅的艺术；追加了文化反思和个体命运反思主题。其通过对儒、释、道、法、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之时新生的实用主义逐一地否定，对民族文化的出路和个体命运进行反思，构成了一部“末世”文化的孤鸿、哀鸣与绝望的更大之悲剧性作品。如若站在关注文化和“人”的命运层面上，回头再看关注家业的兴衰、到关注民族争斗，则明显是狭隘的，而拓展为关注文化和“人”的命运、具有推动社会前行的意义，才是成为名著最根本之所在。家败、厌学、无为、出家、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百科全书等，已不再是曹雪芹的增删稿所弘扬的主题，而只能是载体，也难以与文化和“人”相比拟。 其八，增删改写中，对人物进行着整合归并，情节进行着改写。以往，我们总是在为曹雪芹撰写了九百多个人物而骄傲，但研究发现，曹雪芹并不是要写这么多人物，而是在进行着多素材的整合和人物间的归并。将次要人物的戏份转移到重点人物身上，减少人物数量、复杂人物关系，使典型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清晰，这也是多素材纂撰中，提升作品艺术性的正序和需要。这当中，珍珠与蕊珠、鲍二与无名氏等组人物的整合是十分成功的；但王氏兄弟、多浑虫与吴贵、彩云与彩霞、晴雯与檀云等多组人物的整合，并不是成功的；还有的人物是该整合而未予整合的，如佳慧与坠儿连批者都能混淆，何况读者。 其九，在故事情节的改动上，有着诸多的妙笔，比如将由蕊珠更名为袭人，改写为由珍珠更名袭人所牵带出的故事，则是巧妙地将具有特殊寓意的〚珍珠〛与〚鱼眼睛〛联结了起来，成功实现了对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袭人的完美刻画。这一改动，不但自然而然，而且浮想联翩，寓意深刻。所鞭笞的〚鱼眼睛〛与宝玉伸张的天然、自然、坦诚、无面纱、无功利，〚无事忙〛于化解人们之间的隔阂之〚一生事业〛，这一贬一扬，更为鲜明。这一改动不但是成功的，而且是绝妙的。至于第3回程乙本等留下的〚蕊珠〛之文，并非曹雪芹没有完成改动，而是抄手的混抄杂合之故，也即程乙本的第3回〚蕊珠〛之旧文被抄手窜抄进了第三阶段的曹雪芹之增删稿中，而且此旧文应是第二阶段继承下的第一阶段素材之文。至于第28回〚结双蕊〛，作为诗句、楹联、谜语、酒令等这些难以更改之处，也就勉为其难了。也正因为这些谜语、酒令、诔文等不易改动，才留下了诸多可供研究的痕迹。比如，虽然意欲要净化为〚情解石榴裙〛，但酒令中的〚三曹对案〛因不便更改，其痕迹便就很重。还有旧文中的一些美文，因与主题无关而痛下决心删除了，如第25回薛蟠〚酥倒〛之文；如第69回为凤姐方便地摆布尤二姐，而支开贾珍的扶柩回南之文，因不合新构思中的时空逻辑，最终也删除了；但也有些不合理之旧文，因是美文而保留了下来，如雨村的〚待时飞〛诗句。还如〚风刀霜剑严相逼〛之美文，虽被保留了下来，但我们并看不到了书中之实，此应是旧文中黛钗前后脚进府的文字里，黛玉所面临的处境。而到了增删稿中，黛玉已改写为贾母的掌上明珠。再如〚腹内原来草莽〛〚贫穷难耐凄凉〛等，也是与当前文字不合之文。〚贫穷难耐凄凉〛显然是与【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之类相合的文字。增删稿中的宝玉，其形象进行了大跨度的重新刻画，其已不过是厌恶科举仕途、不屑末世的风俗文化、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撕去道貌岸然的面纱，而非〚腹内原来草莽〛之人。而〚腹内原来草莽〛〚贫穷难耐凄凉〛这类不合理之处，均因曹雪芹泪尽而逝，未来得及尽善尽美。 2、成书过程中文字演变的例举 其一，时空领域。第3回出月初二黛玉、雨村〚登舟〛进京，入府之时是个〚残冬〛，而冬季的京津冀地区冰封尺厚，且运河北段也在清理河道，张家湾不存在登舟的条件，多年北京生活的曹雪芹，其起笔不当起草一个冬季登舟。 同样，第12回〚这年冬底〛黛玉、雨村〚登舟〛回扬州，曹雪芹也不当起笔便起草一个冬底登舟。 第12回昭儿随同贾琏回扬州，第14回来取大毛衣服，再带着大毛衣服送到贾琏手上，这便是三个单程。若依是从北京到江南，三个单程则需三个月的时光，贾琏得到大毛衣服则已是春暖花开，失去了意义。换言之，其出发地不似是北京，而应是南方不结冰、距离不过三五日的故事。至于其言〚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了〛，则更显露出距离不是江南至北京。 再如张华逃跑，其从京城〚第三日〛便能到达〚京口〛即镇江。如若从北京逃跑，其可向张家口、承德、唐山、沧州、保定、太原、大同等，四面八方各个方向出逃，旺儿何能在短时间内锁定京口镇江？旺儿既然能够锁定，表明张华的出逃具有可预见性。而可预见性的主要判别元素，应是距离较短且有主要干道。张华从金陵顺江而下至镇江，情理上要比北京出发，更容易被旺儿锁定。换言之，张华的出逃、昭儿的来回等，均应是三五天的行程，而且是长江流域。如此，才能解释黛玉、雨村、贾琏冬季〚登舟〛而不结冰，昭儿取大毛衣服才有意义。而贾琏〚冬底〛应是穿得最厚的时节，由北京到扬州要取大毛衣服，从纬度上讲难以合乎情理。 又如第69回贾珍扶柩回南安葬贾敬，且不言不带可卿棺椁，也不言冬底是否走水路，仅就〚腊月十二〛出发而言，至除夕只有18天的时间，棺椁和同行仆人不可能在路上过年，否则当更换下一个黄道吉日。这也表明单程不会超过9天，再扣去中间下葬的仪式，以及送葬并非急急忙忙处理一件事情，而应是脚步沉重、缓慢的因素，其行程也应在五六天上下。 若再分析第66回等空间领域，柳湘莲与薛蟠〚一路进京〛，从薛蟠带回的土仪来看，薛蟠是从苏杭而来。若依“一人说”，则无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应是一路向北进北京。但书中言至前方〚岔口〛二人分手，柳湘莲要〚往南二百里〛去探望姑妈。“往南”这便是返回，此便不合情理。而且返回也不需要〚岔口〛。换言之，这不是由南往北之文，而应逆时针旋转90度，是由苏杭西行到西京长安的文字，二人相伴一段路程后，至岔路口分手，柳湘莲〚往南二百里〛，如此才能成立。 不再例举，这应是一个江浙范围内的素材。从贾政安葬贾母要经过〚毗陵驿〛以及〚本贯姑苏〛之处批出【十二钗正出之地】等处来看，其流露出的“上一稿”遗痕，原籍并非金陵南京，而应在苏杭一带。笔者认为，民族主义者将寄居地由金陵改写为长安，曹雪芹改写为隐指北京，犹似遥遥地下了一个围棋子，但从原素材江浙到长安，这中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故事，几乎是文字空白；而从原素材江浙到北京，这中间至今未也发现实质性的文字，而是空白之文（见图4）。此犹如第3回的素材是黛玉〚十三岁〛进京（己卯、杨藏本），而曹雪芹为了宝黛爱情的前缘性、历史性、悲剧性之改写目的，在第2回〚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处，一笔改为“年方五岁”，成为6岁的样子进府，但第3回的正文，其一招一式，言谈举止，其心机、心智的成熟度却不似6岁的娃娃，而仍是十几岁的样子。对惜春的描写是〚身量未足〛，而黛玉6岁之时的惜春，应不足3岁，因惜春比贾兰还小。惜春用“身量未足”其意是迎、探之身量已足，至少也要七七八八。然探春也小于6岁的黛玉，且古时是虚岁，这等文字显然是己杨本中黛玉13岁进京的素材旧文，而非5周岁的新构思。换言之，只更改了表文，字里行间之文并未随之变更。而运河扬州至北京段，同样只是在北京点下了棋子，但并未在扬州至北京段之间，增补实质性内文，而仍是原素材中这一段是没有故事的空白。
图4.素材与改写示意图 其二，文化领域。若将所有的本子整理在一起，能够反映出一种文化的演变过程。一如庚辰等本中的奴才在主子面前的自称，几乎均是〚小的〛或〚小弟〛。到程乙本等才基本完成了文化上的转变，即仆人在主子面前自称“奴才”，删去了封建汉文化的“小的”。但这种转换并不是彻底的，程乙本也仍有两处漏网之鱼。这两处漏网之鱼也不排除曹雪芹已经完成了文化上的转换，而因混抄杂合又窜抄进来了早期文字的“小的”。见表1。 表1.奴才在主子面前自称“小的”处，诸本的表现
再如薛蟠要远行的随行之人，诸本至第48回已经完成了“主仆”文化的改写，谓〚主仆一共六人〛。但是，到第67、79回薛蟠回京之后，则仍是封建“雇佣”文化下的文字，尚未彻底实现由封建制向奴仆制的文化转变，留下了〚伙计们〛〚外客〛〚吃工食劳金的〛〚老朝奉〛等封建雇佣文化下的旧文痕迹。这好似在表明，曹雪芹改了一部分章回，另一部分章回还未来得及改写，且是发现一处更改一处，并非是齐头并进“地毯式”的，如“小的”与“奴才”的更改已经更改到了第67回，而“伙计”与“主仆”却未更改到第67回。 又如第21回，家奴多浑虫，抄本中是〚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个媳妇〛，这显然是封建文化下的文字。满旗文化的贾府，林之孝开出的名单是〚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满旗文化下，奴才的婚配是如牲畜一样由主子指配的。除非主子开恩，不可能自家自主婚姻。抄本中“自小父母替他”显然是封建文化，是曹雪芹增删改写前的文字。而到了程本，调整为〚他父母给他娶了一个媳妇〛，删除了“自小”之类的文字，这便可以解释为主子开恩，变为了可成立之文。 其三，批语领域。从批语角度来看，并不支持“一人说”。 一如第74回贾琏借当处，【庚夹：前文云“一箱子”，若私自拿出，贾母岂睡梦中之人矣！盖此等事作者曾经，批者曾经，实系一写往事，非特造出，故弄新笔，究竟不记不神也。】此非评书中文字，也即并非艺术，而是评书外之事，是“实系一写往事”。批中“作者曾经，批者曾经”之“作者”二字，倘若指曹雪芹，曹雪芹孩童之时从长辈那里偷出诸如手镯、耳环之类的一两件东西，去当铺当了用于自己消遣，不无可能。但是这里的背景是“一箱子”，是持家闯不过之时，且是能够得到主子、丫鬟的理解，是在情在理的挪用，非偷鸡摸狗之事。换言之，批中“作者曾经”是执掌家业背景下的，即“大宝玉”背景下的，是在执掌家业，且撑不过去之时，从长辈那里偷偷挪用珠宝抵押。但是，13岁之前南京时期的曹雪芹并不曾持家，也不会存在13岁之前的曹雪芹因执掌家业而在撑不过去之时，从长辈那里偷偷挪用珠宝抵押；而13岁抄家之后北京时期的曹雪芹，其长辈也不再有成箱的可以去当铺抵押之物，成箱之物也与隋赫德所奏不符。这个“实系一写往事”应是个“大宝玉”的故事，是第28回所言宝玉〚独出〛的大宝玉、第5回〚皆荣玉〛之故事。批中的“作者”，批的是旧文的捉笔者。而若置于曹雪芹身上，便不能成立。 一如第48回薛蟠要独自闯荡远行处，【庚夹：作书者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来人深思默戒。脂砚斋。】此批成立的条件是，作者与批者都经历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背景下的远行；又经历过独自一人，无“助兴”无“倚仗”背景下的远行。没有这两种对比，此批便不能成立。倘若仅为后者，那便是一般普通人家的状况，便无必要作批。然13之前南京时期的曹雪芹或许前呼后拥，但不会有独自外出远行；而13岁之后北京时期的曹雪芹，或许存在独自外出闯荡，但不会再有众星捧月，仆人已易主。批中的“作书者”，当指旧文的捉笔者。同样，若置于曹雪芹身上，便不能成立。 一如第21回四儿处，【庚蒙戚夹批：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这也是条写实的批语，“一生为此所误”者，无疑是指书作者。但13岁之后北京时期的曹雪芹，家仆易主，其不再具有四儿之类侍奉的这等条件。而若指13岁之前南京时期的曹雪芹，则只能从两个层面来思考：一是心理层面，因恋情的挫折而消沉，从此一生萎靡不振，但是不言可卿、黛玉、晴雯等影响其一生，却言连晴雯、袭人都不及的二等丫鬟四儿影响了一生，于理不通；二是行为层面的，这是那个〚独出〛的、〚一技无成〛的、整日泡在女人队里、负有家业衰败之责的大宝玉，即旧文箕裘颓堕〚皆荣玉〛之捉笔者，其把大把时光浪费在了女人堆里，唯此才是合理的解释。换言之，所批并非曹雪芹。 一如第21回袭人箴宝玉处的【庚侧：亦是囫囵语，却从有生以来肺腑中出，千斤重。】从“肺腑中出”无疑是指书作者。批意，写出这句，是作者有生以来的感慨。所劝，字字重千斤。若当初听了其劝，便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故“从有生以来肺腑中出”，即一生的悔恨是未听人劝。换言之，追悔莫及、憋在肚子里的一生肺腑之言，是未听规劝，一直沉迷于女色之中，才导致了目前的状况和终生的遗憾。但若分析导致这种状况的，是指13岁之前南京时期的曹雪芹不听劝而导致了〚呼喇喇大厦倾〛，一个不足13岁的娃娃担不起这个责任；而若指13岁之后北京时期曹雪芹仍不听劝诫，家仆易主，其身边已不再有袭人等这样的丫鬟。换言之，这仍是针对旧文〚皆荣玉〛时期的大宝玉所批。 其他领域，比如人物关系领域、避讳领域等，不再例举，也不能支持“一人说”。从某一角度上思考，曹雪芹的增删改写，也似是在“收拢”。这个“收拢”既不是回到素材，也不是指向中庸，而是摒弃那些极端、偏激的文字，如滤掉第二阶段的民族主题和碍语；如净化掉第二阶段继承下来的第一阶段中的那些性事而升华为情事。对于一些文字，俞平伯似有感知。比如〚耶律〛〚雄奴〛之文，俞先生认为是“恶语”。他在发问：曹雪芹为什么会写这等恶语？也怀疑，若非曹雪芹便是曹雪芹之后的人改动。但这等文字并非一回、一处，而是成为一种系统，渗透在了本子之中。换言之，并非一种简单的改动。俞先生犹如是在面对一个数轴，将曹雪芹视作了数轴上的“0”点位置，右边的+1、+2、+3……视作了后人，但并未向数轴上“0”点的左侧-1、-2、-3……方向思考。周汝昌也感知到了这类极端问题，但他认为是“御用文人”删改了曹雪芹的原文，并认为是和珅组织高鹗等具体操办的。看来，这些前辈都发现了一些客观存在的现象，只是在归因上未继续走下去。 笔者更认为，前人的研究是捕捉到了东西的，包括胡适、周汝昌的“自传”观点，蔡元培、潘重规的“排满”观点等，但把捕捉到的东西，又放大了，放大至通部，未意识到“过程”，未意识到所捕捉到的仅是某一时期的产物。笔者还认为，保留下来的史料，如裕瑞所言、程伟元所言等，也应至于某种情境之下。笔者还认为，所记载过的诸如端方本、三六桥本等，未必都是后人作伪，而应是成书某个过程中的文字，不排除是曹雪芹以〚悬崖撒手〛的出世结局替换掉〚寒冬噎酸虀〛的尘世结局之前的状态。笔者还认为，保存下来的本子，除了抄手的传抄错误之外，与主体性文字不一致的，诸如己卯、杨藏本之黛玉〚十三岁〛进京、黛玉生魂所欲游的〚旧景〛、判词中的〚皆荣玉〛等，均非后人作伪，而应是不同成书阶段的文字，而且是极早的文字。 四、归结《红楼梦》与大运河 曹雪芹在北京起草，以曹家事为素材，一张白纸，平地起高楼，一气呵成，这种成书的“一人说”之假说，仍不是最为理想的假说，难以解释书中的全部正文和批语，无法兼顾正文、批语和史料三者的统一，有必要建立一种更能兼顾方方面面的新假说。笔者提出的“成书三阶段”假说，相比较而言，能较好地兼顾到正文、批语、史料几个方面，使得正文、批语更能得到合理地解释，这本身也是在自证“三阶段”假说的合理性。 而依照“三阶段”假说，其原素材是个江浙地域内的家族故事，不涉长安、北京。而在改写为寄居长安，和隐指寄居北京时，并未在原素材的基础上，增补地理空间上的故事。故而，在正文中难以找到大运河扬州至北京的文字，其涉及大运河的实质性文字，只在金陵至扬州、镇江这段长江水域，和扬州至苏杭这段人工运河水域，至多可由金陵向西延伸、扬州向东延伸诸如南通之海门一带。 “运河文化与《红楼梦》及明清小说全国学术研讨会” 2013年10月28日发言底稿（天津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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