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诗人的评价

诗人对诗人的评价大多比较夸张，主要是互相吹，以此扩大影响。虽然有曹丕“文人相轻”的说法，也真的出现了文人相轻的现象，但大多数文人还是要互相吹嘘一下，尤其是诗人，写诗的夸张用在了互相评价上，还要写成诗句吹捧，就有点做广告的意思了。

韩愈在《调张籍》中写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高度赞美李白和杜甫的文章，算是一种广而告之的行为，也算用李白和杜甫的名气烘托自己的名气，等于蹭了李白和杜甫的流量。杜甫写《饮中八仙歌》，不仅写了李白，还写了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张旭等人，算是做了一番名人的广告，同时也给自己壮大了声势，名气大增。其中描写贺知章的诗句有“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写李白的诗句有“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潇洒快意，诗歌写得不错。杜荀鹤的《经青山吊李翰林》写李白：“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有点过誉，但在杜荀鹤心中，李白俨然成了他的超级偶像。

李白写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点戏说的意思，不过，杜甫并不以之为意，而是喜欢李白的潇洒快意，喜欢李白的作诗态度以及诗歌。元稹的《酬孝甫见赠十首》评价杜甫“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杜甫的诗才无人可比，每当找到他的诗卷大作之后，就会像见到亲人一样倍感亲切。杜甫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从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可以看出来，而元稹贴地气的诗歌很显然受到了杜甫的影响。韩愈的《题杜工部坟》写杜甫：“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认为杜甫写诗应该算是第一，当然有着吹嘘之嫌，但对于韩愈来说，杜甫的影响可谓不小。不然韩愈不会直谏，还要写《谏迎佛骨表》，惹怒了唐宪宗，被贬到潮州去了。

诗人对诗人的评价往往带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而且附庸风雅，扩大影响，甚至借助诗书酬唱的机会互相吹嘘，也就成了一种文人的习气。就是到了现在，也有这种习气。诗人出版诗集，要找著名诗人写序，写跋，吹嘘一番，不然就不会获得读者的青睐。当然，新锐诗人一定要在诗集中收录写给著名诗人或作家或官员的诗，还要收录获了某个县级文学奖的诗歌，以此给自己扬名。只是，他们似乎忘了，很多人都不读诗了，都开始看网络小说了，也就让这种诗人互评的风气边缘化了。不过，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公案，说的是诗人余光中评价诗人戴望舒的诗，却有失公允，也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思。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评戴望舒的诗》。文中指出，戴望舒是“一位引人注目的诗人”，“可是就诗论诗，戴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他的产量少，格局小，题材不广，变化不多。他的诗，在深度和知性上，都显不足。他在感性上颇下功夫，但是往往迷于细节，耽于情调，未能逼近现实。他兼受古典与西洋的熏陶，却未能充分消化，加以调和。他的语言病于欧化，未能发挥中文的力量。他的诗境，初则流为光景，囿于自己狭隘而感伤的世界，继则面对抗战的现实，未能充分开脱自己，把握时代。”其实，这种评价有失公允。戴望舒的诗歌比余光中的诗题材广，变化大，艺术方面也更注重细节的完美，而不是从大方面着眼，不是符合某种观念来写诗。可以说，读多了戴望舒的诗歌再读余光中的诗歌，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高下立判。余光中的评价似乎有言外之意，要试着为新诗史上的那些著名诗人重新定位，却失之粗率，很难达到目的。毕竟，新诗史上的很多诗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也都有很大的成就，不是一个诗人余光中就能评价过来的。而且这种评价往往带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却不是综合很多人的评价做出来的。

自古文人相轻，不过对于诗人评价诗人的作品，人们只是看看就行了，品味一下创作动机，品味一下语言的精妙，却不必太较真儿。到现在，诗人有了口水诗，有了作家的女儿写的有争议的乱七八糟的诗，居然也有著名诗人盛赞，是不是是非颠倒？当然，还有政界的领导写诗，居然获了国内最大的文学奖，而那些诗拿出来，让人们阅读，也就那么回事，并没有出奇的好，也说不上坏。或许，诗歌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靠几个有关系、有门路的称不上诗人的诗人来走路子，就会让人们提起兴趣。不过，人们并没有提起阅读的兴趣，而是提起批判的兴趣，也就让人不禁哑然失笑了。

诗人评价诗人，应该客观公正。不过，诗人比较感性，容易出现评价偏差，还会互相吹嘘，互蹭流量，也就只能博人一乐，没什么艺术性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