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并且修建了很多的军事工事，而海拉尔要塞是第一批建立的，也是最大的一个。 海拉尔的地理优势 侵华日军在我国东北修建的要塞工程被称为“筑垒地域”和“地下要塞”，它们分别位于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东宁、虎头、黑河，内蒙古的海拉尔等17个地区。 海拉尔市位于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其西、北、东三面地形突起，而市区位于中心凹处，伊敏河从西南向东北贯通市区，汇入北部的海拉尔河。东北部的敖山，环视无阻，一望无际，是一个制高点。以海拉尔为轴心，向西南有滨洲铁路与同俄罗斯接壤的边城满洲里相通；北上有3条河道可通中俄边境重镇三河和黑头山；南下有公路通中蒙边境的草原城镇阿木古郎，海拉尔距离三地均为150千米左右。从战略上来讲，海拉尔是扼守中苏（俄）、中蒙边境通道的屏障，是内陆防御的军事咽喉要地。由此，不难明白当年日军为什么选择在海拉尔建立要塞。 海拉尔要塞也称海拉尔“筑垒地域”，是日本關东军为进攻苏联而修建，1934年6月动工，1937年末竣工；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边境设立的15处军事工事中最大的两处之一（另一处为黑龙江省东宁要塞）。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以敖包山、北山阵地为主体，由地上与地下相连通的两部分组成。 海拉尔要塞遗址共有5处主阵地和4处辅助阵地。其中北山遗址是目前国内现存日军要塞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是地上和地下工程最为复杂、规模最大、各种设施齐全的环形防御阵地，是整个军事工事的指挥中心。日本关东军第80混成旅团司令部设在这里，曾被当时的军事家称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目前已开发的北山遗址，是当年侵华日军所建的筑垒地堡的核心部分。 该遗址的地下工事深12～17米，目前已勘测各种工事总面积1万平方米，地下通道总长4000多米，面积5000多平方米，房间50多间，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该工事当时在地下完全能够保证基本生活及作战供给，苏联战地记者称之为“地下城市”。 海拉尔要塞是用劳工血泪和生命筑成的，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游人进入几十米深的地下工事参观，需要穿上棉衣。这里阴暗、潮湿、阴冷，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霉、腐味，盛夏时节，进出坑道也要用大衣御寒，可想而知，当年被抓来的劳工是怎么过的。听父亲讲，劳工不仅生活条件差，更无尊严、自由可谈，若是干活动作慢一点，或是互相小声说话，甚至因为任何事被监工看不顺眼等，立刻就会遭到毒打，轻则浑身是伤，重则骨折致残，甚至还有当场被打死的。 日军毫无人性地将劳工杀人灭口，是因为劳工修建的都是秘密军事工事，怕活着的人出去泄露秘密。要塞内部是一个由劳工开采出来的山洞，分别设有指挥部、电讯室、医疗室、弹药库、厨房、宿舍及掩体、风孔、蓄水池等，可保障一两万人的部队在此生活、作战一年以上，当年日本关东军第80旅团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现在这里展示着当年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工具等实物。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中国劳工遗骨。日本侵略者用哄骗招工的办法从东北、河北、山东等地抓来大批贫苦农民做劳工，修建地下要塞。劳工一年四季，天天在日军的皮鞭下干十几个小时重体力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小馒头，每天3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工棚。工棚足有500米长，每间长12米左右，面对面的二层铺，十分狭窄，人躺下根本无法翻身。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军和监工的屠刀、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的生命。 对于累死、病死和被打死的劳工，日军会将尸体装上汽车，拉到敖包山和北山之间、海拉尔河北岸的沙地里掩埋，这就是“万人坑”。地下军事工事一天天延伸，“万人坑”的白骨一天天增多。工程结束时，为了保密，日军竟将劳工分批分期、甚至把数名劳工肩胛骨穿在一起集体枪杀、活埋。 据导游介绍，修筑这个要塞，整个建造工程耗时约4年，数万名中国劳工葬身此地，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临死前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是死是活。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军队对日“满洲战役”正式打响。苏军第36集团军对固守海拉尔要塞的近7000日军展开进攻，至16日，共俘虏3827人，打死3000多人。据讲解介绍，苏联红军攻陷海拉尔要塞的地面工事以后，一部分日军躲在地下工事中继续顽抗，苏联红军便从通气孔中灌入汽油后点燃，使坑道内部缺氧，大量日军以及随军亲属窒息死亡，然后彻底摧毁这个地下魔窟。 从修建海拉尔要塞的中国劳工中逃生出来的一个人叫张玉甫。他不堪忍受日军的欺压，在一个黑夜，爬过7道铁丝网，遍体鳞伤、九死一生地逃出虎口。张玉甫的幸存，让人们得以了解到中国劳工被侵华日军欺压、残害的实情。“海拉尔要塞是劳工血泪和生命筑成的要塞”，张玉甫是活着的见证人！在整个东北17处日军军事要塞工程的修建过程中，究竟惨死了多少中国劳工，究竟有几个“万人坑”，已很难说得清楚。张玉甫是我父亲那一代劳工的幸存者，他能为海拉尔要塞作证；而我父亲却不能，父亲讲了半生劳工史却始终说不清自己当劳工的具体地点。其实日本人当年抓劳工，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回去，所以从来不让劳工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更不会让劳工知道自己身处什么地方。 这个要塞是1934年建立的，是那是的关东军修筑的军事要塞，那个时候为了建立这个军事要塞关东军杀害数万名中国劳工，这些都是中国的血泪史，因为修建工事日本兵不够用，他们就用中国的劳工为了保密工作，他们不会用本地人，而是从山东，河北这些地方找人过来，刚开始还是骗过来，后来更是抓过来，资料显示1934年到1945年关东军为了修建各个要塞就抓了320万人以上。 这些劳工在日寇的监管下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很多人都累死，病死，甚至还有饿死的，被打死的更是多，可以想象当时的日寇是多么没有人性，最可气的是在工事完成以后，只有少数人活着回去了，但是大多都是伤痕累累，这些活着回去的也只不过是负责一些简单工事的，负责核心工事的劳工被全部杀害，杀害这些劳工的方式更是残忍，有的枪毙，有的活埋。 海拉尔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能达到零下40度，而中国的数万劳工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工作，如果有不听话的或者逃跑的会被扒光衣服吊起来用皮鞭抽打，如果是夏天就任蚊虫叮咬，海拉尔是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可想而知这里的蚊虫有多少。 刘少才：我父亲的劳工史 我父亲叫刘文占（1914—1995），辽宁省凌海市谢屯乡三家子村人，1944年曾被侵华日军抓去做劳工，在当时的兴安北省某个地方开挖山洞。因为没有文化，山洞具体在什么地方、开山洞干什么，父亲生前一直都没能说清楚。但我父亲确信他是那批劳工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当时，有一天我父亲突然拉肚子，日本人认为拉肚子就是得了“霍利拉”（霍乱）。凡是得了“霍利拉”的劳工都会被日本人扔到一个荒山沟任其自生自灭，父亲说劳工中天天死人，也天天进人，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日本人将奄奄一息的我的父亲扔到荒山沟时，刚好遇上下大雨，日本人“弃尸”后便慌忙离开。尽管父亲当时身体十分虚弱，但残存的模糊意识仍感到，如果不马上逃走，待山沟上游洪水暴发，留在此地必死无疑。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父亲挣扎着爬出山沟，找到一个很小的山窝子避雨，之后就昏迷了。等他第二天下午醒来，早已雨过天晴，往工棚处一望，那里已成了一片废墟，到处冒着浓烟。 父亲并不知道，这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日军接到通知后，炸毁还没完工的山洞，枪杀所有没有逃出去的劳工。父亲因病得福，成了那批劳工中唯一的幸存者。随后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路乞讨，才从兴安北省回到辽西老家。可以断定的是，当时父亲十分幸运，只是拉肚子，并不是得了“霍利拉”，否则就是逃出来也早就没命了。 因为这一段父亲给日本人当劳工的历史，我和兄长一直都想找到父亲当年被抓去当劳工的地点，但是许多年前，电脑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别说找具体地点，就连兴安北省在什么位置，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与兄长北上到过海拉尔市，虽然没办法找到当年父亲当劳工的具体地点，但有关部门推荐我们到“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去看看，那里还有一个当年日军强迫中国劳工开采出的山洞，与父亲当劳工的环境极其相似。 幸存的海拉尔军事要塞劳工张玉甫回忆： 1935年2月，我和其他400多名劳工被诱骗到了海拉尔，从那时起，我们的苦日子开始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军用地道。在那座山上，至少有几千人在进行这项工作。 工作的强度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无论是搅拌水泥、挖地道还是挖沟，没有任何一项是简单的。有着超过八米深的沟壑，我们每天都要一铲铲地把土扔上去，经过一天的劳作，双肩都无法再动一下。 但在鞭子和棍棒的威胁下，劳工们只能咬牙继续工作，不能有任何懒惰。饥饿、过度劳累、疾病和事故，再加上日本监工的刀和鞭子，都可能随时夺走工人的生命。 我们每天在日出前开始工作，日落之前不停歇，返回住处时天都已经黑透了。我们的生活条件甚至不如牲口。早晚我们只能吃些玉米稀饭，午餐是又硬又酸的馒头，只能喝生水，很多人都因此拉肚子，但还是要坚持出工。 谈到住的地方，也是一言难尽。有一排长达半里的简易棚子，每间大约12米长，两层床位，如果你躺在底层，几乎就不能动了。住所又暗又潮湿，很多人得了皮肤病和风湿。 我还记得有一次，经过一整天的疲劳，我回到住所后马上就睡着了。我累得连尿床了都没有意识到。当我的尿液湿了床铺并渗到下面时，日本守卫们知道了。 他们立刻把我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的胳膊上现在还有那次留下的伤疤。 从我到达海拉尔开始，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衣服。那些比我早到的人告诉我，冬天他们只得到一件像麻袋的衣服，但怎么可能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生存呢？每年冬天都有很多人冻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不幸丧生，日本看守也越来越冷酷。我们这些被称为“苦力”的人，不论早晚，都只有一个命运等着我们：死亡。 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头：逃跑！逃离这个吃人的囚笼！ 几个月的折磨过去了，我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不久之后，我病了，我的左眼也失明了。日本士兵看到我这个样子，知道我离死不远了，于是将我送到了医疗室。 他们说把生病的劳工隔离开是为了防止病毒传播。但实际上，一旦你被送进医疗室，你就等于被送进了停尸间。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一个病人再回到工地上。他们不仅不治疗病人，每天只给病人一点点馊稀饭喝。 每天早上，守卫都会来到医疗室进行检查。每当他们发现有新的尸体，就会命令将其拖到另一间大房间，然后用卡车拉走处理。 在医疗室的那段时间，我想逃跑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因为医疗室离工地比较远，而且守卫相对较少。我总是在想，如果我逃跑失败被抓回来，我会怎么样？ 1936年7月的一个深夜，我鼓起勇气准备逃离。那晚没有月亮，我悄悄靠近出口，发现看守已经睡熟。我小心打开门锁，悄无声息地走出来，接着毫不犹豫地撒腿就跑。 我不知道跑了多远，直到来到了西山的松树林中。我在那片林子里藏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一些和善的村民遇到了我，还给了我一些食物。 在那片山区当劳工时，我遇到过三百多名老乡，其中有很多是我以前的乡里。然而到了1949年，当我想要联系他们时，却发现他们全都死在了山里。 日军在海拉尔的要塞非常巨大，从开始到完工差不多四年时间，奴役的劳工超过几万。而当工程结束时，为了确保机密不外泄，日军大肆屠杀那些劳工。 至于这片黑土地上究竟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夺去了生命，现在仍然是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 ◆攻克海拉尔军事要塞 1945年8月9日，苏日战争打响，海拉尔要塞所面对的是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左翼集团即多兵种合成的第36集团军。第36集团军在对日作战方面划分为3个作战区域，其右翼为集团军副司令福明柯中将指挥的步兵293、298师和2个机炮旅、迫击炮团、榴弹炮团、工程兵团以及独立坦克营等部队，是集团军的进攻作战的辅助突击方向，担任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的突击。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中部，即由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旧粗鲁海图等5个渡口向海拉尔要塞进攻，由步兵第86军军长列武年科夫少将指挥的第94师、210师、独立坦克第205旅等部队担任主攻 并预定在10日内歼灭要塞守军，解放海拉尔。集团的左翼也是辅助突击方向，由步兵第2军军长洛帕京中将指挥第103师、292师及其他配属部队，由旧粗鲁海图渡河后向东取道三河、那吉布拉格向牙克石、免渡河及大兴安岭方面开展突击。为策应第36集团军向海拉尔的进攻，后贝加尔方面军还从第39集团军所属步兵第94军中抽调第221师、358师由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诺门罕、将军庙一带向海拉尔方向推进。苏军先遣支队突入海拉尔二8月9日零时20分，第36集团军开始强渡额尔古纳河。先遣队迅速突破日军防线，以水陆两用汽车渡河。凌晨，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波格丹诺夫卡及其以东的杜罗伊直到旧粗鲁海图 其中方对应一侧是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额尔敦陶勒盖、八大关及今额尔古纳市的黑山头等地 紧急架成5座野战桥梁和筑成2处船只渡口。9日早晨5时30分，空军第12集团军轰炸机某师的十几架轰炸机首次空袭海拉尔。6时，集团军中路纵队由步兵第86军副军长布尔马索夫少将指挥的先遣队已全部渡河，并向海拉尔方向推进。在主力渡河时，由集团军副司令员福明柯中将指挥的部队也开始向满洲里发起进攻苏军初攻要塞三苏军86军所属的步兵第94师和210师相继抵达海拉尔后，进行了数小时的休整并对日军要塞各阵地布防情况作了进一步侦察。苏军主力部队于8月11日下午2时在36集团军司令员中将卢钦斯基坐镇监督下，由步兵86军军长列武年科夫指挥步兵94师、210师和其他配属部队，在空军轰炸机和驱逐机的密切协同配合下，对日军敖包山、北山 含北松山 、南松山及东山各阵地同时展开猛烈攻击。当天94师9团在攻打敖包山中，连续击毁15个永久性火力点和25个混凝钢帽堡，打掉1个指挥所，歼灭部分日军。210师644团在攻打东山 伊东台 阵地中，击毁一批工事，攻占日军两段堑壕，消灭一批日军。但尽管苏军攻势凶猛，日军却不顾一切地拼命凭险顽抗，基本上将苏军挡在各阵地外围的反坦克壕以外，使战事处于僵持不下的胶着状态。8月11日早晨6时，日军2架战斗机飞临海拉尔上空，沿四周的5个阵地盘旋侦察两周，遭到分布各处的苏军地面高射武器的密集火力射击。日机穿越火网时机身曾多次迸射火星，而后仓皇逃去。上午10时左右，有几架苏军飞机降落在东山机场。日军东山 伊东台 阵地组成多个“肉弹”敢死队，隐蔽接近机场，用手榴弹、汽油燃烧瓶轮番对苏机进行突然袭击，结果烧毁苏军通信联络机1架，另1架也受到一定程度损伤。接到报警后，苏94师预备队的1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排迅速赶到现场，消灭日军100多人，缴获步枪80余支，机枪2挺，救出苏军飞机2架、飞行员3人。8月11日夜，由36集团军副军长少将福明柯指挥的以步兵293师为主的右路纵队在攻占满洲里———扎赉诺尔后，一路直插海拉尔。这样，苏军从北、西两路完成了对海拉尔要塞的全面合围。另一方面，后贝加尔方面军39集团军步兵94军的221、358师也从南路将军庙、诺门罕方向迂回到锡尼河、南屯一带。围歼战持续进行到8月13日，苏军已在要塞各阵地的反坦克壕内与日军展开阵地争夺战。苏军总攻要塞四鉴于连续3天猛烈攻打，虽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但要塞仍未被攻克。第36集团军司令员决定重新组成多兵种配合的强大战役集群，务求尽快歼灭海拉尔要塞的全部日军。参加这一战役集群的苏军包括步兵94师、293师、210师、机炮第1、2旅加农炮团、榴弹炮团、迫击炮团、大威力榴弹炮以及2个独立坦克营和空军部队。此外，还得到紧急调来的方面军预备队1个炮兵师的“实质性帮助”。一场更加猛烈的歼灭战全面展开，战况异常惨烈。敖包山主峰阵地因设有数层反坦克壕和铁刺网，核心阵地周围部署了三道环形防御阵地，防守严密。日军利用工事的多层次配置和地上地下联通的优势，死守硬拼，一时难以攻破。后经反复冲杀，直至13日才被全线突破，开始了阵地内的争夺战。经过双方白刃厮杀，日军溃败，残敌钻入地下工事死守。在日军兵力配备最强、且为指挥部所在的河南台阵地战斗更为激烈。苏军利用该阵地西部地形较平坦的特点先从背后发起攻击，而后又从西南部、南部和东部实行多路夹击。但由于日军得到第三阵地的炮火配合，苏军的坦克进攻也一度受阻。在二、三阵地有约10辆坦克被击毁、击伤。但终因苏军坦克部队强大，炮火猛烈，经反复争夺，彻底摧毁了日军地面火力点，迫使日军转入地下工事，成为“瓮中之鳖”。苏军一面肃清地面残敌，一面用大量炸药、爆破筒、集束手榴弹、汽油等各种爆破燃烧手段破坏日军地下工事的出入口，想迫使其投降。并利用日军俘虏喊话劝降，但龟缩洞内的日军死不就范。在东樱台阵地，由于苏军未向其发动正面攻击，又因该阵地位处伊敏河东，距一、二、三阵地较远，防守的一个日军大队又无远程火器参与对其他阵地的火力支援，只能坐观其他阵地的争夺战。到12日深夜，大队指挥官按照日军“作战要领”规定，决定放弃阵地向南撤逃。撤逃途中一路大部被歼，也有极少数突围漏网。一路被苏军追击，最后在海拉尔东南约25公里的尖山沟一带被全歼，日军遗尸遍野，战后此地被附近居民称为“死日本子沟”。在伊东台阵地，日军有一个加强大队。当苏军步兵第644团对其攻击时，遭到猛烈抵抗，经过激烈拼杀，苏军攻克碉堡和两道堑壕，歼敌50余人，许多日军四散溃逃。在这场总攻歼灭战中，一方猛攻，一方死守，双方打得都很顽强。日军此时的惟一优势是依托坚固设防的永久性工事，获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利。但苏军却在兵力武器装备上占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苏军攻打海拉尔要塞的战斗，尽管未超出战前的预定作战方案，但打得相当吃力，从8月9日夜间最初交火起，到8月17日清晨日军挂出白旗止，前后持续7天8夜不算以后两三天的小型战斗。在海拉尔要塞攻坚战中，苏军竟出现7个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人物，足见攻克日军工事的艰难程度。苏军为此胜利付出了大量生命和鲜血的沉重代价，计牺牲官兵1100余人。其中军官145人，内有上校1名，少校1名，大尉12名，上尉25名，中尉43名，少尉35名，准尉28名。阵亡烈士名单均刻在海拉尔区小孤山的苏军烈士公墓上。伤员数字未查明，但据当年苏方公布的在远东对日作战伤亡总数为32000人，其中阵亡8219人，即阵亡人数和负伤人员约为1∶4的比例。据此估算，苏军当年在海拉尔作战中的伤员当不下4000人之多，故其伤亡总数约为5000人左右。最终，海拉尔要塞被苏军全线攻克，日军彻底溃败。 后续： 1945年鬼子投降后，确实在很多地方藏下了武器装备和负隅顽抗的士兵，时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兼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文强，在调查日本占领东北期间军事部署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情报：“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沿中苏国境开辟有准备与苏俄长期作战的“地下长城”，其中储备有可供十年之需的粮食、补给，能与外界通电话、电报，还潜伏有三十万日军没有投降！ 这份情报是文强的下属、军统东北区派驻于“日本侨俘管理处”的情报组长中校副组长张瑞在讯问日俘的时候得到的，文强不敢怠慢，马上指令手下进行调查。 文强动用了军统和东北行营的特务力量撒开大网，足足找了一整年，也没有发现日俘说的那个地下要塞——不到东北，不知道广袤，没有精确地图指引，想在万山丛中找鬼子精心构筑的潜藏工事，显然比登天还难。 据张瑞回忆，文强在东北时就已晋升中将，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行辕（文强说是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副处长是张树勋，军衔少将，张瑞的公开身份是“东北行辕日本侨俘管理处”督察组副组长，军衔中校。 文强在军统东北区就晋升中将，还要感谢两个人，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 “日本宣布投降，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39岁。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张瑞在《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一文中回忆了文强在张树勋家设宴招待几个高级日寇的场景。 当时文强宴请的客人，主要是福田德次郎（日军中将）、平岛敏夫（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押川一郎、坪川与吉，张瑞与小柴猛志（张瑞手下的日籍特务）作陪。 文强和张瑞都知道福田德次郎的底细：此人是日本军部派到东北的特务头子，曾当过日本驻美、德大使馆武官，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到东北的任务，就是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指示，让一些军队和侨民在日本投降后潜伏下来。 文强的“座上客”，恰好是苏联红军严厉通缉的目标，张瑞回忆：“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以后，曾在长春、沈阳等地搜捕过这些人，由于他们诡谲地隐蔽潜伏，没有被捕。” 明眼人当然能看出，要没有文强的军统东北区庇护，这些罪大恶极的鬼子根本就藏不住，现在他们堂而皇之地走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少将副处长张树勋的家中，与中将文强把酒言欢，当然是各怀心腹事。 酒过三巡，文强开始套话儿：“听说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潜逃到长白山区，此事确实否？” 福田和平岛已经半醉，自然知无不言：“长白山区不可能潜伏几十万日军，但是投降时确有部分关东军潜逃于长白山区！” 文强在抗战期间就在上海跟鬼子斗智斗勇，他的酒宴目的达到，马上给张瑞下令：“长白山地区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日军，这还是一个谜，我们现在还没搞出一个究竟来，所以不敢上报.依据关东军把溥仪搞到通化去，准备在那里负隅顽抗的事实看，（大批日军潜伏）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先去实地看看情况！” 为了找到潜伏的日军和埋藏的武器装备，文强于1946年4月成立了一个以张瑞为组长的“日军招降组”，在4月到7月间，带着一帮日本特务，从沈阳出发，途经抚顺、新宾等地，企图前往长白山区，与潜藏在那里的关东军残部取得联系，但是三四个月跑了好几次，都没能通过解放区的封锁线，通化不久也被解放，这帮军统招募的日本特务，只好仓皇逃回长春。 直到1946年10月，文强才通过沈阳“小关东军械厂”的新里一郎、酒井升得知确有大批日军潜伏在长白山区：“日本东京有一个叫皇族联盟的组织，潜逃于长白山地区的关东军残部就是由高松官（亲王）在日本投降时乘飞机到东北关东军司令部亲自布置的，这些关东军残部都控制在该皇族联盟手中，新里一郎原是关东军少佐，是该联盟在东北的'驻在员’。” 新里一郎向文强详细介绍了长白山日军残部的分布、装备和人数，然后给文强提了三个建议：一，架设电台与那些日军联系；二，派酒井升到吉林一带寻找路径潜入长白山区；三，派人到东京去跟“皇族联盟”本部接洽。 文强采纳了新里一郎的前两条建议，在沈阳市和平区民权街14号架设电台，每天晚八点到午夜一点不停呼叫，结果呼叫了两个月也没得到回应。 文强情急之下，准备派张瑞去东京，却没想到陈诚来到东北，很是不待见文强：“1947年8月，陈诚接任东北行辕主任，打击前主任熊式辉，文强也被打击下去，军统东北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因此这一计划未及实现。” 文强在东北被陈诚“冷落”，不禁让人想起了《渗透》中的李维恭，那家伙似乎也是督查主任、督查处长。 文强在东北待不下去，小蒋的同学吴景中（就是电视剧《潜伏》中的吴敬中，他去天津之前，曾任军统东北区区长）来到东北，对残留的日军根本就不感兴趣，文强在1948年刚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就于当年9月被老蒋调往淮海战场，并于1949年1月战败被俘，寻找残留日军和武器装备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直到1997年初，有关部门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宁县日军遗留军用仓库里意外发现了一批军用地图，这才解开了困扰文强近五十年的谜团。 当年央视与与东宁县武装部、文物管理所组成探险队，对位于东宁县东部的侵华日军胜洪山地下核心阵地、距东宁县一千多公里的海拉尔（今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地下军事要塞进行了探查。 1999年在《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的时候，文强还健在，他应该能看到这期节目：当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的近三千公里的国境线上，在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东宁、虎头、黑河，内蒙古的海拉尔等十四个地区，构筑了长达一千公里的堡垒和庞大的地下要塞。 在日军的要塞中，包括发电室、仓库、弹药库、卫生所、兵营、将校室、指挥室等，物资储备齐全，在没有外来供应的情况下，仅海拉尔北山地下要塞内的物资就可供一万部队生存半年。 据调查得知，当时日军动用了百万中国劳工从事苦役性的修筑工作，除去累、病而死的以外，许多中国劳工在参加修筑的那一段军事设施工程完成后便被杀害了，所以文强历时一年，也没找到幸存劳工，只好依靠几个不靠谱的日本特务去寻找那些能藏三十万日军的地下要塞。
文强没找的东西，在1997年被找到了，但也只找到了建筑和物资，那些潜藏下来的日军，却消失得一个都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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