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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流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厚流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发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枝繁叶茂。但是，深根固柢才能积厚流光，主干强壮才会枝繁叶茂。所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源，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才能不断将其发扬光大、踵事增华。 一、历史渊源 《黄帝阴符经》：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观天之道”是指通过天象观测、天文计算，领悟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执天之行”是指将天道运行法则运用到实践之中，按照天地万物自然运行规律去做人做事。 《鹖冠子》: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易经》：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这些讲的都是一种天文现象，每年春季北斗斗柄东指，东方青龙七宿从田间地平线上升起，即“二月二、龙抬头”。古人通过观天测象，制星图、辨方位、定时间、分季节，指导农耕，指引方向，逐渐孕育了华夏文明。因此，天文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华夏文明由天道孕育而生，是天道文明，且“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第一个圣人就是伏羲，他是华夏天文历法的鼻祖，他发明的伏羲历（又称上元历、太初历或甲历）开创了华夏民族的初始纪元（我国古代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用“大衍求一法”计算了太初历的上元甲子的起始点，发现上元甲子至宋朝【刘宋】大明七年癸卯【西元463年】已经过了五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伏羲德合天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伏羲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过程中，发现了日月往来、斗转星移、春秋寒暑、宇宙万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从而“一画”将万物分为阴阳，“二画”演绎出阴阳消长规律并得四象，“三画”分出天地人三才又衍化成八卦，并用八卦类象万物，将宇宙万物全部包含在八卦模型之中，建立了以阴阳八卦理论为核心的《伏羲易》，这便是第二个圣人是黄帝，黄帝受河图作《归藏》，《竹书纪年》：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后来的尧、舜、禹以及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康王也都分别受过河图和洛书。那么，古人又是如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立竿测影。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这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许多人误以为“卦”是占卜之术，其实最初“卦”是指立竿测影之法。“卦”字，从圭从卜。“圭”是古人发明的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之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度板，叫做圭；而“卜”字上的点，就是立竿测影时在圭上所记录的时间、节气刻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里发现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伏羲、女娲分别手持规、矩。规和矩也是进行天文测量的工具，是天地的符号。规为圆，象征天；矩为方，象征地。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规和矩代表了华夏民族函盖乾坤、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伏羲女娲交尾图中，伏羲、女娲二人左、右相对，表示其分居东、西，在阴阳五行之中东、西又分别对应于春、秋，伏羲、女娲各居东、西象征其各司春、秋，他们定历法、授民时、立规矩，指导农耕，让人民脱离蒙昧，逐渐走入文明。春秋就是规矩。孔子写《春秋》也是给人伦定规矩，也是在传承华夏天道文明。《周髀算经》中记载了周公与商高之间对“方圆规矩”等宇宙天地之基本数理的测量与探究过程，商高用勾股定理向周公详细解释了伏羲构造周天历度之法：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偶五。……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由此可见，伏羲时期就已经通过天文观测发明了勾股定理，并充分运用到了实践之中。最为神奇的是，伏羲女娲交尾图与人类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极为相似，而且两者都代表着生命之源，这也是当今世界未解之谜。而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在太阳的带领下也同样是用螺旋前进的形式在银河系中不停狂奔。这是否也在预示着人与天地、宇宙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呢？或许用《道德经》中的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答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易”是华夏民族认识自我、认识自然的方法和工具，也是华夏民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总公式”。“易”从时间和空间上表述了“阴阳”的关系，而“阴阳”又是世间万事万物对立与统一的属性和运动发展变化的趋势，因此“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易”可以化繁为简、以简驭繁，把宇宙、人生的森罗万象变得简单易知；“易”又可以由简入繁、衍化至繁，孕育百家之学，创造百工之术。所以，孔子会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易，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从伏羲的《伏羲易》到《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易”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总源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之言不仅道破了华夏社会变革的发展规律，也深刻揭示了华夏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
燧人钻木取火种，有巢构木筑巢穴，神农舍命尝百草，伏羲一画开天地，女娲泣血补苍天，华夏文明在混沌之中开天辟地，向阳而生。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上古三皇，观天之象，究天之极，行天之道，以道治天下，用自然之道，行不言之教，施无为之治，以大道化育万物，在荒芜混沌之中开启华夏文明之光。
轩辕一统神州，开启黄帝纪元，铸鼎制镜、合符封禅、播百谷、制衣冠、造舟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造文字，华夏文明自此光被遐荒，万物新生。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五帝悟道而立德，德化四方，教化万民，这便是“失道而后德”。
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当道德渐失，三王以王道治国，以仁义惠泽天下，使天下安乐，这便是三王之后，仁义渐失，于是周公制礼作乐，用礼乐制度教化天下，这便是“失义而后礼”。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使华夏成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制度、思想教化、伦理道德和治国智慧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于是法家应时而生、乘势而起，从儒家的以礼治天下，变成了法家的以权治天下。法家思想开启了以法治国的先河，自秦以后华夏历代王朝的统治都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曾说：法家思想对于当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同样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汉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却是“外儒内法”。“外儒”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建立的社会伦理制度；“内法”就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从此，儒法结合、儒法互济、儒法并施、德法同治成为了华夏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核心多次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现了他在新时代对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伏羲演易画卦，到春秋之后道裂百家，孕育了灿烂的“先秦文化”。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三家九圣，即道家三圣黄帝、老子、庄子；儒家三圣孔子、孟子、荀子；法家三圣管子、商鞅、韩非子。诸子百家、诸圣先贤纷纷开宗立派、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以大道为宗、以天地为依、以圣人为师、以经文为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从“人法天”的天伦秩序，到“人法人”的人伦秩序，再到“以法治天下”的权伦秩序，逐渐形成了华夏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由易到道，由道到儒，由儒到法，便是华夏文明的源流四变。
华夏天文历法与华夏文明关系之密切，不仅仅是因为它如前所述的源远流长之故，还因为它象征着一个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唯一性，也就是“正统”（正朔），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高度视。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都说明了改朝换代之后改颁新历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是帝王特有的权利。历法由于年代积久而时差增大，造成时序紊乱，确有更改之必要，但更多的原因还是把颁布新历法作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政治标志，新立君王通过“改正朔、易服色”来解决朝代更替的正统性、合法性问题，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由于天文历法直接关系到农牧业生产，密切地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因此天文历法不仅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也深受人民群众的重视。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由于天文历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而产生了《离骚》《九歌》《天问》《远游》等大量反映天文历法内容的文学作品。古人还将天文历法与国运国政紧密相连，认为一切人道都应遵循天道，一切人事都由天所主宰。因此，在《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许多经典著作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述又无不贯穿着政治的盛衰、王朝的兴亡、人事的更迭。
华夏民族的天文观测，最迟在9000年前的贾湖就已经开始。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和骨叉（又称“贾湖骨龠”），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可吹奏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测工具。贾湖时期的古人将骨笛和骨叉组合在一起，通过观测骨叉的日影在骨笛上的位置与笛孔的位置关系来确立节气。
后来，伶伦用“飞灰候气法”发现了十二气的时间规律，十二气便成为万古不变的时间单位，被称之为“律”。通过十二气和十二乐律的关系，把“六气”落实为度量时长和时象的“六律”，将十二气纳入六气系统就被称为“六律六吕”，也称“十二律吕”，并用十二地支一一对应命名。因律管吹灰时的发音来自天地运气的变化，被称之为“天籁之音”；十二律的头两个律管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黄钟大吕”。在十二律中，夏至对应黄钟，黄钟是宫音；冬至对应林钟，林钟是徵音。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再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了五音十二律以及律吕相生等乐律理论，将“木火土金水”与“角徵宫商羽”五音一一对应，将十二律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详细论述了华夏古乐与天文之间的关系。因此，最初的乐器不仅是用来演奏音乐，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天文观测的。在华夏天文历法的发展过程中又催生了数学、几何学、测量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医学、等等，许多学术范畴中的基本观念。在河南郑州青台遗址，发现的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的北斗九星遗迹；在内蒙古赤峰，发现的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北斗七星岩画；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四千多年前的观星台遗址和测影圭尺，这些遗址无不有力印证了华夏天文历法的悠久历史。此后，夏有清台，商有神台，两周秦汉魏晋有灵台，河南登封观象台从西周一直沿用到元代，明朝南北二京皆有天文台。并且还专门设置了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在两周、秦汉、魏晋时期设太史令监管天象历法；隋朝设立太史监；唐朝设太史局，并始设司天台；宋朝设太史局和翰林天文院；元朝设司天监与太史院并置，后又设回回司天监；明初设太史监后改为太史院，再改为司天监；清朝设钦天监。华夏自古以来由国家主导进行的天文观测和历法修订一直延续不断、一脉相承，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建造的观星台，位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从轩辕黄帝制定历法开始纪年，华夏民族先后创造了一百多部历法，为民族繁衍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固的基石。这其中主要的历法有：南北朝——《元嘉历》、《大明历》、《三纪历》、《玄始历》、《正光历》、《兴和历》、《天保历》、《天和历》、《大象历》等隋朝——《开皇历》、《大业历》（《皇极历》制定后没有颁布，首次考虑太阳视差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用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差运动速度，推算出五星位置和日、月食的起运时刻，这是华夏历法史上的重大突破）唐朝——《戊寅元历》、《麟德历》、《大衍历》、《五纪历》、《正元历》、《贞元历》、《观象历》、《宣明历》、《崇玄历》等五代十国——《九执历》、《符天历》、《钦天历》、《调元历》等宋朝及辽、金——《应天历》、《乾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奉元历》、《观天历》、《占天历》、《纪元历》、《统元历》、《乾道历》、《淳熙历》、《会元历》、《统天历》、《开禧历》、《淳祐历》、《会天历》、《成天历》、《大明历》、《乙未历》等历法与历史互为一体，没有精准的历法也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历史记载，中国历史是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唯一没有中断的历史，中国历史记载的巨大成就也反映了华夏天文历法的繁荣发达。天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宇宙万物无论如何变化，华夏历法无论如何衍化，都万变不离其宗。斗转星移，古人始终锚定天地、与时偕行，始终把天象、气象、物象和社会生活整体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判，来认识天球、地球，测定赤道、黄道，以北极星为中心，以北斗为主导，确立二十八宿，定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由十二星次而产生十二时辰和十二生肖，最终制定历法，纪年纪时。在华夏的天文体系中，太极、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十二时辰、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七十二物候等，始终都是有机的统一体，都是以地球为中心对观测日、月、星辰的视运动的各种分解和理解，是十分科学、严谨而又合理的，远比单纯利用太阳回归年制定的西方太阳历法更符合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由于华夏文化源于天文历法，因此诞生了许多与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民间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具有共同的语源，都是将日月拟人化而演变出来的观天制历之人，保留着浓厚的历法制定（修正）元素，都与测日影、察月相、观星辰、补天数、立正朔等历法行为互相呼应。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苍天补，四极，……正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女娲补天其实是女娲根据五行（炼五色石以补其阙）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自然规律来修正历法的过程。“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发现了地球地轴倾斜的现象（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和黄道与赤道的交角，以北极星为轴重新确定东西南北四极，修正了历法的缺陷，从而使历法与四季变化相吻合。
其实，夸父是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夸父追的不是太阳而是日影，他的任务就是通过观测日影（与日逐走）来制定历法。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的手杖其实是测量日影的工具。后人把他神话后，就变成了追逐太阳的巨人。
传说羲和是太阳之母，帝俊之妻，其实羲和是四个负责天文观测的历法官员，分别叫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就是说帝尧命羲氏、和氏四人分住东、南、西、北四方负责观察天象并制定历法，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而成一岁。由此规定百官事务，从而欣欣向荣，百业兴盛。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即帝尧命羲仲，住在东方的旸谷（今山东省日照市天台山），恭敬谨慎地迎接日出，辨别测定太阳初升的运行次第，以表影的斜直测度日照的进退，确定春耕时间。春分之日昼夜长短相等，南方朱雀七宿出现在天空正南方时，作为确定仲春时节的依据。这时候百姓分散在田间四野劳作，鸟兽也开始生育繁殖。
传说常羲是月亮之母、帝俊之妻，其实她是主要负责观测月相盈亏的历法官员。所谓“嫦娥偷服不死药”，并不意味着长生不老，而是意味着死而复生。指的是月亮的阴晴圆缺、晦朔弦望、交替轮回、周而复始。这正如屈原在《天问》中所说：“十日”指的是十天干，“十日并出”指的是天干纪日上出现的混乱，去除九个错误的，确定一个正确的，就是羿射九日。
嫦娥和后羿的神话故事，反映的是月亮和太阳相对运行而导致的日月离合、月相亏盈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了解了月亮和太阳之间这一相对运行规律，也就理解了嫦娥和后羿之间聚合分离的爱情故事。嫦娥和后羿的结合，反映的是太阳历与太阴历交融衍变成阴阳合历的过程。所谓阴阳合历，就是同时参照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来制定历法。由于太阳周而复始的公转决定了春夏秋冬的推移循环，所以根据太阳的运行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由于月相的晦朔弦望变化十分明显，所以根据月亮的运行制定一年为12个月，再用“置闰法”（十九年七闰）解决阴阳合历的矛盾，从而使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符。由此形成的阴阳合历，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无论是伏羲观天法地、演绎八卦的卦台山，还是陶寺古观象台、登封观象台、日照天台山（《竹书纪年》：元年丙子。帝〔尧〕即位,居冀。巡狩琅琊，登天台，祀日神。这些古观象台（天文台）几乎都处于北纬35度文明线上，中纬度地区季风气候显著，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即有利于天文观测，也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类繁衍生息，所以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必然会孕育悠久的文明，诞生灿烂的文化。
最后，我们再将东西方神话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例如，给人类带来光明的火种，在西方神话中是普罗米修斯从太阳神那里盗来的，而在华夏神话中是燧人氏钻木取火取得的；当遇到大洪水时，西方神话中诺亚带着家人坐进方舟逃跑了，而华夏神话中大禹带着人民共同奋斗去战胜洪水；西方神话中的女神们为了争夺“属于最美丽女神的金苹果”大打出手，而华夏的创世女神——女娲为了天下苍生甘愿用身体补天；西方神话的太阳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华夏神话不仅可以夸父逐日，甚至还可以后羿射日。
通过东西方神话故事的简单对比，我们会发现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对他们的上帝和神明充满了敬畏和驯服，而华夏文化却是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沧海、刑天舞干戚。我们没有类似一神教的那种盲从和迷信，更多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对祖先、父母的感恩之心，对天下苍生的悲悯之心，对人生命运的不屈之心，这也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信仰——“敬天法祖”、“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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