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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接触近代财税历史资料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标注着“救国公粮”、“公粮”、“农业累进税”、“农业税”这样的票据。这些票据都是干什么用得？出自何处？名称从何而来？互相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各地的宣传员朋友不止一次询问这些问题，这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满足票证表面的文字内容。 这些票据都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大敌后根据地有关，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讲解这些票据与这三个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这也就弄清楚了抗日战争时期，红色税史中的农业税部分。
以下文章选自《宋劭文财政经济文集》，宋劭文（1910－1994），山西太原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抗战时期，利用山西人的身份，取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信任，担任山西牺盟会宣传部部长、五台县县长、山西省第一专署专员、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通过宋劭文的文章，我们先了解一下晋察冀边区的建立，从而了解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来到山西，是如何与阎锡山政权，北方士绅阶层，北方老百姓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抵御日寇，一面建立并领导晋察冀边区的政权。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下，沿平绥、正太铁路西进，攻占铁路沿线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大同等大中城市，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向铁路两侧扩张。八月底至九月中旬，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及一五师开抵山西东北部。九月二十五日，一五师旗开得胜,于平型关战斗获得大捷，歼敌一千余人。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的第一个胜利，也是全国抗战开始时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挫伤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我全国军民，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尤其在晋东北和察南、冀西人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后，就为共产党、人路军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主要情况是: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敌军进逼山西雁北。阎锡山委派的旧县长们在敌人未到之时即一个个弃城逃走。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想利用牺盟会的进步青年为他维持地盘，派出一批人当县长。当时我是中共秘密党员、牺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属被派之列。九月二十二日,我到五台县任县长。九月末，雁门关失守，阎锡山星夜从太和岭口指挥部退回太原。溃兵分两路退到忻口、定襄;一路经五台，一路经代县、崞县。国民 党的溃军兵败如山倒，丢掉枪支弹药逃跑，沿途抢掠、奸淫，所过村庄十室九空，社会秩序大乱。晋东北只剩下五台、盂县(县长胡仁奎)两个县长，其余都逃了。太原失守的前几天，阎锡山决定把山西划成七个行政区，并委派了各区政治主任，我被委派为山西省第一区(晋东北、包括雁北共十八个县)政治主任。十一月下旬，阎锡山所部撤退到临汾。这时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和各县政府的负责人也都逃跑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布告周知，并号召“坚持华北抗战，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人们看到八路军成立晋察冀军区的布告，纷纷奔走相告，人心也逐渐安定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同志介绍我同聂总认识，并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确定我接受他的领导。随后，聂总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我心里顿时豁然开朗。当时晋察冀虽已连成一片，但三省在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上各搞一套，对边区的发展很不利。针对这种状况，聂总同我讨论了建立边区政府的问题，我完全赞同聂总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在军区和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各地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建立边区政权创造条件。在晋东北、冀西各县都组织了“动委会”(全称是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冀中各县都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解散了维持会(一般是敌伪性质的组织),随后多数县都由地区党委委派了县长。冀西、察南，由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和骑兵营开辟了涞源、灵邱、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阜平、曲阳和行唐等县的工作。冀中地区，由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和中共中央派遣到冀中的红军干部孟庆山组建的河北游击军，以及各县党组织建立的抗日武装负责开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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