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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梦龙（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字犹龙，另有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多个别号。长洲（今属苏州）人，父冯曙，廪生，母张氏。兄梦桂，弟梦熊，皆为庠生，颇富文才，时人称为“吴下三冯”。 据新近发现的史料，冯梦龙另有一位幼弟梦麟，为儒医（参冯保善《冯梦龙史实三考》，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二○二一年第六期）。由“桂”、“龙”、“熊”、“麟”四字，可知父母对其兄弟科考成功怀有极大期望，然造化弄人，他们竟无一中举及第。 冯梦龙幼即志在经学，尤其是《春秋》之学，经过数十年孜孜研读，造诣颇深，先后编纂出版了《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等多部经学著作兼科考资料书，被誉为“烨烨乎古之经神”（冯梦熊《〈麟经指月〉叙》），但他“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明文从简《赞冯犹龙》），屡试屡败，始终“未得一以《春秋》举”（冯梦熊《〈麟经指月〉叙》），令人叹惜。 崇祯三年（一六三〇），五十七岁的冯梦龙不得已选择出贡，先是做了一任丹徒训导，崇祯七年八月，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在这个偏僻的闽北山城里，冯梦龙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兴利除弊，移风化俗，积极扶持地方文教，还亲自编纂了地方史《寿宁待志》，充分展现了一名传统文人的政治热情和管治才能。 若仅就科举仕途而言，冯梦龙大概只能列为旧时代众多蹭蹬失意文人之一。庆幸的是，文学艺术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他的人生，带给他愉悦、声名和满足感，也让他的名字最终镌刻在中国文学史的丰碑上，熠熠生辉。 吴中地区是明代各类通俗文艺滋长的温床和繁盛的中心，受此熏染，冯梦龙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小说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现出卓越不凡的才华。 他创作时间最早的一部通俗文学作品是《双雄记》传奇，这是根据友人“东山刘某”与青楼女子白小樊的故事改编而成，成书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前后，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冯梦龙，“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明王挺《挽冯梦龙》），还曾对苏州名妓侯慧卿情有独钟。 也许正是这段游冶青楼的生活经历，促使冯梦龙开始关注吴地山歌，他先后搜集评注编刊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约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山歌》（又名《童痴二弄》，编刊时间稍晚于前者），这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两部民歌专集，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 冯梦龙在书中提出的艺术主张“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以及“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叙山歌》），更是振聋发聩，极大地提升了民间文艺的文学品格和思想意义。 冯梦龙通俗文学编创的高峰时期，在泰昌元年（一六二〇）至崇祯七年（一六三四）赴任福建之前。 这十五年里，他著述不断： 先后纂辑了《古今笑》（又名《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智囊》（后增纂为《智囊补》）、《情史》等文言笔记小说集，各具特色，风行一时；改订了十余部戏曲作品并刊为《墨憨斋定本传奇》，选编评点了散曲集《太霞新奏》；将二十回旧本《三遂平妖传》，扩编改写为四十回的《新平妖传》，字数约从原来的十万扩增到三十万，小说情节人物乃至主题倾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又利用明余邵鱼《列国志传》小说文本，广参博采《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等史籍稗乘，“重加辑演”（明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字数约从原来的二十八万扩增到七十余万，增改幅度巨大，庶几可以视为一部新作品；他还将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术人生故事，敷衍为白话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并与《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合刊为《三教偶拈》小说。 而在冯梦龙诸多通俗文学成就之中，最为令人瞩目者，自然非话本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莫属，详参下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明末清初的通俗文艺界，冯梦龙享有盛名，其名号一直是书坊商业出版的卖点和亮点，譬如清初刊本“古吴逸叟”所撰章回小说《莽男儿》，卷首题署仍假托“明龙子犹遗传”，以招徕读者。 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六十五岁的冯梦龙自福建寿宁知县离任（或说离任时间为崇祯十年，参冯保善《冯梦龙寿宁知县任期辨正》，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二○二三年第三期），返回苏州老家，“归来结束墙东隐，翰脍机莼手自烹”（明文从简《赞冯犹龙》），准备安度晚年。 他不时与吴中友朋游谒酬唱，为乡人著述题写序跋，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他喜度七十大寿，东南文坛盟主钱谦益赠诗《冯二丈犹龙七十寿》，以为古稀之祝。冯梦龙的人生，似乎正以一种水到渠成的方式趋于圆满。 然而，一切都在崇祯甲申年（一六四四）陡然逆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五月二日，清军入关，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由北向西向南扫荡而来。这一天崩地裂般的巨变，给七十一岁的冯梦龙带来了沉重打击，悲愤之余，他的精神密切关注着飘摇崩塌的皇明基业，迅速编纂了《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三书，存史鉴史，建言献策；他的身体则勉力追随着不断流亡的南明小朝廷，从苏州到台州到福建，“忽忽念故国，匍匐千余里”（明王挺《挽冯梦龙》），忧心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冯梦龙在仓皇离乱中溘然离世，享年七十三岁，其卒地一说在福建，一说在苏州（参高洪钧《冯梦龙卒地考辨》，载《明清小说研究》二〇〇〇年第二期）。 中国古代小说按照语体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白话小说按照文体又可分为话本（白话短篇小说）和章回（白话长篇小说）。 其中，话本小说乃脱胎于唐宋“说话”伎艺，历经从口头表演到书面文本的转写编创，至宋元时期，陆续产生了一批早期作品，这些话本小说在明代续有流播。 嘉靖时，杭州书坊清平山堂主人洪楩，搜集所见宋元旧本（亦杂有明人之作）加以整理刊印，总其名为《六十家小说》，共六十种，这成为明代中前期最为大宗的话本小说集群。 万历时期，福建书林熊龙峰也曾刻印若干话本小说，存世仅有《张生彩鸾灯传》、《冯伯玉风月相思》等四种，当年实际刊印的数量应该更多。 很显然，生活在晚明的冯梦龙，身处刻书藏书极为繁盛的苏州地区，本人又对通俗文学兴趣浓厚，他完全有条件搜集购藏丰富的小说资料，提供给自己进行选辑、改编乃至拟写。 《三言》的编刊约始于天启初（天启四年之前），应书坊之请，冯梦龙利用“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首先推出了《古今小说》，凡四十卷四十种，存世明天许斋刊本目录页题为“古今小说一刻总目”，既题“一刻”，自然还有续刻的计划，但是否一开始就已确定编刊三刻共一百二十种，尚无材料可证此说。 天许斋本卷首“绿天馆主人”叙云：“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也并未提及拟编三刻总计一百二十种的信息。 借助对文字、眉批和插图等项的勘查，研究者考定天许斋本不是《古今小说》的原刻本，据此反观内封页上的天许斋识语，声称“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流露出已知晓三刻一百二十种的口吻，恰好表明了其后出后知的特点。《古今小说》原刻本今未发现。 天启甲子四年（一六二四），冯梦龙续编《警世通言》，亦四十卷四十种，存世明金陵兼善堂刊本，卷首有“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叙，文末特别强调了《警世通言》的题名缘由，或意在交代本集为何未沿用“古今小说二刻”书名。据研究，兼善堂本也不是《警世通言》原刻本。原刻本今未发现。 天启丁卯七年（一六二七），冯梦龙再次编刊了《醒世恒言》，同样是四十卷四十种，存世明金阊叶敬池刻本，学界认定其为原刻本（非初印）。 卷首有“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叙，文中有云“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首次拈出“三刻”、“三言”的称法，带有明显的归结总论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可一居士叙已提及“明言”这一书名，据此，《古今小说》重版并改题为《喻世明言》（为保持《三言》称法的完整性，下文循学界惯例，统一使用《喻世明言》指称《古今小说》）的时间，应在天启四年（一六二四）至七年（一六二七）之间。 可惜四十卷本《喻世明言》尚未发现，目前存世为衍庆堂本《重刻增补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全书仅二十四卷，其中卷一、卷五取自《醒世恒言》，则其刊印时间已在《醒世恒言》出版后，显然不是《喻世明言》的初刻本。 此外，这位“金阊叶敬池”是晚明颇具声名的苏州叶氏出版家族成员，崇祯间刊刻了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又曾梓行“墨憨主人评”《石点头》小说，与冯氏关系颇密，对《三言》的编刊过程也相当了解，其《新列国志》内封页识语云：“墨憨斋向纂《新平妖传》及《明言》、《通言》、《恒言》诸刊，脍炙人口。今复订补二书，本坊恳请先镌《列国》，次当及《两汉》。” 较早以知情人身份，确认了冯梦龙对于《三言》的著作权，也为读者拨开了笼罩在《三言》卷首题署上的迷雾，所谓“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无碍居士”、“可一居士”（又作“可一主人”）等，实际皆为冯梦龙别号。 《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可确认的严格意义上的冯梦龙独创作品，只有《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即便把标准放宽些，这个数字也相当有限。 《三言》絶大部分小说皆有所本，而由冯梦龙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增饰改写，这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的辑采改写传统。因此，考察素材来源成为《三言》学术研究的一大版块。 经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孙楷第《小说旁证》等论著的持续搜考，《三言》诸篇小说的素材来源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梳理和揭示，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来源： 其一是宋元明话本旧种。《三言》辑采了数量可观的宋元明话本，这是明末读者早已指出的事实，与冯梦龙同时代的小说家凌蒙初（一五八○—一六四四）就曾感叹，当他受到《三言》刺激开始编创《二拍》时，居然发现“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凌蒙初《拍案惊奇》序）。 冯梦龙本人对此亦不讳言，他用题下自注或文末标注方式，交代了部分篇目的旧本信息： 譬如《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题下原注：“一本作《羊角哀一死战荆轲》。” 《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原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 卷十四《一窟鬼懒道人除怪》题下原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 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题下原注：“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罗白鹞》。” 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题下原注：“旧本《金鳗记》。” 《醒世恒言》卷二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原注：“宋人作《错斩崔宁》。” 卷三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篇末云：“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 不妨重点来看一下《三言》与《六十家小说》的关系问题。目前虽无法证明冯梦龙购藏了清平山堂刊本《六十家小说》，但他确有途径接触到此书，明末山阴祁氏《淡生堂藏书目》卷七“记异类”著录有：“《六十家小说》，六册，六十卷。《雨窗集》十卷，《长灯集》十卷，《随航集》十卷，《欹枕集》十卷，《解闲集》十卷，《醒梦集》十卷。” 冯梦龙与祁承、祁彪佳父子交往颇密，如欲借阅或转抄这部完足的淡生堂藏本《六十家小说》，大概亦非难事。 清平山堂刊本《六十家小说》今仅存二十九种，其中有十一种为《三言》辑采改写，包括《喻世明言》八篇，分别为卷三《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戒指儿记》，括号内为《六十家小说》篇名，下同）、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羊角哀一死战荆轲》，原书首缺，此据《喻世明言》题注补）、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死生交范张鸡黍》）、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卷三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李元吴江救朱蛇》）、卷三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简帖和尚》）；《警世通言》三篇，分别为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入话（《风月瑞仙亭》）、卷三三《乔彦杰一妾破家》（《错认尸》）、卷三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刎颈鸳鸯会》）。 事实上，《三言》据《六十家小说》改写的篇目远不止十一种。《三言》另有十七种小说，著录于明抄本晁氏《宝文堂书目》，却又不在《六十家小说》今存二十九种之列，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宝文堂书目》收录了嘉靖本《六十家小说》的全部篇目，因此，推测《三言》的这十七种小说有可能也是采自《六十家小说》（参［日］中里见敬《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载《复旦学报》二○○五年第六期）。 它们包括《喻世明言》八篇，分别为卷十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赵旭遇仁宗传》，括号内为《宝文堂书目》著录篇名，下同）、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史弘肇传》）、卷二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燕山逢故人》或《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卷二五《晏平仲二桃杀三士》（《齐晏子二桃杀三学士》）、卷二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沈鸟儿画眉记》）、卷三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种瓜张老》）、卷三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赵正侯兴》）、卷三八《任孝子烈性为神》（《任珪五颗头记》）；《警世通言》五篇，分别为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玉观音》）、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小金钱记》）、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金鳗记》）、卷二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宿香亭记》）、卷三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山亭儿》）；《醒世恒言》四篇，分别为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勘皮靴》）、卷十六《陈五汉硬留合色鞋》（《合色鞋儿》）、卷三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红白蜘蛛记》）、卷三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错斩崔宁》）。 若将上述两项相加，《三言》据《六十家小说》旧本改写的话本小说，至少有二十八种之多，当然，《六十家小说》仍有半数未被《三言》辑采，说明冯梦龙在遴选旧本时有自己的标准，他曾在《古今小说》序文中说：“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 这部《双鱼坠记》盖即今存熊龙峰刊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冯梦龙当年应握有一定数量的熊刊本小说，《喻世明言》卷二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即据熊刊《张生彩鸾灯传》改写，但他却主动放弃了“鄙俚浅薄”的《双鱼坠记》。这一取一舍之间，正凸显了冯梦龙对于小说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评估与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三言》所利用的包括《六十家小说》在内的话本旧本，并非都是宋元旧种，也包含了若干明人新编的作品；即便是宋元旧种，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刊本，而是明人翻刻本。 况且，冯梦龙将它们采入《三言》时，又进行了程度不一的增饰改写，因此，这部分《三言》小说文本内部往往累积着宋元明三代的历史基因，体现了俗文学堆垛衍生的特点，难以仅据若干语词或名物制度作出简单的断代处理。 此外，经文本比勘发现，冯梦龙对于上述话本旧本的改写幅度并不大，基本保留着旧本的情节文字。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乃据《六十家小说》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改写，小说新增了不少人物情节，篇幅大为扩展，男主人公柳永的形象也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即从原来的才子加流氓，升格为一位有情有义有风骨的传统文人典型，这其中盖亦寄寓着冯梦龙自己的情怀和理想。 其二是明人新撰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由于篇幅较为长大，一般不适合改写为相对短小的话本小说，但也有例外。 譬如明代万历以降兴起的公案小说集，虽然学界将其笼统归入章回小说，实际上它们一集包含数十至百余篇，每篇叙述一个独立故事，语言俚俗，篇幅不大，与话本小说存在相通之处。 冯梦龙颇为关注福建建阳书坊主余象斗编撰的公案小说集《新刻皇明诸司廉明公案》（刊行于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新刻皇明诸司公案传》（刊行于万历晚期），《三言》共有四篇小说辑采于此，即《喻世明言》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醒世恒言》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分别改写自《廉明公案》卷二《陈按院卖布赚赃》、卷三《滕同知断庶子金》、卷二《汪县令烧毁淫寺》，《警世通言》卷三五《况太守路断死孩儿》改写自《诸司公案》卷二《颜尹判谋陷寡妇》。 此外，供职于福建建阳余氏书坊的江西籍文人邓志谟，编撰有章回小说《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十五回（刊行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冯梦龙将其删削改造后，收为《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后又作为道教小说的代表刊入《三教偶拈》。 从数量上来看，《三言》改写自章回小说的篇目不多，但它们不但显示了白话小说内部的跨文体改编，也见证着远在江南的小说家对于闽本小说的阅读接受，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其三是历代文言笔记小说。这是《三言》最大的素材来源，其数量远超前两类。 文言笔记小说代有编撰，数量庞大，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故事资源。早在宋元时代，优秀的说话表演艺人就很注意从中汲取滋养，所谓“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云云（罗烨《醉翁谈录》卷一《小说开辟》）。明代的白话小说家、戏曲家亦莫不以其为取之不竭的题材渊薮。 嘉靖以降，文言笔记小说迎来一个汇编刊印热潮，如苏州陆氏编刊《三十家小说》（后定名为《虞初志》）、顾元庆编刊《顾氏文房小说》《明朝四十家小说》、松江陆楫编刊《古今说海》、杭州洪楩刊印《新编分类夷坚志》、无锡谈恺刊印《太平广记》、绍兴商浚编刊《稗海》等，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明代文人新编新撰的文言小说野史笔记亦层出不穷，吴中地区的子书编撰之风尤为炽盛。 晚明冯梦龙能够取资的文言笔记小说资料可谓充足，他本人对选编文言小说也兴致盎然，虽然《太平广记钞》、《智囊》（后增纂为《智囊补》）、《情史》的刊印时间，稍晚于《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但这几部著作卷帙浩大，所涉作品数量可观，皆非短时间内可以急就，需经较长时间的搜访、阅读、摘抄、评点，期间就有可能对冯氏的话本小说编写产生积极影响。从实际辑采情况来看，宋人《太平广记》、洪迈《夷坚志》、刘斧《青琐高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郎瑛《七修类稿》、赵弼《效颦集》、宋懋澄《九钥集》等文言笔记小说，都是冯梦龙较为关注的对象。 通常而言，将文言小说改写为话本小说，首先要完成语体的文白转换，其次是实施小说文体改造，再次是因应篇幅扩大而对故事情节人物进行增饰串接，最后还需完成小说主题的调适，凡此种种，改写者花费的心力颇为巨大，有时已不啻是一种脱胎换骨的重新创作。冯梦龙正是在此面向上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小说编创能力。  《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覆盖了宽广的题材范围，有草莽英雄（如钱镠、赵匡胤、史弘肇、郭威等）的发迹变泰，有历史名流（如老子、晏子、李白、柳永、苏东坡、苏小妹、王安石、唐解元等）的逸闻遗事，有佛道人物（如吕洞宾、许旌阳、杜子春、李道人、月明和尚、明悟禅师等）的修度转世，还有民间久传的神怪传说（如西山一窟鬼、定州三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司马貌闹阴司、胡母迪游地狱等）；而更多作品则聚焦于宋明时期世俗社会的日常生活，诸如家庭婚恋、私会幽情、商贾妓女、风流僧尼、断狱公案、侠客复仇，等等，勾勒出光怪陆离、活色生香的市井百态，记录了饮食男女对于爱情婚姻、家业财富、生理欲望乃至生命价值的追求向往，也承载着诸多晚明时代的新观念与新思想。 《三言》第一篇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冯梦龙将这篇集“家庭”、“婚恋”、“私情”、“商贾”于一身的小说置顶推出，大概非出偶然，而是表明了他对此类题材内容的偏爱，也透露出《三言》思想旨趣的一个重要面向，即对于情的书写与褒扬。 早在编刊民歌《挂枝儿》、《山歌》的青年时期，冯梦龙就已开始注重“真情”，提出要以“男女真情”来对抗“名教”虚伪。 壮年时又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辑评为《情史》二十四卷，声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戏言自己死后会成佛来度化世人，佛号就叫“多情欢喜如来”（龙子犹《情史》叙）。 可以说，重“情”是贯穿冯梦龙一生的思想特质，也是其文艺编创活动的独特旨归。 《三言》演绎了形形色色的情之故事，有夫妻之情（如《喻世明言》卷二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卷二四《玉堂春落难逢夫》，《醒世恒言》卷九《陈多寿生死夫妻》等篇），有恋人之情（如《喻世明言》卷二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警世通言》卷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篇），有友朋之情（如《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篇），有手足之情（如《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等篇），有师生之情（如《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等。 借助鲜活的情节文字，《三言》热情讴歌了情的真挚、无私、温暖、宽厚与绵长，以及人们对于真情的勇敢追寻和忠贞坚守，同时也深细地呈现了情与多种因素的冲突。 譬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美丽的妻子王三巧，与蒋兴哥“行坐不离，梦魂作伴”，夫妻极为恩爱，后因丈夫外出经商，独守空房的她难耐寂寞，遂为徽商陈大郎设计诱奸，但小说关于这对“奸夫淫妇”的描写却相当带有温情色彩，写他们“如胶似漆，胜如夫妇一般”，分别时“两下恩深义重，各不相舍”，王三巧赠以珍珠衫，说“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大郎听了“哭得出声不得，软做一堆”，恩爱程度较之原配夫妇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渲染性文字，无疑缓解了“情”与“欲”之间的传统冲突，展露出晚明特有的人性之光，那些基于真情而产生的欲望及其伴随而来的失节行为，是可以被宽容以待的，至少不是罪恶的。 《警世通言》卷三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太学生李甲向友人柳遇春筹借三百两银子，为青楼女子杜十娘赎身，柳氏起初未允，当他得知杜十娘愿意自己拿出一半银两，大为感动，“此妇真有心人也，既系真情，不可相负”，两日内就帮李甲凑足了银两；赎身后，李甲携杜十娘坐船前往苏杭，途中为盐商孙富巧言蛊惑，竟答应以千金将杜十娘转让与他，杜十娘闻之伤心絶望，怒骂孙富，并在对李甲“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的哀怨控诉声中，抱着价值万金的百宝箱投江自尽。 小说的结局是孙富受惊病卒，李甲“郁成狂疾，终身不痊”，柳遇春则得到了杜十娘阴魂送上的百宝箱，在这场“情”与“利”的抉择中，尊重并付出真情的柳遇春获得了最终的福报。 《喻世明言》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叙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友情故事，吴保安与郭仲翔素未谋面，只因郭氏对他曾有荐举之恩便引为知己，后来郭仲翔战败被掳，吴保安为筹措巨额赎金营救友人，抛下家中妻幼，外出经商，“眠里梦里只想着'郭仲翔’三字，连妻子都忘记了。 整整的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其妻儿在家苦捱数年，“衣单食缺，万难存济”，只得离家寻夫，乞食于路。吴保安的“弃家赎友”虽在小说中受到正面褒赞，反映出了晚明社会对于“友伦”的推重（参黄卫总《晚明朋友楷模的重写：冯梦龙〈三言〉中的友伦故事》，载《人文中国学报》二○一二年总第十八期），但也牵扯出“知己情义”与“家庭伦理”的内在纠缠以及如何平衡的思考。 《喻世明言》卷二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丈夫莫稽因嫌弃妻子金玉奴出身低微，将她推落江中，至小说结尾，莫稽在经受一番打骂之后，居然与侥幸存活的玉奴“夫妇和好，比前加倍”，对于这位犯下杀妻未遂罪行而非一般“薄情郎”的丈夫，玉奴显然不可能真的冰释前嫌，她最后屈从于破镜重圆的伦理传奇，其实质就是“理”对“情”的裹挟。 《三言》对于明代新崛起的商人阶层相当关注，涉及此类题材的篇目数量颇为可观，《喻世明言》前四卷故事均与商人有关，亦可见冯梦龙的着意之处。 《三言》正面叙写了商贾经商的艰辛不易，所谓“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 他们有聪明灵活的头脑，吃苦耐劳的身体，奉行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盛泽人施复，是位“忠厚”的丝织小作坊主，他在途中捡到一包银子，想到失主也许是和自己一样的“小经纪”，这些银两“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絶了咽喉之气”，遂守在原地等待失主回来认领，只因这一善举，施复后来连得福报，生意不断扩大，最终富冠一镇。 《喻世明言》卷二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药材商人贺某、朱某，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俩为生意伙伴李吉的受冤屈死鸣不平，亲自暗查线索，主动告官，促使这起连环冤案获得昭雪。 《三言》还将笔触深入到商人家庭的婚恋生活之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叙写了因商人常年在外导致家中妻子出轨、婚姻破裂的故事，这种情况在晚明社会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而《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小商贩秦重，则以他的朴实、善良、真诚，打败“黄翰林的衙内，韩尚书的公子，齐太尉的舍人”，赢得名妓美娘的芳心，此等商贾爱情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不多见，它见证了商人文学形象在明末的改变和提升。 当然，《三言》对于商贾的书写并不都是正面的，也揭露了他们贪图钱财、重利薄情、好色贪淫的另一面。在那些叙述私情奸情的小说中，作为流动人口的商人往往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放纵声色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别人的婚姻，也殃及自己的家庭。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徽商陈大郎勾引了王三巧，结果他的妻子平氏后来阴差阳错成了蒋兴哥的妻子，小说插入诗歌云：“天理昭昭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分明欠债偿他利，百岁姻缘暂换时。” 《警世通言》卷三三《乔彦杰一妾破家》叙商人乔彦杰在经商途中，贪恋邻船上的美妇春香，以千金纳为小妾带回家中，后来春香私通家仆，引发血案，最终乔氏合家死于非命。这篇小说是冯梦龙根据旧本《错认尸》改编的，亦足为明代商贾之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面，《三言》包含了数量可观的宋元明话本旧种，还有更多辑采自历代文言笔记小说的故事，这些旧本故事，携带着原有的时代文化印记与道德观念基因；另一方面，《三言》一百二十篇又是冯梦龙按照自己的标准辑选出来，并且进行了程度不一的情节文字增改，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他个人及其所处晚明时代的主体色彩，这是新与旧的融汇。 此外，作为文人的冯梦龙固然有其独立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但《三言》本质上是应商业性书坊邀约而编刊的通俗文学，它需要尽量贴合市民文艺和小说读者的欣赏口味，这又是文人与市民的混合。 因此，《三言》小说的篇与篇之间，甚至同一篇文本内部的情节与结局、细节文字与插入韵文之间，往往回响着不尽一致的“声音”，其思想旨趣呈现出多元混杂捏合的鲜明特点。 譬如《喻世明言》卷二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和《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均叙述女子女扮男装，与男子结为兄弟，朝夕相处多年，感情甚笃，而等到性别恢复之后，两位女主人公的态度却迥然不同。 《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方欣然与刘奇成为夫妇，并且认为“昔为弟兄，今为夫妇，此岂人谋，实由天合”；《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的黄善聪，则坚称“今日若与配合，无私有私，把七年贞节一旦付之东流，岂不惹人嘲笑”，几次三番拒絶了李秀卿的婚约，体现了“理”对“情”的钳制。 两篇作品情节基本同构，而表达的“情”、“理”关系主题却并不同质。 《醒世恒言》卷三六《蔡瑞虹忍辱报仇》叙写少女蔡瑞虹为报杀父毁家之仇，屈从于水贼，受尽凌辱、诱骗和拐卖，终令仇人伏法，十年间蔡瑞虹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超强的意志力，但在大仇得报之后，她似乎顿时失去了力量，感觉自己“失节贪生，贻玷阀阅”，竟“将剪刀自刺其喉而死”，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结局，明显受到传统保守贞节观的负面影响，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所表现出来的晚明相对宽容的贞节观存在显著差异。 而即便是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小说中，其首尾文字及文中韵文，反复强调“可见果报不爽”，“却不是一报还一报”，“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流露出市民文艺常见的果报劝惩口吻，与更具人性化的故事情节也构成了一种观念层面的裂隙和对峙。 事实上，《三言》的书名“喻世”、“警世”、“醒世”，早已清楚地表明小说的道德教化旨归，这提醒小说读者需要具体、完整、辩证地理解和阐释《三言》诸篇的思想内涵。 《三言》是晚明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它既保留着若干宋元明旧本的文字，也融入了众多冯梦龙改写的成分。故所谓《三言》的艺术成就，既可视作宋明时期话本小说艺术的一次集中呈现，同时也是优秀小说家冯梦龙的最新个体创造。 要而言之，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确立了话本小说的文本体制。 《三言》之前的话本小说旧本，较为大宗的就是嘉靖清平山堂所刊《六十家小说》，从现存二十九种来看，其体制尚未趋于稳定，篇名长短不一，语言文白俱陈，文本构造也互有出入。 至冯梦龙编刊《三言》时，对此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规整：篇名统一采用七言或八言单句，相邻两篇对仗齐整（譬如《喻世明言》卷一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卷二为《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语言采用白话，尤其是将辑采自文言笔记小说的故事，逐篇敷演为白话，殊费心力。定型了由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诗等构成的话本小说体制，并贯彻落实于絶大部分文本。 经过此番整饬，话本小说的艺术规范和文人化程度，均有显著提高。《三言》由此成为话本小说的艺术典范，并在明末清初引发一个编刊热潮。 其二，推进了白话小说的细节艺术。 中国早期小说传统相对追求情节奇曲，而对文本细节不甚注重，这实际上不利于小说艺术感染力的生发，也影响到人物形象的细腻塑造。 《六十家小说》所收宋元明话本旧种，已开始出现细节叙写的萌芽，但总体上仍专注于情节的翻转演进，诸如《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小说，虽然充满悬念的紧张感，具备了较好的情节骨架，却还缺少由细节生成的丰满血肉。 冯梦龙编刊《三言》的核心工作盖即文本改写，无论是对宋元明话本旧本的“略施手脚”，还是将文言小说改造为白话话本时的“大动干戈”，文本改写的重点之一就在于细节的增设铺叙，《三言》于此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乃据明宋懋澄《九钥别集》卷二《珠衫》改写，《珠衫》中“楚人”（即蒋兴哥）与“新安人”（即陈大郎）偶遇，获知家中妻子失节，文言小说仅以“货尽归家”四字，冷静交代过去。 冯梦龙则增入了大段对于蒋兴哥心理和神情的描写：“当下如针刺肚，推故不饮，急急起身别去。回到下处，想了又恼，恼了又想，恨不得学个缩地法儿，顷刻到家。 连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这些文字，将一位丈夫既感到痛苦悔恨，欲着急回家了断此事，但又因心中还爱着妻子，害怕面对现实的纠结内心，刻画得淋漓尽致；而蒋兴哥在得知真相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责骂妻子，竟是反省自己，这些心理活动细节，有效地烘托出了他宽容有爱、洋溢着人性温煦的开明丈夫形象。 王三巧被休回到娘家，《珠衫》写：“妇人内惭欲死，父母不详其事，姑慰解之。”寥寥几句，纯作叙事，不见情感波澜。 冯梦龙增改为：三巧先是“悲悲咽咽，哭一个不住”，又想到“四年恩爱，一旦决絶，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准备悬梁自尽，恰好被进房送酒的母亲撞见，“急得他手忙脚乱，不放酒壶，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番坐兀子，娘儿两个跌做一团，酒壶都泼翻了”，母亲扶起女儿劝慰道： 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 这番话，出自十六世纪一位底层母亲之口，颇有些石破天惊，充溢着晚明社会突破传统贞节观念、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时代新风。 类似细节文字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还有不少，可以说，正是借助这些极具感染力的细节，冯梦龙将一则情节巧合色彩浓重的《珠衫》故事，成功改造为一篇富有时代精神特质的话本小说，完成了文本的蜕变和升华。 《警世通言》卷二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乃据明王同轨文言小说集《耳谭》中的“金三妻”敷演而成： 父母双亡的宋小官乞食街头，为船户刘翁收留，某日下雨，刘翁女儿宜春取出旧毡笠，亲手缝补后给他遮雨。后两人结为夫妇，生下一女，又不幸夭折，宋小官抑郁成疾，被岳父母遗弃于江中荒岛，却意外发现了强盗偷藏于此的金银珠宝，由此成为巨富。 数年后，宋小官假扮钱员外，寻访到刘翁船上，得知妻子宜春始终为他守候，不肯改嫁，内心感动不已。宋小官遂向刘翁求借“破毡笠”，刘翁莫名其妙，宜春却非常敏感，疑心钱员外就是宋郎，“不然何以知吾船有破毡笠”。次日清早，宋小官“梳洗已毕，手持破毡笠于船头上翻覆把玩”，宜春细辨面庞声音，认出丈夫，终于阖家团圆。 这本是个常见的破镜重圆故事，但小说关于“破毡笠”的细节描写，别出心裁，散发着旧时今日浓浓的夫妻鲽鹣之情，令人过目难忘，成为本篇小说的一大艺术亮点。 如前文所述，《卖油郎独占花魁》敷演了卖油郎秦重的爱情神话，标志着商人形象在晚明文学中的转变和改善。不过，小说又以一连串细节文字，揭示出了商人婚恋现实的另一面：秦重凑足嫖资银两，想去会会花魁娘子，老鸨王九妈告诉他：“我家美儿，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他岂不认得你是做经纪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 秦重回家后，特意停下卖油生意，“到典铺里买了一件见成半新不旧的綢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青楼相会之夜，美娘感动于秦重的人品，但内心仍很纠结：“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 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凡此，皆表明传统社会对于商人群体的轻视和不良印象，仍然根深蒂固，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总之，《三言》诸篇小说中存有丰富的细节文字，看似与主干情节关系不大，却并非无用之闲笔，往往出自小说家的匠心设计，它们或者烘染了情感气氛，或者参与了人物塑造，或者点化了文本主题，是小说艺术感染力形成生效的重要因素，也是白话小说叙事艺术成熟的文本标记之一。 其三，提升了小说的白话语言艺术。 《三言》一百二十篇小说，只有少量篇目（如《警世通言》卷十《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卷二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醒世恒言》卷二四《隋炀帝逸游召谴》等）由于受到底本或者素材来源限制，采用了浅近文言，絶大多数作品的语体均为散体白话。 这些白话语言，覆盖宋元明三代，虽然根据某些语词、语义、语言风格，可以分辨或者感觉出时代的差异，但想对文本的语言层次作出清晰的区分，殊为不易。 从《三言》与《六十家小说》共存的十一篇文本来看，冯梦龙对于旧本中的白话语言，基本予以保留。而在那些辑采自文言笔记小说的篇目中，由于涉及文白转换，冯梦龙获得了展现其白话语言艺术的驰骋空间。 譬如小说《珠衫》以文言写王三巧错看陈大郎一节：“妇人尝当窗垂帘临外，忽见美男子貌类其夫，乃启帘潜眄，是人当其视，谓有好于己，目摄之，妇人发赤下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将其改写为白话，叙陈大郎偶从蒋家窗下经过： 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儿远远瞧见，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开帘子，定睛而看。陈大郎抬头，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目不转睛的，只道心上欢喜了他，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谁知两个都错认了。三巧儿见不是丈夫，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在后楼，靠着床沿上坐地，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回到下处，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 两相对读，不难见出白话语言明白如画、细致入微的艺术效果。 《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改写自《廉明公案》卷三《滕同知断庶子金》，后者也是一个白话文本，但文字较为简略，冯梦龙的改写主要集中在细节的铺陈和白话的渲染。故事中巨富倪守谦晚年纳妾，儿子倪善继担心分走家产，心生不悦，《廉明公案》对此一笔带过，冯梦龙增入了大段倪善继夫妇的私房话： 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论道：“这老人忒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灯之烛，做事也须料个前后。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讨这花枝般的女儿，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终不然担误他在那里，有名无实。还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持不过，那少妇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为家门之玷。还有一件，那少妇跟随老汉，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时成熟，他便去了。平时偷短偷长，做下私房，东三西四的寄开，又撒娇撒痴，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到得树倒鸟飞时节，他便颠作嫁人，一包儿收拾去受用。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这般人，最损元气的。” 又说道：“这女子娇模娇样，好像个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擒老公的太岁。在咱爹身边，只该半妾半婢，叫声'姨姐’，后日还有个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众人唤他做'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咱们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讨他做大起来，明日咱们颠到受他呕气。” 夫妻二人，唧唧哝哝，说个不了。 这段对话使用了诸多生动的俚语俗谚，带有浓郁的草根性和烟火气，仿佛是从闾里小巷中传来的市井声音，惟妙惟肖。 同父异母的嫡庶子女争夺家产，大概是传统中国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戏曲对此类故事多有演绎，而上述夫妻对话，不仅道出了当事人的真实心理，也因绘声绘色的白话语言，成为考察《三言》语言艺术的样本之一。 此外，中国早期白话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大多使用模式化的韵文，且与情节叙事的关联度较低，而在《三言》中出现了若干白话写景文字，颇可注意。 《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叙计押番与被休的前赘婿周三重逢，“其时是秋深天气，蒙蒙的雨下”，看到周三衣衫褴褛，计押番动了恻隐之心，请他到家中喝杯热酒，周三酒罢告辞时，“天色却晚，有一两点雨下”，他想起自己身无分文，“深秋来到，这一冬如何过得”，遂起了盗窃计家的歹念。 此处，“秋雨”渲染了一种阴冷愁郁的气氛，先后引发了计押番的怜悯之情和周三的铤而走险。 小说结尾处，身负命案逃亡在外的庆奴，迫于生计到酒楼唱曲儿，“一日，却是深冬天气，下雪起来。庆奴立在危楼上，倚着阑干立地”，恰好被追捕而来的衙役撞见，庆奴受缚归案，伏法问斩。 此处，“冬雪”、“危楼”又营造出了一种肃杀紧张的气氛，预示着庆奴最终的悲剧命运。这两处关于“秋雨”、“冬雪”的白话写景文字，虽略感简单，却与小说情节人物深度关联，烘染效果明显，展现出了白话写景颇为宽广的小说艺术前景。 冯梦龙丰厚的白话语言艺术资源，既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民歌，也取资于他当时所能接触阅读的白话文学。 譬如熊龙峰刊本《张生彩鸾灯传》小说，故事虽然平平，白话语言艺术却相当出色。写刘素香与张舜美一见钟情，她“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写张舜美独自回到家中，“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次日，他赶去两人邂逅之地，“立了一会，转了一会，寻了一会，靠了一会，呆了一会，只是等不见那女子来”。这种特殊的近义排比句式，将青年男女坠入爱河后兴奋悸动、失魂落魄的心理神态，描摹得入木三分。 冯梦龙后将《张生彩鸾灯传》改写为《喻世明言》卷二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文字大同小异，期间他显然关注到了上述白话句式的魅力，积极学习吸收，并屡屡用诸小说编创实践。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归途中获知妻子失节，“气得兴哥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写阿秀得知自己被假冒的情郎骗奸，“那时一肚子情怀，好难描写：说慌又不是慌，说羞又不是羞，说恼又不是恼，说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乱针刺体，痛痒难言”；《滕大尹鬼断家私》写老迈的倪守谦无奈忍受长子对异母幼子的欺凌，“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皆可谓得其神髓。 实际上，冯梦龙之所以特别重视白话语言艺术，是因为在他看来，白话不仅仅是一种有别于文言的、具有文学表现力的鲜活语言系统，也是小说能够实现“谐于里耳”进而感化世人的重要媒介。 《三言》编刊行世之后，产生了良好的读者市场效应，重印翻刻不断。受此情势的刺激，浙江乌程（今湖州）小说家凌蒙初应书坊之请，仿照《三言》样式，分别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崇祯五年（一六三二），编撰出版了《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史称“《二拍》”。 凌氏在《拍案惊奇》序中以同好身份，高度称扬了《三言》的开创性意义：“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 《二拍》每集各四十卷四十种，文本体制大致模拟《三言》，惟将篇名由单句改为双句，两句“自相对偶”，这是“仿《水浒》、《西游》旧例”（《拍案惊奇》凡例）。 《二拍》推出后反响也相当热烈，它们庶可视为《三言》文学影响最为重要的体现。《三言》、《二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组合，也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 大概明末清初，苏州“抱瓮老人”编刊《今古奇观》，由吴郡宝翰楼首先刊行，凡四十卷四十种，选自《三言》者二十九篇，选自《二拍》者十一篇，具体包括《喻世明言》八篇、《警世通言》十篇、《醒世恒言》十一篇、《拍案惊奇》八篇、《二刻拍案惊奇》三篇，收入时诸篇文字略有改动。 这是存世最早的《三言》、《二拍》选本，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话本小说选本。《今古奇观》的清代翻刻本极多，它的广泛流播挤压了《三言》单行本的流传，《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两书的清刻本尤其稀少。 《今古奇观》之外，清代陆续产生了《觉世雅言》、《警世选言》、《二奇合传》等十余种《三言》、《二拍》选本，虽然具体选目不尽相同，但《三言》始终是重要的选辑对象。 可以说，正是这些话本小说选本，合力拓展了《三言》的文学影响，并且完成了其经典篇目的遴选凝定，诸如《卖油郎独占花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崔待诏生死冤家》、《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灌园叟晚逢仙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篇，皆是入选频次较高的《三言》小说。 《三言》在中国编刊后不久就迅速传入了东邻日本，宽永十年（一六三三，明崇祯六年）尾张藩的购书目录《宽永御书物帐》中，赫然就有《警世通言》十二册，这部书目前仍存藏于名古屋的蓬左文库。 此后，《三言》的各种明清版本随着中日书籍贸易，不断舶载东传。不仅如此，江户时代，日本还推出了著名的'和刻《三言》’，即冈白驹（一六九二—一七六七）训译的《小说精言》（一七四三）、《小说奇言》（一七五三）和泽田一斋（一七〇一—一七八二）训译的《小说粹言》（一七五八），共选录了十篇源自《三言》的话本小说，其中《醒世恒言》六篇、《警世通言》三篇、《喻世明言》一篇。 《三言》的重要选本《今古奇观》，在日本的流播也相当广泛。作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三言》对日本本土通俗文学读本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约十八世纪初期，《三言》开始西传欧洲，法国籍耶稣会士杜赫德（一六七四—一七四三）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收录了耶稣会士殷宏绪（一六六二—一七四一）根据《今古奇观》翻译的三篇作品，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被译成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其中的两篇《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乃源自《警世通言》。 十九世纪以降，《三言》的东西方外文译本时有问世，流传日盛。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泰西，《三言》不仅成为海外读者领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文学窗口，也是他们了解中国庶民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 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相比，由于文献的匮乏，《三言》的文本整理与研究均相对滞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一九二四年六月初版）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云：“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大概他当时只读到了《醒世恒言》一种而已。 较早对《三言》版本作出调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盐谷温、长泽规矩也以及中国学者马廉、孙楷第、郑振铎、王古鲁等人，经过他们的持续努力搜访，庋藏于海内外的《三言》珍稀版本，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至一九三三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其中著录的《三言》中日藏本多达十五部，较为重要的善本已基本在列。但《三言》的文本仍迟迟未得整理出版，因此，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二年初版）尽管提及了《三言》，却只能根据《今古奇观》的选辑，旁敲侧击，略作介绍。 带有学术性的《三言》文本整理，始于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收录《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两种，一九三六年九月由生活书店排印出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言》中最早行世的《古今小说》，经王古鲁校点，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此本以日本内阁文库（今属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明天许斋本为底本，以尊经阁文库藏本为校本，历经王古鲁、张元济、商务编辑多轮往返校订，卷首附有书影，卷末附录王古鲁跋语，堪为古代小说文本学术整理的示范性实例。 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严敦易校注本《警世通言》、顾学颉校注本《醒世恒言》，一九五八年，又出版许政扬校注本《古今小说》。《三言》的文本流播，自此进入由专业学者承担完成的校注本时代。 其后，海内外先后出版的《三言》影印本、点校本、注释本，不胜枚举。 近年较具影响的学术整理本，乃二○一四年十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小说注释系列”《三言》，包括陈熙中校注本《喻世明言》、吴书荫校注本《警世通言》以及张明高校注本《醒世恒言》。 毋庸赘言，《三言》文本整理的学术质量，与《三言》版本研究的进展密切相关。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学者对于《三言》存世版本的调查甚为兴盛，研究渐趋深细，从注重不同版本的比勘，兼及同一版本不同藏本的比勘，以厘定同版书的印次先后，并判别存世版本或藏本的学术优劣。 此外，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展开，海内外藏书机构陆续公布了诸多秘藏的《三言》版本，高清彩色书影的方便获取，也进一步助推了版本的精细化研究，关于《三言》版本的学术认知，较前有了颇足可喜的更新。 因此，站在最新研究基础之上，检讨现有《三言》整理本的种种不足，围绕底本遴选、校本参订、文字勘正诸环节，重新进行科学的学术整理，不仅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本次《三言》校点者李金泉，长期专注于古代小说文献调查研究，对《三言》、《二拍》尤多关注，曾系统调查搜集了庋藏于东亚各地的《三言》版本，同时积极吸纳中日学界的最新成果，较为全面掌握了《三言》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学术资讯。 据此，他审慎选定了本次《三言》整理的底本：《喻世明言》选用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刻本为底本，这是现存明刻本中文字最优、最接近原本的版本；《警世通言》选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藏明金陵兼善堂系统本为底本，这是现存明刻本中保存最完善、刻印时间也较早的版本；《醒世恒言》选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明叶敬池刻本为底本，这是现存明刻本中刷印最早、保存最好的版本（详参三书《整理说明》）。 很显然，上述三种底本的遴选，乃是综合考察了刷印时间早晚、书叶保存好坏、文字正误数量等版本细况之后，作出的学术最优解。 至于参校本，除涵括存世其他明刻本之外，还列入了明嘉靖清平山堂刊《六十家小说》、明末宝翰楼刊本《今古奇观》等与《三言》文本存在特殊关系的文献。凡此，皆为本次文本整理奠定了可靠的文献基础。 而从校点实际结果来看，本次整理所确定的底本和校本，藉由校点者严谨细致的校勘工作，充分发挥出了其应有的学术效应，订补了大量之前整理本存在的错讹缺漏文字（包括正文与眉批）。此《三言》新校本允为目前最善之学术整理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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