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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书法研究》2023年第2期 作者 | 丛文俊 分享 l 书艺公社（ID：shufaorg） 东晋是书法史上一个特殊而又灿烂的时代，名家衆多，由“二王”引领时尚潮流，此已爲言书者耳熟能详。作爲以魏晋玄学与魏晋风度爲主体的精英文化生态，是如何陶冶、塑造书家人格、乃至于精神世界的？尺牍书法风流中的书体演进与书家的个性出新、风格演绎，爲何萃集于“二王”？社会思想文化与生活中的“二王”，如何在错综複杂的关联中实现自我价值、成其书法伟业的？等等。本文以蔡襄评晋人书法爲起点，次第探索了魏晋精英文化时尚、文化生态中的“二王”精神风貌，“二王”书法风格与书体演进的最后完成，“二王”书法艺术的“精神解领”等问题，或爲前所未言，或爲旧説补阙，而研究要点在于文化与人，内藴外溢，最终成就书法。 自古以来，书法史著述与研究于书家无论详略，往往都会与作品呈游离状态，很少探索书家的内心世界，以及所处时代之文化生态对书家的影响和塑造，而这些内容，对成就作品美感风格、艺术境界至关重要。如果以书家爲附属或标籤，重点介绍和析论作品，即不外乎徵引、折中前説，敷衍感悟，得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结论，谬失亦在所不免。对今天的书法学术研究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衹关注书家生平、仕历之类的内容，则不免千人一面，流于概念化，对作品的审美与阐释并无实质上的助益。其中受书法不过一技的观念影响，无论显隐，一直都是客观的存在，对当代书法创作与学科建设，都是值得探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张芝《芝白帖》 例如，玄学与魏晋风度乃“二王”时代精英文化的标志，具体可感可知，于书法影响颇著。“二王”身在其中，理当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而欲一一作出説明，似又把搔不到，变得抽象起来。南朝宋虞龢去晋未远，而其《论书表》的陈述仅取“古今”“质妍”来较説“二王”;得王献之亲传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仅以王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爲评;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比较锺繇、王献之之书，不过用“古肥”“今瘦”爲説;庾肩吾《书品》以“天然”和“工夫”爲比较标准，量説张芝、锺繇、王羲之三家;至唐太宗独尊王羲之，御制《王羲之传论》也不过着眼于“点曳之功，裁成之妙”，即得出“尽善尽美”的结论。自唐太宗援儒家思想评説书法，遂爲唐人论书创开新风，如孙过庭《书谱》沿袭太宗，尊大王而抑小王，论言“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其始限于因循旧説，随后的分析也语焉不详，未明所以;至若张怀瓘《书议》《书断》等书论巨制，于小王书法评説颇有发明独得，于大王则重归儒家窠臼，其《书断·评》“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之言，《神品》“亦犹钟鼓云乎，《雅》《颂》所得”之评，皆以脱离王氏其人其书的原生状态，大爲失真。自兹以降，历代评説“二王”，确立书法大统，亦皆不出上述范围，儘管神乎其技，终不过一技而已。顔之推《顔氏家训·杂艺》评云:“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实际上，王羲之既无廊庙志，也无书圣之想，善书只是其怡情养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书而名，其始在己，而书圣垂范，尽在后人的选择和推誉，在于后人各取所需、各抒己见的审美追加与重新塑造。况且，同时之善书者如王洽、谢安之流爲数亦多，罕有其传，独“二王”能震铄古今者，亦缘乎此。时至今日，好书者衆，大都沿袭尚技旧习，爱其书而不求其人，言史者也罕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书家其人与书法做综合考量。爲此，本文将尝试做出些许改变，以就正于同道。
在古代衆多的评説晋字的书论中，惟蔡襄展示出人所不及的独到见解，其《论书》有云: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爲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从精英群体之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生态，亦即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着眼，明确其时人的整体精神风貌，视书法爲其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足见高明。解读“二王”书法，亦须以此爲始。“风韵”，即风度、气质，有如诗歌或音乐般的美感韵致，要在动人，可以感知，而难于品绘。《世説新语·赏誉》(107)记云:孙兴公(绰)爲庾公(亮)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永)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此庾亮以“风韵”较説孙绰与卫永优差，谓后者也有声名远播，爲人倾倒处。又《晋书·桓石秀传》载云:“石秀，幼有令名，风韵秀彻。”是晋人言风韵，不限长幼。又《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述云:“道韫风韵高迈，叙致清雅。”以“高迈”状“风韵”，明其不限于女性姿容的美丽动人，更多的是言其风度的卓荦超迈，与后文济尼评其“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仿佛，堪爲“竹林七贤”或隐逸高士之比。又《世説新语·言语》(39)刘孝标注引《高座别传》述西域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是胡僧亦可得“风韵”之评。由此可见，蔡襄所谓“风韵难及”，意在以晋人的风韵类比其书，以及书法之精神发越所具有的“风流藴藉之气”，此则宋人书法观念字如其人的佳证。黄庭坚《题绦本法帖》云:论人物要是韵胜，爲尤难得;蓄书者以韵观之，当得仿佛。显然，黄氏认同蔡襄观点，并推而广之，用以评説前贤和时人书法，不赘。“清简”，晋人爲政、修身怡性、学问、言语等率皆如是，遂成风气。《晋书·张载传附张协》称其“在郡清简寡欲”，又《李胤传》言其“政尚清简”，又《阮籍传》谓其作郡“法令清简”，又《谢尚传》记其“爲政清简”，均其例。又王弼《周易略例·明彖》论云:“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约以存博，简以济衆，其唯《彖》乎。”这是晋人尚简的玄学理论依据。又《世説新语·文学》(25)有云:褚季野(裒)语孙安国(盛)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实际上，这是汉学与晋学之比，繁、简乃相对而言。后文续言:“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云:“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闇，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所言大抵符合晋人观念与治学特点。又《世説新语·轻诋》(24)记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与慧皎《高僧传》称支遁“标举会宗”的尚简学风相合，也可以视之爲学问究讨之方法论。彼时人物评价亦如是，如《世説新语·赏誉》(36)记谢幼舆(鲲)评友人王眉子(玄)“清通简畅”，又记王大将军(敦)《与元皇表》称王舒“风概简正”(46)，又《世説新语·品藻》(36)记孙绰评刘惔“清蔚简令”等等，皆取时尚中语。由此可见，清简既是一种时尚风气，也是精英群体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其思想藴涵，也与一般的常情常理大有不同。《世説新语·德行》(44)述云:王恭从会稽还，王大(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馀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恭，出太原王氏，王濛之孙。刘孝标注引《恭别传》云:“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其“作人无长物”，谓其格尚清简，身外无多馀之物。王大，王坦之子，《晋书·安帝纪》称其“甚得名于当世，与族子恭少相善，齐声见称”，而以其未能熟知王恭的爲人，故有索取簟席之事。王恭并不解释，遂以所坐竹席相赠，自己则改坐草席。王恭官至中书令，出爲五州郡督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而能清简如是，足见斯风入骨矣。“虚旷爲怀”，冲虚旷达，谓玄学与人的修身及精神风貌和谐若一。虚，在玄学或谓“虚胜”，与“玄胜”换言，吸纳老庄思想，化成一种生活态度和口谈笔辩的内容时尚，故能襟怀旷达，不以世俗爲意。《晋书·谢鲲传》记其遭人构陷，长沙王司马乂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既捨之，又无喜色”，后再遭黜辱，人爲之叹恨，而鲲“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是其不以荣辱萦怀。王羲之《兰亭序》中有“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捨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是斯人别存怀抱，故能超然物外。又，《晋书·王濛传附王修》记修“年二十四，临终叹曰:'无愧古人，年与之齐矣’”。王修，字敬仁，《世説新语》作“王脩”，《世説新语·文学》(38)刘孝标注引《文字志》云:“脩明秀有美称，善隶、行书，号曰'流奕清举’”，“昔王弼之没，与脩同年，故脩弟(子)熙乃叹曰:'无愧于古人，而年与之齐也。’”王修少亡，而与前贤王弼同寿而足，或谓修次弟之子熙爲是言，未知孰是，而旷达之意已不待言。《世説新语·雅量》(31)引记云: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系)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万)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爲一座位，蔡系居然连坐垫一起将谢万掷地，而谢并无嗔罪沮丧，语蔡爲怪人，使己顔面尽失，蔡答本不考虑你的面子。二人行爲皆有不当，言语尤率直，而事后都不放在心上，其旷达如是。又，《世説新语·任诞》(47)记云:王子猷(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意谓子猷雪夜出行访友，乃一时兴至，抵友人宅而不入，是感觉已失、故尔还归。斯乐全在内心体验的过程，虽不入常情，而心意已足，见之则会破坏这种居于霄壤之间的情境。又《世説新语·任诞》(49)云: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宣)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爲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爲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子猷所慕，在桓宣之笛，而非其高官名士的身份;桓宣所知，子猷的清贵风流，并无结交之想。是以桓无难色，踞胡床吹笛;王属意于笛，闻奏足以陶写心性，亦不必论交。客主二人惟以笛声交流，缘在知音，聚散无痕，不交一言是别无他求，遂成一段佳话。又，旷达之甚者，时或有惊世骇俗之举。《世説新语·品藻》(17)记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刘注引邓粲《晋纪》曰:“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故邻家之女，折其两齿。世爲謡曰:'任达不已，幼舆(谢鲲)折齿。’”以其放浪形骸，有伤风化，被邻女打折两齿，是过犹不及。又《世説新语·德行》(23)云:王平子(澄)、胡毋彦国(辅之)诸人，皆以任放爲达，或有裸体者。刘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髮，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达也。”《兰亭序》所谓“放浪形骸”者，无过于此。然则魏晋胜流佚事正多，不一。“修容”，指晋人取尚容止、容仪、姿容、风姿之类的美顔与服饰风气，甚者近于女性妆扮。例如，《晋书·简文帝纪》述“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又《晋书·武十三王传·司马遐》谓其“美容仪，有精彩”，又《晋书·王导传附王劭》记其“美姿容，有风操，虽家人近习，未尝见其堕替之容”，又《晋书·温峤传》言其“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又《晋书·庾亮传附庾翼》载其“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又《晋书·谢安传附谢琰》云“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又《晋书·良吏传·吴隐之》称“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等等，这是一种以容顔装饰与他事合爲一个整体的叙事方式，与时尚风气紧密相关。裴啓《语林》有云:“庾公(亮)道:'王眉子(玄)非惟事事胜于人，布置鬚眉亦胜人。我辈皆出其辕下。’”庾亮称誉王玄公事之能，即其修容饰服，亦自有独到胜人之处，令人企羡仰视。又《世説新语·容止》(7)叙云: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思)絶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潘岳人既貌美，文亦华茂，游洛阳而被妇女牵手萦绕，载歌载舞;左思文重天下，而以丑貌效岳游洛，遂遭妇女共唾，由此可见其时民风好尚。刘孝标注引《语林》曰:“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载)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不难想见，爱美而恶丑，人心向背去之天壤，知其随俗修容者或本爱美之心，或爲美者吸引仿效，情之所至，实难自已。又《晋书·王机传附王矩》称其“美姿容，每出游，观者盈路”，足见彼时风气之盛。又《世説新语·容止》(5)述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涛)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刘孝标注引《嵇康列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嵇康体貌卓然，风度超迈，“龙章凤姿”言其美不可方物，非尘俗所有，不加修饰而“天质自然”。这种从风貌的不吝美誉之辞，到品格才器的判断，是晋人常见的品题方式。又，《世説新语·容止》(26)记云:王右军见杜弘治(乂)，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羲之称誉杜乂带有女性化的脱俗之美，堪比想象中的神仙之流，正其家族信奉道教之观念的自然流露，也是战国秦汉神仙思想的延续。又《世説新语·容止》(33)云:王长史(洽)爲中书郎，往敬和(王濛)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着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雪映公服伟器，容止如仪，观之不似尘世间人，亦当神仙之属。又《世説新语·容止》(19)记云:“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刘注引《玠别传》记其儿时即有“璧人”之誉，此亦奇闻矣。然则魏晋时期，如是载记在在可见，所谓魏晋风度，亦当有此一项。《世説新语》以大量篇幅记叙其人其事，即是明证。美男的女性化修容风气始于三国之世。《世説新语·容止》(2)云:“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刘孝标注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自喜犹言自爱、自恋，脂粉绢帛乃妇人妆容所用，行步摆动，顾影自怜。这种女性化的病态美及其赏悦，可以视爲魏晋风度中容止的一种特异现象，而风气相沿至南朝男性贵游子弟的傅粉施朱、行步蛊惑，其衰陋一至于斯。例如《南史·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云: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尝叹曰:“褚彦回能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时人以方何平叔。迟行缓步，正是女性化的嫋娜姿态之美，与“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呼应。时人以其比于何晏，明帝则叹其未若何晏的女性化迟行缓步，若得之，亦可官至宰相矣。他如《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曹植以天热，“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又《晋书·谢尚传》记其“好衣刺文袴”的喜欢穿刺綉花纹的女裤之习，并皆如是。又《世説新语·假谲》(14)云:“谢遏(玄)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谢安，玄叔)患之。”所配紫罗香囊，乃女人恒用之物;垂覆手，余嘉锡笺疏考《太平御览》引《竹林七贤论》“王戎以手巾插腰”之语，确认“殆即所谓'垂覆手’也”。同样，腰带手帕也是仿效女人习惯。又顔之推《顔氏家训·勉学》述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顔氏以亲历闻见述南朝事，实则诸习皆自仿效晋人而来，衹是徒具其表，沿其衰陋而已。“发语”一指清谈，亦曰清言、玄言、言咏、谈咏、雅咏，尤以口辩和笔谈最爲精妙;二谓品题人物的言简传神，语贵清奇，二者相合，加之容止，即蔡襄所谓的“以韵相胜”。《世説新语·赏誉》(144)叙云:许掾(询)尝诣简文(皇帝)，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厀，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简文皇帝、刘真长説其情旨及襟怀之咏，每造厀赏对，夜以繫日。”厀，同膝;咏谓清谈，言理即清谈玄理。以清谈晤言，主客词锋甚健，夜以继日，可见其深入人心，乐之不疲。又《世説新语·言语》(73)刘孝标注引《晋中兴士人书》称“许询能清言，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表明许询爲清谈翘楚，广受士人钦仰追慕，如今之明星然。又《晋书·王戎传附王衍》称其“终日清谈，而具务亦理”，又《晋书·郗鉴传附郗超》述“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世，风流胜贵，莫不崇敬”，又《晋书·谢安传》谓其“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又《晋书·殷浩传》述其识度清远，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著篇(笔谈)则融胜，浩由是爲风流谈论者所宗”，是清谈口、笔有别，各有专擅。又《世説新语·文学》(73)称“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虞)长于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着笔难广，广又不能答”。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称“广长口才，虞长笔才，俱少政事。衆坐广谈，虞不能对;虞退笔难广，广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世。广无可记，虞多所録，于斯爲胜也”。是知口辩逞一时之快，笔难则有著述传世，优劣易知也。又《世説新语·赏誉》(18)称“裴僕射(頠)时人谓爲言谈之林薮”，又《世説新语·品藻》(48)刘孝标注引《刘惔别传》云“惔有俊才，其谈咏虚胜，理会所归，王濛略同，叙致过之，其词当也”，等等，不胜枚举，此略。清谈中最爲脍炙人口的是雅集辩难，颇具较能的意味。《世説新语·文学》(55)云:支道林、许(询)、谢盛德(安)，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衆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写怀，抒写怀抱，与后文言怀同。粗难，意谓简要地辩难;厌心，义犹称心、满足。刘孝标注引《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谈玄速。”斯人皆其时清谈名士，临时命题，支道林以顷刻间成七百馀言，已是难能，而谢安更以才思敏悟絶人，得万馀言，支评其“一往奔诣”，谓其滔滔不絶，一气呵成，与《文字志》所载的“善谈玄速”一致，速言疾也。《世説新语·文学》(56)更记云:殷中军(浩)、孙安国(盛)、王(濛)、谢(尚)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刘惔)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説己语，亦觉殊不及嚮。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王、谢二人刘注未及，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考其非王羲之与谢安，而是濛、尚，可从。辩难各秉己见，以对方理屈词穷爲胜，而诸贤无力折屈孙理，后请的刘惔则使孙未辩已虚，再言已不复初谈之胜，遂被刘惔以二百许语难倒，一坐称美。其辩难所关者，一爲学术的精粗深浅，二爲思维的广狭和敏捷与否，三爲言辞简约生动而富含义理，四爲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经验，凡此皆须有过人之处，始能稳操胜券。《世説新语·文学》(51)载云:支道林、殷渊源(浩)俱在相王(简文帝)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支道林以文采风流见称，又极善清谈辩难，但在学有专精的殷浩面前，儘管力避其锋，迂迴展示己长，却在数度交锋辩难之后，不知不觉堕入殷浩玄理彀中。由此可见，儘管清谈的现场发挥固然关乎成败，但学术能力与机变更爲重要，是学问与智慧的比拼，故能引人入胜。清谈之风的炽盛，当与此等形式有关。又，清谈辩难，大都各抒己见，每值扞格不通之时，别有仲裁言其各自义理短长，以此更能烘托气氛。《世説新语·文学》(9)记云:“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释二家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这种和谐的场景，全赖仲裁的博学高识和语言艺术，且有人情练达之意。又《世説新语·文学》(53)述云: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惔)，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简文帝)。”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刘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记张凭有意气，敏而有文，试策高第，爲惔所举，补太常博士，累迁御史中丞。张凭出身寒门，以善清谈得到刘惔举荐，遂平步青云，足见时尚所繫，亦能关乎士人前程。勃窣，义犹婆娑，谓才华横溢，词彩缤纷;理窟，谓义理渊薮。《世説新语·文学》(38)又记云:许掾(询)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修)，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遁)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许询恃才傲物，因风议比于王修而忿忿不平，并伺机与王辩难对决。在王理屈之后，复调换彼此角色和义理再爲辩难，更使王败。似此之咄咄逼人，务求争胜而不留馀地，已经超出清谈风雅宗旨之外，以此受到支道林的批评。不过，在文献记载中，辩难争胜实属自然，互易角色和义理亦不乏其事，惟不似许询负气而辩，苦苦相逼罢了。更有甚者，几于斯文扫地。《世説新语·文学》(31)云:孙安国(盛)往殷中军(浩)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以辩论精苦，情绪焦躁，不暇饭食，互掷麈尾，近于械斗，致使饭中尽是脱落的尾毛，而以互相斥辱告终。此等情景，几近痴病，颇令人费解。在评价品题人物、或对事物表达个性见解等场合，魏晋人多尚清简渊雅，或精妙传神，或有着近乎诗一般的修辞之美。《世説新语·品藻》(36)记云:抚军(简文帝)问孙兴公(绰):“刘真长(惔)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濛)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尚)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裕)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乔)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融)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这种品题人物之习和语言风格，远祖东汉之月旦评，近出曹魏九品中正制，如《世説新语·赏誉》(5)有云: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据此简评即决定选补吏部郎官之缺，似不难想见这种高度概括人物优长与风格的表达方式，是如何深入人心而蔚成风气的。又《世説新语·排调》(9)云:荀鸣鹤(隐)、陆士龙(云)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华)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答曰:“本谓云龙騤騤，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拊掌大笑。不能用寻常言语交谈，二人遂付之喻説，以达酬酢之意，其中推誉、文采、机变皆不可或缺。又《世説新语·言语》(61)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语颇平白，而诗意盎然，令人遐想无限，至于“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出庄子物化移情之境，是人情与物情融合若一，所谓韵胜，每能类此。《庄子》载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观鱼之乐，惠子疑之，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又云庄子钓于濮水，答楚王有“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语，而弃富贵。简文帝尊贵，亦有此想，可窥其时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又《世説新语·言语》(74)云:“荀中郎(羡)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荀羡登山望海，虽未见三仙山，已自使人飘然而生羽化之意。因念及秦皇汉武的求仙以望长生之事，至此亦当生《诗经·褰裳》之想，读之颇觉情怀浪漫，随之遐想。又《世説新语·言语》(92)述云: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余嘉锡笺疏考谢玄之言出于《语林》。又，谢安之问与子侄之答，颇似《左传》记叙中的赋诗言志，多不类寻常之语，而东晋世家大族的子弟之教，自可从中窥其一斑。又《世説新语·排调》(45)记云:“王子猷诣谢公(安)，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刘注言其语出《离骚》，应答之中，可见学问之富，用典亦当。又《世説新语·言语》(57)云:顾悦与简文同年，而髮蚤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晋书》记“顾悦之与简文帝同年”云云，与此同出顾恺之《家传》，文有微异。顾以自谦而取“蒲柳”爲喻，溢美简文乃推颂“松柏”，言物喻人，不落痕迹，明君臣之义，不觉其面谀，正是晋人善言的一个缩影。然则常言类此，恶语亦能出人意表。《世説新语·排调》(15)云:谢幼舆(鲲)谓周侯(顗)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视之，其根则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条拂青天，不以爲高;群狐乱其下，不以爲浊。聚溷之秽，卿之所保，何足自称!”“群狐”“聚溷”，刘孝标注云:“谓顗好媟渎故。”媟言狎慢不恭，《汉书·贾山传·至言》有“古者大臣不媟”，贾谊《新书·道术》言“接遇慎容谓之恭，反恭爲媟”，是媟渎谓周顗不能自重，引召非类。周顗以此反讥谢鲲，实则所见所得不同，立场亦异，责斥与反讥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而用语皆具时尚风气和士人本色，极有意味。“落华散藻”，指玄学与魏晋风度作爲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化育并陶冶了精英群体的襟怀和灵性，在精神层面，与尺牍风流有着极高的契合度，付诸笔墨，则如流落人格、放散华彩一样，由内而外，自然而然，是以无不可观。这种表现，可以名之曰“真”，是真学养、真智慧、真人格、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一种“天然”，不加修饰，全凭本色。《庄子·渔父》有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以此爲説，内心存之于真，则外必有精神流动，笔墨所形，惟真而已。是晋人大都活得真实，好书者身心以赴，在书体演进的最后阶段，推演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又《抱朴子·辞义》亦云: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摛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灿焕，非渐染之采;茝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真，贵乎天然也。晋人书法，出于真而备乎天然之美，是以庾肩吾《书品》取“天然”和“工夫”爲标准，用以较説张芝、锺繇、王羲之书法。所谓“工夫”，积功而至精熟之谓，有雕饰之意，雕饰出于人爲，过则掩翳性情而失真。以真书爲论，锺书初创，规矩未备，是以天然胜于右军;以草体爲论，右军天然胜于张芝。其中正体恪于规范，不得不求诸工夫，故存雕饰之意;草体本宜率性奔放，而张芝古法“下笔必爲楷则”，既失其真，故劣于右军新风。综合评説，首须关注书体演进的特徵，次乃书家风格与艺术造诣，纯言后者，不爲的见。历史地看，魏晋玄学与魏晋风度作用于书法，以东晋最具典型意义，即书体演进的阶段性与文化生态，精英群体对书法的投入和创造性，都远超汉魏以实用爲基础的楷则阶段和最佳状态，故尔成就书法史上的巅峰。孙过庭《书谱》所谓“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即是此意。“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指形而上的、或曰精神上的感悟，最接近事物的本质，也是对书法之最深刻的理解。《世説新语·简傲》(7)有云:高坐道人于丞相(王导)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望之)，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刘孝标注引《高坐列传》曰:“王公(导)曾诣和上，和上解带偃伏，悟言神解。见尚书令卞望之，便敛衿饰容。时叹与得其所。”是谓和尚知王导爲人，故随意居处，言语皆能从精神上解悟，不计其细节。见卞即知其爲礼法整肃之人，遂整饬衿容，对之如仪。不必言传，望之即明，洵属有道高僧。又《世説新语·言语》(39)云: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刘注引《高坐别传》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传云国王子，以国让弟，遂爲沙门。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风韵遒迈。丞相王公(导)一见奇之，以爲吾之徒也。周僕射顗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言，皆因传译。然神领意得，顿在言前。”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冈，晋元帝于冢边立寺。西域和尚不习汉语，而以天姿风韵见知于王导。与诸公交谈，皆赖翻译，语未竟而早已“神领意得”，是以简应繁。神解、神领亦或施于音乐，原理则应与书法最爲接近。《世説新语·术解》(1)记云: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勖)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音乐以音声、旋律表达思想感情，是听觉艺术。音乐能令人悦耳赏心、抒情达志，其妙在人，而非乐器。阮咸对音乐有极高的鉴赏力，时人以“神解”誉之，其发现荀勖制乐的缺陷而不言，后经验证，荀乃钦佩其高明，推爲“神识”。《礼记·乐记》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能使人和谐天地，正是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妙用所在。此则蔡襄“精神解领”语之出处，观晋人书法，亦须用这种方式，与其人其书相契，而玄胜奥妙之处，是无法借助语言来理解和诠释的。如果按照蔡襄的思路，重新进入晋人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活，对提升彼时之书法风流的理解，必将有所助益。昔日论书者凡言“二王”，莫不标举其艺术，很少顾及晋人精英文化生态中的“二王”其人，颇有《书谱》所谓“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的意味。在以玄学和魏晋风度爲主题的文化时尚中，王氏家族领袖群伦，一时名士皆奔走其门下，而“二王”父子亦其中翘楚，颇能占尽江左风流。在王羲之的交友中，若谢安、谢万、许询、孙绰、刘惔、支遁等高人雅士，每每燕集晤言，以清淡爲乐，彼此切磋发啓，潜移默化，亦属必然。有门第的尊贵和父辈的庇荫，言行的楷式，献之兄弟莫不陶冶其中，有所遵循法效，遂使之少年时即已头角峥嵘，见重于时。如果用起点高、知见广、感悟深、个性彰来形容“二王”父子，大体似之。王羲之，字逸少，王导从子；父旷，官至淮南太守。《晋书·王羲之传》称其“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于是始知名。”《世説新语·汰侈》(12)云：王右军少时，在周侯(顗)末坐。割牛心噉之，于此改观。刘孝标注云：“俗以牛心爲贵，故羲之先餐之。”是知《晋书》本传资取于是条并注改作。按，《世説新语·轻诋》(5)述云：王右军少时甚涩讷。在大将军(敦)许，王(导)、庾(亮)二公后来，右军便起欲去。大将军留之曰：“尔家司空、元规，复可(何)所难？”此即《晋书》“幼讷于言”所本。余嘉锡笺疏引《太平御览》卷七三九裴啓《语林》云：“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询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耶？’”因以爲裴啓与右军同时，言或不妄。又，羲之父王旷官至淮南太守，后参加上党战役，兵败，或死或降，不知所终。其时王羲之年仅七岁，突遭变故，受到刺激致癫，亦有可能。癫，精神失常，《广雅·释诂》云“瘨，狂也”，本亦作癫。以此推之，羲之“幼讷于言”或“少时甚涩讷”的性情之变，初因于父亡，继因于疾患，不欲见生人，亦不喜欢与人交谈。羲之十一岁随叔父王廙举家南迁，时伯父王敦、王导均已在彼，得其照拂，至于成长。《晋书》本传载其《誓墓文》有“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之言，即由此而发。《世説新语·赏誉》(55)载，大将军(王敦)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裕)。”与此相呼应，《世説新语·赏誉》(96)记阮裕语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应)、长豫(悦)。”是右军少时已爲阮裕所称。安期，《晋书》本传承《世説》皆爲“王承”，余嘉锡引王先谦考定，王承属太原王氏，而王应亦字安期，二书所记均误，可从。又，关于王羲之青少年时期的记叙很少，但“东床袒腹”则是一件脍炙人口的事。《世説新语·赏誉》(19)记云：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此正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余嘉锡笺疏引《太平御览》卷八六〇载王隐《晋书》，“王羲之幼有风操，郗庾卿(鉴)闻王氏诸子皆俊，令使选婿。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袒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使具以告”，云云。前文言诸子“矜持”，此谓“饰容”，羲之袒腹如常，“不闻”与“神色自若”义亦相近，正可见其卓荦不群之意。又据程炎震引《晋书·成帝纪》并《郗鉴传》考，郗鉴于咸和元年以车骑将军领徐州刺史，至苏峻平后，乃城京口，然咸和四年，羲之已年二十七。按，依古人婚俗，弱冠即可论及婚娶，母在，可与叔伯议订，羲之二十三岁出仕，或不至于蹉跎至此。若以选婿确认在二十七岁时，则翌年生育，至献之不过十三四年，已得七子一女，而据诸子生卒可考者求之，彼此间隔相加，即与其婚龄不合，颇疑昔贤以羲之婚娶定在郗鉴城京口之时有误，或《世説新语》此条叙事失察，此姑存疑。《晋书》本传采纳《世説新语》记闻，而兼取王隐“啮胡饼”之説，作“在东床袒腹食”，似较《世説》尤能见其本色，此亦名士风流之传神所在。又，《世説新语·容止》(30)云：游云，飘忽不定，自由自在；惊龙，矫健如龙，惊则速遁，倏忽来去，不见首尾。羲之身有隐疾，本自敏感，情绪易爲外界干扰，儘管时间会逐渐衝淡其心理阴影，却不免会潜移默化其性格。所以，游云既可以隐含离群索居、孤傲标举的超迈，也可以是自我自性、自适自足的人格外在表现，如东床袒腹；惊龙应以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爲前提，时或有出人意表的行爲，凡事自觉自重，不爲外物所移，如在伯父王导与庾亮的矛盾中泰然自处。《世説新语·赏誉》(80)有云：殷中军(浩)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清誉人品，贵在家世与仕途所期，与《世説新语·赏誉》(100)所载“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义近，均出自好友的推誉。刘孝标注引《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属意与《晋书·安帝纪》称“羲之风骨清举”并同，其风评之佳，可得想见。又《晋书》本传述庾亮临终推誉羲之“清贵有鉴裁”，乃庾亮镇守武昌，辟羲之爲参军，寻擢长史，表明羲之能不避亲疏，超然于庾、王政治斗争之外，展现出独立的思想人格，以此深受庾亮赏识。又《世説新语·赏誉》(72)记云：“庾公(亮)云：'逸少国举。’故庾倪(倩)爲碑文云：'拔萃国举。’”此乃以国士相许。有鉴于此，王导格外器重羲之。《世説新语·轻诋》(8)述云：王右军在南，丞相(王导)与书，每叹子侄不令。云：“虎、虎犊，还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王彬子；虎犊，彭之弟彪之，年二十而头鬚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鬚。余嘉锡笺疏云：“言彭之、彪之生长高门，而才质凡下，羊质虎皮，恰如其名也。”又按云：“言彭之真豚犬之流，彪之初生之犊，二人之才正如其小字耳。”从王导对彭之、彪之的失意中，益发令人体会其对羲之的厚望，此亦出于家族的荣誉、前程的使命感而发。在南，羲之时在江州临川太守任上，地在今江西，居京师之南；不令，谓才器不能出衆，令言美善。又《世説新语·品藻》(28)云：王右军少时，丞相(王导)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刘绥)耶？”按，刘绥字万安，官至骠骑长史。《世説新语·赏誉》(64)述云：“刘万安即道真(刘宝)从子。庾公(琮)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据此可知其人口碑甚佳，亦千百人中俊杰之属。减谓逊色，乃劝勉激励羲之在仕途上的进取之语，爲家族计，殷切之意已经跃然纸上。所谓“少时”，应早至羲之任临川太守之时或更早。又据《晋书》本传记叙，朝廷屡次徵召拜官，羲之皆坚辞不就。好友扬州刺史殷浩力劝应命，羲之则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导)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羲之起家秘书郎，后外放任临川太守，再后任庾亮征西将军府参军、长史，庾亮卒后转任江州刺史，一年后卸任返京。朝廷屡徵不就，遂居家赋闲，殷浩的力劝与羲之的报书，即在此时。又，彼时士大夫虽然遍习典籍，却罕见遵奉儒家思想而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负，而羲之的“素自无廊庙志”，除玄学时尚影响外，尚与其性情、成长经历有关，坚辞王导荐纳，而非一次两次。依羲之之能，兼有十馀载的仕宦经历，继续栖身于庙堂，酬酢于官场，自非难事，而有违本心，不能快乐，夫何取焉。况且晋室仓皇辞庙南渡，已致山河破碎，朝廷倾轧，权臣虞诈，四野壁垒，士夫失志，大厦倾頽，无贤奋起，人尚虚言，不见危卵，羲之也是失望之至，惟退而全其自我而已。《晋书》本传载其《誓墓文》有“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语，其内心进退维谷之意，昭然若揭。又，羲之与谢安交谊甚深，期盼亦殷，然彼时谢无报国之心，故尔不被理解。《世説新语·言语》(70)述云：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羲之长谢安十七岁，一嚮推誉其人才器，视之爲国家栋梁。《世説新语·赏誉》(77)记云：“王右军语刘尹(惔)：'故当共推安石(谢安)。’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刘注引《续晋阳秋》曰：“初，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六七年间，徵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也。”王、谢之交，本以志道相投，而羲之乐在会稽，不忘忧国济世，谢安隐居兴味正浓，实则所谋者大，论城府之深，无人可及，羲之不过书生意气，而性情之真，谢乃远逊。羲之素无廊庙之志，衹是不喜欢委曲营营于官场，无望无乐，不如率由本心。儘管如此，丝毫不减其睿智和深谋远虑。又《世説新语·赏誉》(88)云：王右军道谢万石(谢万)“在林泽中，爲自遒上”。叹林公(支遁)“器朗神俊”。道祖士少(约)“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惔)“标云柯而不扶疏”。此虽有东晋士人互相标榜之意，而赏誉评价，要在识人知深，语须简约生动，自非泛泛可比。其中推誉拔掖之功，亦不可不知。《世説新语·品藻》(55)记云：王右军问许玄度(询)：“卿自言何如安石(谢安)？”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万(谢安)当裂眼争邪？”谢安尚未腾达，羲之已视其爲雄杰，而其弟谢万远不及安，却少自知而与争锋，足见羲之识人之明。刘注引《晋中兴书》曰：“万器量不及安石，虽居藩任，安在私门之时，名称居万上也。”此亦可佐证。《世説新语·轻诋》(19)记云：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右军推书曰：“此禹、汤之戒。”王羲之引《春秋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之语劝慰，意谓兵败而不能失志，当检校励气以图再起。《晋书·王羲之传》载云：“万爲豫州都督，羲之遣书诫之曰：'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万不能用，果败。”凡爲将帅者，若不能体恤下情，即不能与之同心戮力，彼此离心异志，焉得不败。羲之虽不能统御军队作战，而颇知斯理，尤知谢万之短，是以遣书诫之，万所言“惭负宿顾”者殆此。又《晋书》本传述羲之得知殷浩与桓温不协，乃遣书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之意相诫，浩不听；闻殷浩将北伐，羲之又遣书止之，言甚深切，浩又不从，果然兵败。诸事皆已表明，羲之不愿在朝中爲官，而不失家国情怀；于政于友，皆具远见卓识，真心实意，据此可窥羲之内心世界的矛盾状态。又《世説新语·文学》(43)云：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小品”，指佛典《辨空经》，刘孝标注云：“详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复引裴啓《语林》曰：“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支遁)，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爲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羲之深知殷浩之能与支遁之学，殷既不解，支亦难通，附合无益，不合则丢掉多年积聚起来的名声，不去辩言对双方皆佳，而羲之学识见解之高，人情世故之达，皆在二人之上，自不待言。王羲之高迈，而待人真率，亦不乏性情之欢。《世説新语·排调》(54)记云：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绰)在后。右军指简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简文帝时爲相王，封地在会稽，“殿上行”应即会稽王府。简文好尚清谈，一时名流多招聚之，羲之赴临川任前，即爲会稽王友。此条记文表明，主客之间关係融洽，亦不乏戏谑之举。又据余嘉锡笺疏考证，宋曾慥《类説》卷四十九载《殷芸小説》引《世説》作：“右军指孙曰：'此是啖石客。’简文曰：'公岂不闻天下自有利齿儿耶？’”余氏据此认爲：“夫简文既称右军爲公，则不得复呼之爲利齿儿，盖知此语不爲右军而发。盖道家有啖石之法，右军以兴公善于持论，然多强词夺理，故戏之爲啖石客。简文闻之，便解其意，因答言彼齿牙坚利，自能啖石耳。亦以讥兴公也。”依余氏説，“啖名”乃“啖石”之误，而前文指简文，后文指孙绰，对象亦自不同。此尚不爲定论，然羲之之幽默戏谑，如在目前。又《世説新语·言语》(69)记云：刘真长(惔)爲丹阳尹，许玄度(询)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巢父、许由皆尧时隐者高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刘、许耽乐富贵享受，羲之身爲好友，亦引巢、许高行而面责之，非真率无以正言，非志存清高无以脱俗。王羲之爲人真率，或谓源自老、庄，实则发自天性，而不爲外物所累。《世説新语·文学》(36)有云：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绰)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支道林乃清谈高僧，才藻颇负重名，故尔孙绰爲羲之推荐。然羲之一嚮清高自负，殊爲轻视。后孙绰与支遁同往谒门，而王甚傲慢，不与支相交一言。支遁无奈辞退，恰逢王欲出门，支遂拦阻，自荐论言《庄子·逍遥游》凡数千言，终以才华卓识折服于王。王则罢行而易服与支长谈，流连不能自已。支遁所呈，正其清谈之长，王闻佳音，豁然意得，因以忘却此前轻视和傲慢，与之坐而论道。王亦尚清谈，纵非个中翘楚，亦堪称解人，支则慕王之名，以拳拳之心自荐，亦不以轻慢萦心。二人皆属魏晋胜流，自不会计较世态俗礼，其风度超然，正是《兰亭序》“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之意，名士论交，所期者道也。又《晋书·谢安传》载云：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谢、许、支三人皆清谈名家，王羲之与其游处，自然参与其事，《全晋诗》收王羲之《兰亭诗》有“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句，咏言即清谈。清谈如前所述，并非品茗闲聊，而是有学术议题，或二人质对，或多人共参，往往还有人充中正裁议优劣短长，对参与者而言，是学问、智慧、口才、机变、风度等的综合展示。《全齐文》载王僧虔《诫子书》云：谓清谈有如射覆(猜谜)，前人破题设谜，后人即须悟解射中，否则即如输赌。由此可见，能参与清谈，纔能尽显时尚文化生态中的精英本色，也是一种人际交往和立身扬名的重要方式。对个人而言，在拓展学问和思维认知能力、彼此交锋激荡所産生的灵感、提升人格境界等许多方面，都是难得的人生历练过程，久而久之，必然有英杰人物化育而出。无论是谢安的干城辅国，抑或王羲之的巨擘书圣之类，都是如此。献之幼承家范，企羡父辈名士风流，是以慧根早植，卓然而有出尘之意。献之兄弟七人，位居最少，在相同的家世与文化生态中，竟能凌猎诸兄，实天资禀性超拔使然。《世説新语·方正》(59)述云：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粲)，近愧刘真长(惔)!”遂拂衣而去。樗蒲，中古博戏的一种棋类，掷采投子以樗木制作，故名。刘孝标注引《春秋传》记师旷语曰：“不害，吾骤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曰：“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是知子敬虽处髫龄幼学，已经熟知经典而善引用，且彼时士族家学，并不限于“三玄”，儒学经史皆在其中，有极佳的受业传习和领悟能力，故能脱口而出。门生，魏晋士族显宦例有蓄养门生的风气，其身份或相当于胥吏、僕役，受主人役使。子敬童言无忌，而门生轻之，遂有恚恨之语。荀粲，三国荀彧之子，《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及《世説新语·惑溺》(2)引《荀粲别传》云：“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时俊杰。”《晋书·刘惔传》述其“爲政清整，门无杂宾”，又《世説新语·方正》(51)记：“刘真长(惔)、王仲祖(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共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可见荀、刘二人严于择交如此。余嘉锡笺疏评云：“献之自悔看门生游戏，且轻易发言，至爲所侮，故以荀、刘爲愧。观其词气如此，可谓幼有成人之度矣。……荀、刘二人爲风流宗主，其行事播在人口，无不知者。故子敬童而习焉。”有鉴于此，彼时之世风、学风并家风，均可窥其一二，而子敬幼有名士风度，实在难能。又《世説新语·品藻》(74)云：王黄门(徽之)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安)，子猷、子重(操之)多説俗事，子敬(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采録此事，惟叙言稍异。谢安援《周易·繫辞》之语爲评，可谓知言。“词寡”则要言不烦，礼到辄止；“辞多”则琐屑，何况“多説俗事”，差等于此见之矣。又《世説新语·品藻》（80）云：王子猷(徽之)、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刘注引嵇康《高士传》曰：“(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博学高论，京师爲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未尝书刺谒一人。’北宫五王更请，莫能致。……后遂隐遁。其《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献之所赏之“井丹高洁”，不爲其拒仕高隐，而重在“不交非类”，且毕生践行。长卿慢世，指司马相如诱奔卓文君，后于闹市开酒肆，使文君当垆，己着犊鼻裤于街上揽客的故事，“慢世”犹言轻慢世俗，与子猷放诞不羁的爲人契合。由此不难想见，日后发生在王献之身上的若干书法故事，自有夙因在彼，非一时狷狂所致。又《世説新语·雅量》(36)云：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王徽之、献之兄弟共处一室，火险骤至，兄乃仓惶出奔躲避，弃屐履于不顾；而弟神色淡然，徐唤左右僕役，扶凭而出，与平时状态无异。神宇，犹言以此评定兄弟二人的气度与格致高下。《晋书》本传述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殆，风流爲一时之冠。”以此可知，火起情急之下，献之何以能保持平时状态。又《大学》云：“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献之骤遇家中火灾而能平静如常，徐唤左右扶凭而出，可谓临大事而有静气，足以羞煞乃兄。《晋书·王导传附王劭》云：劭爲王导第五子，《世説新语·雅量》(26)刘注引《劭荟别传》谓其“清贵简素，研味玄赜。大司马桓温称爲凤雏”，余嘉锡笺疏引《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劭别传》“清贵简素”下作：“风姿甚美，而善治容仪，虽家人近习，莫见其怠堕之貌。温见而称之曰：'可谓凤雏。’”以此可知，劭乃献之叔伯，其“善治容仪”已成日常，无丝毫懈怠，虽亲近之人亦不曾见其放弃饰容而服家居装束，而献之的平静淡定，“徐唤左右扶凭而出”，正从仪刑王劭而来，有家风之意。子猷不能平静应对，亦谢安评其“躁人”之写照，天性本自不同耳。刘注引《续晋阳秋》曰：“献之虽不修赏(常)贯，而容止不妄。”盖亦属意于是。又《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载云：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这也是突发的大事，且存凶险，而献之平静如常，徐徐语贼道，宜将家传青毡留下，反致贼盗惊恐遁走。以此可知，献之之器量胆识，尤胜于乃父东床袒腹之时。献之幼得家学陶染，亦好清谈辩言，然未见其胜，或与其“吉人之辞寡”的禀性有关。《晋书·列女传谢道韫》载，道韫爲谢安侄女，婚配王凝之，文采风流不让鬚眉。本传续云：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爲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王献之在家与宾客口辩，“词理将屈”，家嫂道韫窃听知之，因出隔障申述献之所持前议而与客交锋，客无法屈之，足见道韫才学机变之能。如果以王氏父子比并，其个性异同自见，虽日常琐事，亦颇能见其各自爲人处世风格。其中之精神发越处，往往有深意在焉。若仔细推敲品味，对其人何以风流、书法何以冠絶的悟解，自当更进一步。《世説新语·规箴》(20)云：王右军与王敬仁(修)、许玄度(询)并善。二人亡后，右军爲论议更克。孔岩(唐本作“严”)诫之曰：“明府昔与王、许周旋有情，及逝没之后，无慎终之好，民所不取。”右军甚愧。明府，时羲之任会稽内史，以此尊之。羲之与王修、许询爲友，二人既亡，羲之遂自视清谈过之，孔岩乃指出其无慎终如始之好，因愧甚。据考，献之八岁随父赴会稽任，所尚清谈之习，当在此后。又后二年，献之十岁，参加享誉千载的兰亭雅集，无诗，依例罚酒。又《世説新语·企羡》(3)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作爲兰亭雅集的主人，得谢安、谢万、孙绰、郗昙等衆多名贤的热情参与，子弟亦忝列其中，凡得诗三十七首，序文概言雅集之盛，文采既佳，书法尤妙，因获千古美誉，此则爲石崇之金谷园雅集诗会所不及。风评如是，羲之面有欣色，洵属自然。尤爲重要的是，献之在会稽得乃父亲炙，名士熏陶，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又《世説新语·言语》(91)叙云：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爲怀。”所言或从《兰亭序》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爲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的叙事中感悟、陶写而来，并伴随其成长，耳目所及，皆出亲验，而感言发虑于衷，尤觉真挚，至于浮想联翩，有如身临其境。古人语简而意长，于斯见之矣。又《世説新语·言语》(86)云：王子敬语王孝伯(恭)曰：“羊叔子(祜)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刘注引《晋诸公赞》述羊祜世代以清德著称，官累迁至都督荆州诸军事，吴人尊称“羊公”，既没，南州人“号哭罢市”，是羊祜能以德政安天下。不过在献之看来，羊祜虽佳，但与他人修身志道无关。又注引魏武《遗令》曰：“以吾妾与妓人皆著铜雀台上，施六尺床穗帷，月朝十五日，辄使向帐作伎。”按，曹操所爲，旨在使其姬妾与伎乐表演，献之称引其典故，非务声色之娱，实爲音乐动心悦耳，与己之好琴有关。余嘉锡笺疏谓“子敬吉人词寡，亦复有此放诞之言，有愧其父多矣”，或出于误解。在魏晋名士中，通音律，善鼓琴者并不少见。其中翘楚若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世説新语·雅量》(2)述其临刑“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爲师，不许”，因以成爲士人楷模。七贤中的阮咸音乐造诣极深，《世説新语·术解》(1)记其善解音律，得“时谓神解”之誉，所善弹之“秦琵琶”被世人称爲“阮咸”，至今国乐中仍有大小阮在。咸子瞻，字千里，善琴，有盛名。苏轼《杂书琴事十首·戴安道不及阮千里》评云：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爲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内兄潘岳每命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戴安道(逵)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门伶人。”余以爲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阮瞻以平和恬淡处世，鼓琴入妙，全神贯注，徜徉于音乐声中，已不觉求听者是何人在侧。此固爲名士风度，亦可视之曰“乐痴”，生命所繫，惟琴乐耳。戴逵亦负盛名，而择人颇苛，晋元帝子武陵王司马晞见召，宁可毁琴自重而不从，足见其风骨嶙峋，耿介特出。不过，世爲尘俗，闻名趋鹜者多，而知音妙赏者几希。东坡深知世事多艰，故以阮瞻的旷达爲优。介，即《楚辞·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之耿介省语。达，达观、通达，出陆云《愁霖赋》“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罗君章《更生论》“达观所以齐生死，亦云死生爲寤寐，诚哉是言”之议，正魏晋胜流观念所繫。献之兄子猷善琴，前引其路遇善笛之桓宣，虽不识而邀奏听之，也是爱之甚者多能成癖的例证。《世説新语·伤逝》(17)云：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絶良久，月馀亦卒。《晋书》本传所资即此，惟叙言小异。琴虽一物，而神解音律之妙者知其有灵魂，声音与人心性情调和若一，遂能抒怀达志。士族子弟纵不能至，而企慕前贤高风懿范，亦皆趣而效之。由是可知，献之所谓“铜雀台上妓”，意在极视听之娱，非关风月也。王献之的自任放诞，与乃兄子猷近似，或过之。《世説新语·忿狷》(6)记云：王令(献之)诣谢公(安)，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爲尔多矜咳(硋)，殊足损其自然。”刘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余嘉锡笺疏云：“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而子敬不与之并榻，鄙其出身寒士，且有足疾耳。所谓'不交非类’者如此，非孔子'无友不如己者’之谓也。”献之爲谢安长史，至其府拜谒，依常理当客随主便，拒不与习并榻晤言，大损主人顔面。矜咳，犹言矜持固执，或曰傲慢。这种自重、自高身价的做人准则，自世俗观之，颇有任性、矫饰的意味，谢安以“损其自然”爲评即此。如果付诸书法，则捨我其谁，必然会营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长短均繫之于此。又《世説新语·简傲》(16)记云：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不识而径造人家观竹，且以讽啸自娱，全然无视主人的存在，可谓狂傲至极。待主人不堪而怒闭其门，子猷反而欣赏其勇气决断，因留坐叙言，尽欢而去。由此可见，子猷的狂傲无礼，自有其真性情与通达之处。与兄长相比，献之的狂傲，尚远在其上。《世説新语·简傲》(17)记云：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便驱其左右出门”，是主人已将献之的僕从驱出园外，而献之见左右僕从不至，乃命主人使人送于门外，“怡然不屑”者，轻贱主人之行事也。献之有足疾，自然需要僕从奉肩舆方能出门。《晋书》本传记其事，全采《世説》，惟后数句作“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是谓小异。临事全凭己意，弃常情通理于不顾，处世则短，操觚作书，则爲人所不及的优长，后文尚有详论，此略。客观地看，晋人的旷达，并非时时、处处可见，而“二王”父子的简傲狷介，亦并非全从时尚风气，或假其显赫的门第，应该还有家风、长辈言行的直接影响。《世説新语·仇隟》(5)有云：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爲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隟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隟，令自爲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刘注引《中兴书》称王羲之与王述“志尚不同，而两不相能。述爲会稽，艰居郡境，王羲之后爲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诣，述深以爲恨”，云云。由此可见，羲之素轻王述在前，述以丧母守孝居于郡境，羲之代郡而仅一吊，乃于理有亏在后。王述以此衔恨，襟怀亦颇狭仄。再后述迁扬州刺史，而会稽隶属扬州，羲之遣人赴京请朝廷出分会稽爲越州，以脱离王述管辖，私意不售，反遭耻笑。及至王述到职与随后的报复行爲，促使羲之高傲的心和尊严再难忍受，遂到父母墓前祭奠自誓，辞去官职。《晋书·王羲之传》载记此事尚有“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爲恨”“及述蒙显授，耻爲之下”，乃折中《中兴书》、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而来。《晋书》本传尚有羲之谓其诸子“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之语，是年届迟暮而诸子仕途未得显授，此想微存迁怒之意。时献之年方十四，徽之不过二十，不当领此责嗔。王坦之，王述子，刘注引《王中郎传》称其“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誉辑朝野，标的当时。累迁侍中、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是羲之尚有未及，而况诸子乎。对此，《金楼子》续言：余以爲怀祖爲得，逸少爲失也。怀祖地不贱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爲高物，而长其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絶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梁元帝此言乃以儒家经世的标准与帝王立场量説，言语偏颇，实非公议。《世説新语·品藻》(47)云：王修龄(胡之)问王长史(濛)：“我家临川(王羲之)，何如卿家宛陵(王述)？”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爲不贵。”此事在王羲之任临川太守、王述任宛陵令的成帝咸康年间，胡之乃其从弟，推誉亦在情理之中，而与王述生隟，或亦可上溯至此时。如是，则自九品中正制品题人物而下，积习已深，副作用也已明显，与儒家宣导谦谦君子之风大不相同。又《世説新语·品藻》(85)记云：王孝伯(恭)问谢公(安)：“林公(支遁)何如右军？”谢曰：“右军胜林公，林公在司州(王胡之)前亦贵彻。”依谢安器识爲综合考量，羲之胜支遁，而支遁胜王胡之，应近于爲实。所以，羲之之傲，并非盲目自信，而王述后显，官居其上，自是始料未及。又《世説新语·忿狷》(2)载云：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王承)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王述吃煮熟的鸡蛋如此大费周章，可谓性急之至。羲之的嘲笑，兼有鄙视之意，且累及人父，有失厚道。后来王述得儒学渐化其性，人事与仕途大有改观，《晋书·王述传》谓其“既跻重位，每以柔克爲主”者殆此，羲之则瞠乎其后矣。羲之所好，不过清谈玄学，谓之“虚胜”，于个人学问、修身志道，自多裨益，论于处世，则了不相干，此其所短。加之“素无廊庙志”，不爲仕途经营，使王述后来居上，反爲其属官，其忿懑可知，复强项不肯权变，终于败绩挂冠。若依陶弘景《论书啓》称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比一人，世中不能别也”之言，羲之与王述矛盾尖鋭化后誓墓辞官，也影响到书法，实在令人扼腕。客观地看，羲之一步步走到誓墓辞官的境地，并非智术短浅，衹是爲人高傲自负，处事全凭己意直觉，率性而爲，此其所以爲书圣的美质，却不适于官场。或者説，身居官场，美质即变成短处，所需本自不同。抑其早岁疾患，致其性情敏感脆弱，受此刺激，遂生絶决之想，亦未可知。又《世説新语·雅量》(28)记云：谢太傅(安)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绰)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羲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説，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衆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刘注引《中兴书》，泛海同游还应有支道林、许询，乍遇风浪，衆人惊急欲返，谢安神情不似王羲之的惊惧，但隐忍不发，惟吟啸而已；船夫误以其貌安闲意悦，则继续舟行不止。继而风急浪猛，衆人皆起身喧动，谢安则平静诫言，如此喧乱，势将倾覆无归。事后衆人议论，依谢安临危能镇定自若的器量，“足以镇安朝野”，后果然。试想，若羲之能有谢安之量，自当于仕途无虞。退而爲言，临危惊惧，乃发于天性；镇定自若，出于后天所养，以损其自然爲代价。谢安资质器识远在王氏父子之上，雅好清谈，复兼儒术，得益逾倍。但其从羲之学书有成，而轻献之，实则未窥“二王”室奥，仅可与庾翼、郗愔、王珉、羊欣辈方驾齐驱。由此可见，若论于书法，则谢安之长，亦正其所短，既损自然，缘何求真，也是一定之理。又，如果《淳化阁帖》所刻録之与“二王”同时的名家作品大体如真，那么，其书体特徵与艺术风格的相对落后和反应迟钝，正可以説明其艺术素质的欠缺，而与审美价值取向差异无关。也可以説，艺术上的个性创新对书家人格魅力的需求更爲真切纯粹，尤以草、行最爲典型，正体楷书次之。“二王”这种天才的创造性，难于摹仿，更不能複制，尤非工夫浅深可得而论。东晋南朝英杰无数，人皆曰学“二王”，而不能出其轨辙，是知“二王”包容性之大、原创艺术之真，“会美俱深，故同爲终古之独絶，百代之楷式”，前人所见如此，是矣。在日常生活中，名家不必事事过人，更何况历史人物，要在琐事而又能见个性之处，则琐事亦有意味。《世説新语·贤媛》(25)记云：王右军郗夫人(璿)谓二弟司空(愔)、中郎(昙)曰：“王家(羲之)见二谢(安、万)，倾筐倒庋(屣)；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郗璿以王羲之待谢安、谢万的热情与待二弟的平淡相比，内心颇有不平，以爲有伤自尊。倾筐，急于迎客而撞翻筐物；倒庋，从景宋本作“倒屣”，谓匆遽间倒穿屐履。此乃夸喻其状，传神之语。实际上，二谢是客，二郗是家人，内外有别。妻子不能理解丈夫，告诉二弟不要再访，凭添嫌隙。举凡性情真率之人，爲人处事往往率由本心，不拘俗礼，极易被人误解，惟当事者心无杂想，亦无愧惭之意，若谨习儒家礼仪，当不至此。若期于完人，必有损益，极易失掉艺术家之真率的宝贵品质。又《世説新语·方正》(61)有云：王右军与谢公(安)诣阮公(裕)。至门语谢：“故当共推主人。”谢曰：“推人正自难。”王羲之少时曾得阮裕推誉，欲投桃报李，而谢安自高自重，与阮又无瓜葛，推誉无由，强之则有面谀之嫌，故自爲难。又《世説新语·赏誉》(148)记云：王子敬语谢公(安)：“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谢安于献之有知遇之恩，故献之的推誉，当发自内心。不过，“萧洒”是出于观感，谢安则认爲外观的表现来自内在的“调畅”。刘注引《续晋阳秋》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气谓气质、气息、气度，予人感官的印象，其根源则来自内在的风神调合畅达，是高于外观的精神状态，与道家的养生之道有关。“萧洒”是连绵词，初无定字，但记其音，后乃连类爲之而作“潇洒”。上述羲之与谢安、献之与谢安的对话，话语情境不同，在“二王”是由衷，在谢是直言坦诚，从这种日常琐事中不难看出彼此之器识与差异所在。就书法研究而言，关注书家佚闻遗事，目的不在于事情的自身状态如何，而是要从中找到能够展示天资、学养、怀抱、性情等所有可以影响到书法的因素，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及其从事书法活动之所以然。试想，作爲社会中人，其天性、欲望、情感表达等都会受到一定的无形约束，而历史记载的选择性、语言叙事的文言或文学修辞的掩饰，也会无形中使人物概念化、典型化或理想化，在臧否取捨的过程中，往往会人爲地丢弃许多有益的东西。古往今来的书法史与书家研究，很少能看到真实的、生动的人物，即是明证。最重要的是，久而久之，书法史上最有活力、也最近于或能够真实地反应艺术本质的一些内容逐渐被削弱之后，书家成爲标籤，书法也就剩下一技，书法史则变相成爲技法风格传承与变迁史，这是很遗憾的。古人在目録学中，把书法列在小学，爲文字附庸，或归于杂艺，均可以证明。换言之，当代书法尚技、注重视觉形式，也有其历史根源。同样讲玄学和魏晋风度，但三国、西晋政权在北方，文化精英麇集于是，吴地名流如陆机、陆云兄弟的北上，即很能説明问题。作爲书体演进，虽有汉末以来的名家传承，也影响到社会化楷模的示范效应，但总体来看，属于渐进式的变化，缺少某种激发大变的动力。晋室渡江，世家大族和文化精英亦皆随之南迁，而半壁河山与乡愁，爲时尚中的玄学与魏晋风度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对于以尺牍风流爲时尚的书法，论言如书意、笔意、有意、大意、得意等词语的时尚化表达，説明其时的书法认知业已从汉晋书势之客观美的发掘与象喻式文学表达转向书家审美所得和自身所有的主观之意方面。伴随这一历史性进步的是王羲之楷书完善、行书和草书创立新的体式规范，王献之草书的宏逸和“一笔书”的笔势连绵、创立“破体”行草。和前代书体演进的迟缓有序相比，“二王”手中的变化是短暂而呈爆发式的；前者有明显的社会化约定俗成在发挥作用，后者几乎全凭“二王”父子的个性创新。对其书体演进的快速，后人在瞠目钦仰之馀，只用父子古今质妍来诠释风格变化，而不能在书体演进的历史大趋势的高度，给予“二王”以全面积极的评价和肯定，这是不够的。虞龢《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未年，乃造其极。”所谓“未年”，陶弘景《论书啓》称“凡厥好迹，皆是嚮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如此，则讨论王羲之书法，最有价值的是其人生居会稽前后的十几年，王献之的少年时期也在此度过。《晋书》本传述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王家信奉五斗米教，即天师道，服食丹药爲其内容之一，《法书要録·右军书记》所记羲之帖辞多见因服食致病引发不适或痛楚的内容，却未能改弦更张。本传更续言：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爲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服食的“药石”，亦即“外丹”，属于丹鼎派道士养生之法，相对符箓派而言，与其妻弟郗愔不同。《世説新语·术解》(10)云：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以符箓食之，久积肠阻，及服药后大泻，拳大之恶物乃下，剖看果然。羲之所服之药石，或隆冬使人燥热，须以冷水浇之，或至腹中种种病劣，虽不知其详，亦大抵可想得见。儘管如此，羲之还是乐在其中。此外，即不可或缺的是与诸名士清谈、游山玩水、兼事弋钓之娱。又《世説新语·言语》(62)云：谢太傅(安)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晋书·王羲之传》全采此文，惟“中年”后多“以来”，“损”后有“其”字、“欣”作“欢”。以此观之，即是理解劝慰谢安，也是羲之晚年写照，并不如想象中的超然，没有昔日的“一往隽气”，借助“丝竹陶写”，苦中作乐，困中解脱，以掩饰真实的内心情感。可以想见，羲之要承受“频有哀祸”的打击，承受“誓墓辞官”的忿懑与挫辱，而舐犊情深，还要强顔欢笑爲子孙计，“当以乐死”之言或许衹是一时兴至的快口语，或许衹是爲了尊严。所以，身居会稽的羲之晚年之乐，乐得沉重而无奈，服食药石与仙化追求的虚无缥缈固有其乐，却不免有消极遁世之意。《兰亭序》有云：虽趣捨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爲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把理想追求、襟怀托寄，世事得失兴衰等，都看得很透，悟得彻底，却无法割捨。而人生匆遽，“修短随化”，不能自主，感慨之外，惟馀无奈。对此，孜孜以求的玄言虚胜无法爲羲之获取超然的精神力量，即使有山水之游、弋钓之娱，又岂能尽慰老怀？可以肯定，羲之晚年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活动，一直处于複杂而矛盾的状态之中，其书法所谓“末年多妙”，并不似《书谱》总结的“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儒者老成，其传世行草作品风格面目的多变，皆可以视爲随着情感活动的即时性差异而变化，所谓的“万字不同”即其真实的内心世界的迹化，而非后学眼中的有意安排。艺术需要技术，更需要思想和情怀，需要一支由灵魂主导的笔，做到以我神入彼神的人书合一，才能称得上笔妙。不过，仅有此邻于神化的书法能力，并不能使人成爲引领东晋书法风流的楷模，也不会成爲千载传习的书圣，而一旦放到“二王”身上，意义便有了根本的不同。庾元威《论书》云：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岂非一者学书得法，二者作字得体，三者轻重得宜？庾氏的解释是基于传习的谬説，与基于原生态的尺牍书法观念相去甚远，或者説完全不得要领。周必大《益公题跋·又跋欧、苏及诸贵公帖》云：尺牍传世者三：德、爵、艺也，而兼之实难。若欧、苏二先生，所谓“毫髮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王延之出身琅玡王氏，王廙五世孙。斯言所关者大，周必大所论当近其本意。德，道德、名节、器识、怀抱、品格；爵，门第、官职、爵位；艺，学问、文采、翰墨。三种人身，应指魏晋南朝士大夫立身扬名的三种必备要素，在尺牍书法上有所表现。在魏晋风度中，“二王”父子出身名门，品格高迈，逸气横霄，举动风流，卓然独立，前有王导奬掖，后有谢安推重，论其三种人身，父子均属不二之选。王延之所言，自当从其家族荣耀及观念传承而来。据《晋书·王羲之传》载，曾多次徵召其爲侍中、吏部尚书、护国将军，皆辞不受，官仅止于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献之官至中书令，以女儿爲安僖皇后，卒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二王”父子虽不至“毫髮无遗恨者”，而其岩岩清峙之韵、超逸絶尘之笔，亦足以光照千载，无人可及。如果用儒家标准量説，即不免脱离其时代及文化生态，有越俎代庖之嫌。又，《世説新语·德行》(39)有云：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馀事，唯忆与郗家离婚。”刘注引《王氏谱》曰：“献之娶高平郗昙女，名道茂，后离婚。”《献之别传》曰：“咸宁中，诏尚馀姚公主，迁中书令。”程炎震考咸宁乃“咸安”之误，馀姚公主司马道福乃简文帝三女，初适桓济，再嫁献之。馀姚公主，卒后追封新安公主。献之何时、因何与郗女离婚，史无载，以刘注引文叙事太简，或以献之爲诏命选尚公主而被迫离婚，程炎震疑其“或者守道不笃，如黄子艾耶？宜其饮恨至死矣。”疑献之如东汉梁国黄子艾以才智欺世盗名，后沦爲轻薄子，可谓厚诬，殊不足据。又，《淳化阁帖》卷九王献之《与郗家帖》云：虽奉对积年，可以爲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雅，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絶气耳。黄伯思《东观馀论》考此帖辞应爲献之《与郗家帖》，并引《世説》此条爲证，余嘉锡笺疏深以爲然。揆其文义，知献之伉俪情深，对离婚难以释怀，无奈之意，溢于言表。馀姚公主借助皇权政治鸠占鹊巢，却无法得到真爱，而献之的“怅塞实深”，竟绵绵如缕，终至于“絶气”之时，悲夫!又，王献之《新妇帖》中有云：新妇，应该是新婚不久的郗道茂，二人触额情好，以病服药，尚未痊可，故尔时时挂记，“忧悬不去心”。或疑此帖非真，然若以其婚姻事求之，则弱冠初仕的献之笔迹臻此，亦属难能。又，陶弘景《论书啓》谓王羲之：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爲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陶弘景去晋不远，此言当有所本。如此，对《新妇帖》的质疑，尚须再爲斟酌。更早一点的虞龢《论书表》论云“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爲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是知献之此帖，面目与后来有所不同，也在情理之中。进而还可以确认，婚变之后，献之已步入中年，心境也会大不相同，格物兴怀，临纸宣泄，豁开心胸，胜父之象，或自此生出，亦未可知也。史籍对献之记叙颇少，是以即使日常琐事，亦或可以从中见其性情、品格，所谓小中见大是也。《世説新语·简傲》(15)云：王子敬兄弟见郗公(愔)，蹑履问讯，甚修外甥礼。及嘉宾(郗超)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郗超，郗愔长子，小字嘉宾，爲献之表兄，官至司徒长史，爲权臣桓温所重，超藉其威，爲人所畏。《世説新语·雅量》(30)记：“谢太傅与王文度(坦之)共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谢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顷？’”由此可见，郗超见宠于桓温，至有生杀之威，连谢安都有所忌惮。又《世説新语·企羡》(5)记云“郗嘉宾得人以己比苻坚，大喜”，其野心正自不小。郗超在桓温卒后，即已失势，此后五年平淡，年四十二卒。时献之三十四岁，初由秘书丞转任谢安司徒府长史。此等情景宛如昨日，郗愔因生追忆，因忆多心，至于迁怒，亦未可知。“皆着高屐”，不过名士风气，谢安居家待客亦然，并无深意，若因之视爲“仪容轻慢”，不敬长辈，则不免牵强。若主观感受如此，则他人亦无从置喙。对自身而言，献之、徽之兄弟俱是真性情、自适自足，近乎一种纯粹的人格表现；在外人眼中，是自任与高迈不羁，时尚风流之翘楚。能在生活中保持本色，践行自我，就是从事书法艺术活动之难得的宝贵品质。事实上，循规蹈矩都是约束个性，是遵循礼法与道德行爲规范的社会化人格；移之入书，则必然多古法、多他人、多爲世俗观感，减损的是个性和创造性。“二王”书法能够独立特出，成就千载经典，从其日常生活琐事中已然透出消息。“二王”能够保持较好的天性，首在其有良好的对玄学的理论认知和啓迪，以及富于营养的清谈和魏晋风度的文化生态与砥砺实践、宽鬆和包容的社会氛围。次在其显赫的家世与权力保障，爲其人生提供了最优渥安适的条件，使之处于精英群体的顶端，书法风流的弄潮者，这是寒门庶族无法企及的。三是精英群体的交游朋友圈的互相影响，而以“二王”的才华风标，很容易得到上上之选相往还。《晋纪》谓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亦自有其狂傲的条件。《世説新语·排调》(60)记云：“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袁山松)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孝武帝爲晋陵公主求婿，以刘惔、王献之爲选择标准，于此不难想见献之在当时的风评地位。又《世説新语·品藻》(86)记云：桓玄爲太傅(尉)，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爲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桓玄，权臣大司马桓温子，袭爵南郡公，历官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録尚书事、扬州牧、大将军、封楚王，后迫晋安帝禅位，改元永始，旋遭刘裕讨伐，败退江陵，再败，爲冯迁所杀，年三十六岁，著《桓玄集》二十卷传世。就这样一个权势炎炎的人，居然以王献之爲偶像，询问桢之(徽之子)优劣，而桢之不堕家声，徐徐作答，令其满意。又《世説新语·品藻》(87)记云：“桓玄问刘太常(瑾，羲之外孙)曰：'我何如谢太傅(安)？’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问答皆自相类。此足以表明，东晋名士风流，不需要爲官做出多少政绩，这与唐以后儒家独盛的情况大不相同。同理，后世秉承儒家思想和审美标准来评説“二王”书法，即很难不生偏颇，也很难感悟到晋人自内而外、自然而然的书法妙理逸趣，蔡襄所谓“落华散藻”之内源式书写的见解罕有续响，盖出于此。魏晋时期，尺牍是精英群体书法之主要的交流、赏誉、传播的形式，以草、行爲大宗，他如诗文草稿亦用之，章表奏闻则用楷书。尺牍以其普遍的实用性，书写的自由程度亦高，字形损减和体势风格的演绎亦剧，至“二王”而达到峰巅。作爲书体演进，各随其自身特点而有所不同。锺繇小楷体势初备，尚有隶书孑遗；王羲之则尽去古形，创立规范，二者间是草创与成熟之别，风格自然是质、妍有异。“二王”父子的楷书衹有风格变化，与书体演进无关。东晋的行书，无论字形损减的轻重程度、甚至杂以草法，都对新体楷书有明显的依赖，“二王”尤爲典型。这种书体演进可以视爲正体楷书的权变，有一定的附属性和约定俗成的社会化实用因素。“二王”行书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多的艺术化选择，而大王已经完美，小王衹能以“破体”出新，惜传承未远。草书字形的来源有二，一爲广泛传习的《急就篇》章草，二爲由纵向疾书引发的牵萦顾盼，随着笔势的变化而对字形再度损减，又以习见的话语爲甚。在纸张取代简牍之后，书写空间变大，更有利于尽情地挥洒，而今草的字形、字群，乃至于篇章的整体审美，亦随之化出。其中大王草书泰半独立，字群组合较少，而呼应变化，意气一贯，从容优雅，易知易学，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堪称实用与艺术的最佳状态。小王草书的推进多在字群和“一笔书”，其美近乎阳春白雪，胜在个性和艺术审美，是以和者盖寡。顔之推《顔氏家训·杂艺》述“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晋宋谓东晋、南朝宋，江南谚语也是此期间流行者，表明东晋尺牍书法比汉魏西晋尤爲炽盛，而精英群体的积极投入，亦不难想见。传世“二王”帖字，大都爲彼时遗迹，可以作爲尺牍风流的历史见证。与之伴生的是收藏之风的兴盛。史载西汉晚期的陈遵天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爲荣”，事详《汉书·游侠传》。以收藏爲荣耀，应即第一目的；及后学仿效，成爲帖式，爲第二目的；名家墨迹难求，好之者往往不惜重金购买，遂成特殊财富，世代宝之，此乃第三目的。当普遍的社会风气形成之后，权贵索取，友朋相请，币帛购求，坊间贋作之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书家声望，雅事则因之入俗，世代相沿，风气不改。虞龢《论书表》载王羲之论书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爲絶伦，其馀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锺、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书谱》作“锺当抗行，或谓过之”。《晋书》本传载羲之与人书有“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语，《书谱》作“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虽字句有异，而大意相同。抗行，谓颉颃并行，他人评説以爲羲之胜过锺繇，是指王羲之新楷体制完备，胜于锺氏草创，而行书创开新风，爲世人法，亦非锺氏可敌。雁行，如群雁高飞，后其一身，不过工夫稍逊，实则羲之章草已能乱真，今草则领异标新，爲张芝所不曾梦见。《论书表》又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殆其未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絶，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据此可知，王羲之赴荆州庾亮参军前，年逾而立，学古已得张芝精髓，即使自视甚高的庾翼也不得不佩服。又，王僧虔《论书》云：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庾亮卒后，王羲之转任江州刺史，翌年徵召爲侍中、吏部尚书，皆辞不就，惟以赋闲弄翰爲乐。年届不惑，静中逸想，思虑洞开，自是书法大进，名动京师。楷、行、草三种新体开人耳目，新理异态移人心志，锺、张已远，大势所趋，庾氏子弟亦弃家法而争相效之，此则宜爲羲之书法渐入佳境、成就其末年好迹之转捩点。与王羲之相比，献之似乎成名更早些。《晋书》本传述其“工草隶，善丹青。……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牸牛，甚妙”，桓温当朝，献之应在秘书郎、丞任上，年届而立，已然声名鹊起，桓温请书自非寻常戏谑。“笔误落”而能因势利导，画成黑白相间的母牛，足见机敏和丹青工夫。献之以其非凡之能，使书扇失误转成美谈佚闻，著于青史，宜其有出蓝之誉。《论书表》称“父子之间又爲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虽不言子胜于父，而风评如是，亦其时人心所嚮。“二王”相继辞世，爱书者趋之若鹜，《论书表》述云：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桓玄以威权废晋安帝自立，未几却兵败再败，仓惶逃窜之际，犹挟“二王”书迹，足见爱之真挚深切。《书断·妙品》述其“尝慕小王，善于草法”，可谓知音。《论书表》继云：子敬尝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爲桓玄所宝，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由此可知，王献之书法在当世已有令誉高名，不在乃父之下，而得藏弆之风益助，自可明瞭。又《世説新语·品藻》(75)云：谢公(安)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虞龢《论书表》亦载此问，“固当不同”作“故当胜”，其馀仿佛；《书断》下引此问同《世説》，后增“乃此短谢公也”一句，应出于张怀瓘按语；《书谱》引述此问则取《论书表》。献之草书体势宏大奔逸，“一笔书”与“破体”新意迭出，格局大于乃父。楷法神俊，堪与乃父并驱，近体书法演进之能事毕矣。“故当不同”，兼有书体演进与风格差异，乃陈述事实之语；“故当胜”是谓子书胜父，乃有害名教伦理之言，后之诋毁献之如《书谱》等，皆从此出。《世説新语·赏誉》(52)余嘉锡笺疏引李慈铭云：“案晋、宋、六朝膏粱门第，父誉其子，兄夸其弟，以爲声价；其爲子弟者，则务鄙父兄，以示通率。交相僞扇，不顾人伦。”以此可知，无论献之所言“固当不同”、或“故当胜”，皆出于时尚风气，并非有意轻狂。又，谢安小羲之十七岁，大献之二十四岁，《书断·妙品》述其“学草、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二人过从甚密，于献之亦颇赏誉和掖拔。《论书表》称“谢安善书，不重子敬，每作好书，必谓被赏，安辄题后答之”，安居宰辅地位，年纪辈份皆长，所习乃右军法，以其性情不重子敬之书，情有可原；而子敬才高气傲，自诩合作，以下属身份送与长官赞赏收藏，即如与简文帝十馀纸题后所言，纵使出于真率，亦不免有孟浪之嫌。《书谱》引叙而有不同：“必谓被赏”作“谓必存録”，末增“甚以爲恨”。又《世説新语·方正》(62)云：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爲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箸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谢以爲名言。《晋书》本传述此事，试以韦诞书榜事以讽之，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太极殿，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起，谢安请献之题榜，乃高视之举，与“不重子敬”説异；献之不欲爲人役使，故坚拒之。后世书家自重自高其格，均以献之爲楷，即昉之于此事。对献之而言，要在自乐，不爲娱人，《晋书》本传所谓“高迈不羁”“风流爲一时之冠”，惟其自得之于心，形之于外，以本色演绎人生，始能若是。对世人而言，只能赏誉豔羡，无从模仿。献之的“性甚峻，不交非类”，也不是自高自傲，拒人于千里之外，儘管身居官场，而法效“井丹高洁”的初心始终如一，这对游艺操觚来説，才会有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这里，有天性，即先天的遗传；有陶冶，即后天的家教、环境、文化生态的外部塑造与自觉选择。献之髫龄从父赴会稽任，得乃父亲炙，慕习前辈风范，得山水之游，味清咏之快，激荡灵性，醖酿才智，其成长所历，皆爲他人可望而不可及者。如此，则使献之成爲眼界高、志嚮远、思虑深、格局大的青年才俊。其才华迥出同侪，翰墨直追乃父，也很自然。例如，《论书表》述云：羲之爲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虽儿时学书故事，以其得父亲赏誉，便得登龙门，爲世人称道。庾肩吾《书品》评献之云：“子敬泥帚，早验天骨，兼以掣笔，复识人工，一字不遗，两叶(世)传妙。”因掣笔不脱而见工夫，颇含深意。殆全神贯注以心驭笔，笔劲则点画生动遒美，心手如一，故掣笔不脱。晋人以审美带动技法工夫，理当如是。王僧虔《书赋》有“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之语，正有王氏家法不传之秘在彼。至于泥帚飞白，径丈大字，非胸罗气象，实难爲之。谢安自负善书，而使献之书太极殿榜者，夙因亦在于此。王献之的成长和学习书法，王羲之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前文讲到王献之观门生樗蒲戏而言“南风不竞”，即知其读书正多，学而能用，已有神童之意；后嗔怒而发“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之语，俨然有名士风范，实在出人意表。对早慧幼童习书，若以审美义理爲先导，即可发啓颖悟，举一反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令其亦步亦趋，则易压抑天性。据其写径丈飞白事推想，似非出于日课尺牍小字，其发挥想象并勇于尝试，非自信与胆识过人，絶难爲之。而其所受之啓发式教学诱导的惊人效果，从中可见一斑。又《论书表》尚记载羲之书法佚闻数则，亦皆涵容妙理：旧説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提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爲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其一，主动爲妪书扇，既存恻隐之心，也是偶然兴至欲书，得助人之乐；其二，市人争相买扇，是收藏名家作品之风已入寻常百姓之家；其三，羲之赋闲，一书已然兴尽，再请则爲人役使，笑而不答，犹一笔无法济天下贫，实属必然。又记云：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穆帝喜爱羲之书法，欲留其表章，使张翼仿作，几于乱真。是帝王好尚，天下景从，衆庶希风传习，自不乏窥其门庭者，而书圣名被四远，此事例或不过沧海一粟。虞龢所谓“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信然。再如所载羲之爲道士书《道德经》换鹅、酬答门生款待而以正、草二体书其新棐床几的故事，均出于自愿，以书隐含自乐。后经《书谱》引申：“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而子懊，知与不知也。”以此可知，老妪之再请，是爲利而来；门生父亲不知羲之其人其书而刮削其迹，是蒙昧无知。世间万缘，莫不相类，知与不知，相去天壤。书家作字，但爲自足自乐，性情流于笔端，则翰墨之道备矣。《论书表》记王献之遗事也是如此：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裓，著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正、草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周。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追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子敬见精白纱衣而书兴大发，以正、草二体爲之，如羲之爲门生书床几然，至于是否落入少年预设圈套，全不顾及。所谓格物兴怀，兴至操觚，属于真性情的流露，径取他人衣物作书是否适宜，也不在虑中。《论书表》叙言献之爲吴兴太守时偶至羊欣斋室，“欣衣白绢裙昼眠，子敬因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与前事相同。纱、绢轻薄宜书，献之见猎心喜，书之以自足己意，信属名士风度。又记子敬门生以其习字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寻取，大有所得”。这种自重其书又极不惜书的做法，是乐在过程，既乐既足，不思其他，正是其“高迈不羁”的人格写照。《论书表》复云：羲之爲会稽，献之爲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鋭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僞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笺，足爲名法。虞龢所述，乃“二王”卒后晋宋间对其书法遗作的弆藏购求情况，尤其以作僞之风骤起值得关注，非重金巨值之利不会花费如此工夫。由晋入宋，历数十年积聚，皇家所藏“二王”书迹堪称宏富，皆以豪华装帧，由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审定编次，虞龢上《论书表》，有“足以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伟宝”之语，时在明帝泰始六年。作爲文字与书体演进中的书法名家，如何审视其历史地位，不能衹看艺术水准，还要有其他条件的辅助，庶几近乎史实。张芝兼乎杜、崔，立草书楷则，是草书普及规范的重要一环，写入《急就篇》字书，不仅固化草书体势而爲章草，斯人也随着字书的传播而成爲一种历史标记。锺繇三体书，八分已近夕阳，行书不成规矩，惟楷书“传秘书、教小学”，得到国家政府的使用、施于小学习字教育，纵然草创，而功不可没。“二王”父子仰仗尺牍风流，于楷、行、草均有创制和定型之功，足以满足实用与审美的双重需求，复经唐太宗尊王建立书法大统，最终使四贤地位彪炳青史。献之虽经太宗贬抑，并未爲之减色多少，惟作品因以传世几稀，不免令人抱憾。“精神解领”，在胡僧，是不假言语媒介的直觉思维；在阮咸，闻乐知音，即如高山流水；在玄学，犹庄子的“目击道存”，或曰形而上的认知方式。简言之，与意会仿佛。书法之美抽象难名，意会所得，难于言表，惟“精神解领”，使审美活动上升到精神层面，去体味最简洁、最本质的美感。所以，“精神解领”的核心在人，知人而后论书，理清“落华散藻”之所以然，而后庶几近之，大体相当于今天人与艺术的综合研究。遗憾的是，古人视书法爲小道，于书家载记论言大都缺略，衹能到所处时代之社会群体与文化生态中寻绎佐证，以增加对书家其人其书的认识。对“二王”而言，相关问题大体已如前述，本节将集中分析其美感与风格大旨，以及旧説未曾论及或言而未尽之处。又，“精神解领”不能用以阐释作品的各种具体的技法细节问题，其本不爲细节而生，是以不爲其用。张怀瓘《文字论》有云：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何有不通？“深识书者”，自非一般的泛泛之人可比，其义于书法近乎有道者；有道者观书，不由字形点画，而直取作品的精神流露处玩味之，复加以精意玄想，期与古人意会，乃可得之。张氏所言，与“精神解领”近似。《文字论》续言：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观莫测，久视弥珍，虽书已缄藏，而心追目极，情犹眷眷者，是爲妙矣。前言见字如人，径得其心；“简易之道”出《礼记·乐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谓直抵美感深处，不必较其字形笔势如何。后言审美经验，以作品能抓住人心、移乎性情、使人心中久久眷恋者爲妙，兼有展示方法论的意味。张氏所见，已得“精神解领”妙谛，推而爲言，其义有三。一爲须能移我神入彼神，以我心推彼心，若能契合如一，则“心追目极，情犹眷眷”即属必然。二爲高超的审美感悟能力和象徵思维能力，从作品的动态中寻绎其妙之所在所由，再从作品之生命形式特徵上升到作者的精神世界。三爲在形而上的层面，把握字内之美和字外之奇，对某些作品，可以根据帖辞语境及后世评説结合印证审美所得，做到既资于语言、又不被其所囿，从而使“精神解领”服务于当代。讨论“二王”书法，尤宜如此。羊欣书法出于献之亲炙，对时尚文化生态的体验与“二王”书法的理解亦深，其对“二王”书法的评价，具有可信性。同时，也能代表晋宋人的书法审美价值取嚮。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云：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隶，即楷书，隶书定型八分用于铭石之后，改称八分或铭石书，因以隶名新体楷书，或称正书、真书。稿，草稿之谓，兼有行草二体。骨势，或名骨体，势言动静，体爲形式，二者同中有异。问题在于，晋宋人评书何以取“骨势”“媚趣”爲标准？《世説新语·品藻》(30)记云：时人道阮思旷(裕)：“骨气不及右军(王羲之)，简秀不如真长(刘惔)，韶润不如仲祖(王濛)，思致不如渊源(殷浩)，而兼有诸人之美。”刘注引《中兴书》曰：“裕以人不须广学，正应以礼让爲先，故终日頽然，无所修综，而物自宗之。”以骨气状誉羲之，与其素无廊庙志而多次徵召不就、誓墓辞官、遗愿坚辞赠官等一生行事风格契合，也与《晋书·安帝纪》称羲之“风骨清举”的评价一致，而因人及书，骨自当首选。势言书势、笔势，骨势是在物我爲一、人书合一的老庄思想前提下，使审美对象人格化，概言羲之书法的骨丰肉润，入妙通灵，具有旺盛的生命状态，即如其人的“一往隽气”。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提出的理想标准是“肥瘦相合，骨力相称。婉婉暧暧，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用以状羲之书法，当可据以拾阶而入。以锺、王相比，锺肥王瘦；以“二王”相较，则父肥子瘦。所以，羲之书法肥瘦得中，理应字如其人。汉晋人重骨相，以之论人，颇爲习见，转而言书，亦属必然。以父子相较，献之人瘦书亦瘦，似亦有其人书若一的同一性。又《世説新语·排调》(50)云：范啓与郗嘉宾(超)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馀润。”郗答曰：“举体无馀润，何如举体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烦，故嘲之。饶纵，肌肉丰满，谓外观无肉，去皮后里面也没有多馀的润泽，讽喻颇爲夸张。唐太宗《王羲之传论》贬抑献之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正是以帝王之尊和肆意诋毁，直接影响到献之书法的弆藏和传承，观其持论，当祖述于《世説》无疑。也正因爲献之人瘦书也瘦，羊欣始有“骨势不及父”之评。至于书法优劣，不尽在于观念中的骨势审美旨趣和标准，此时代使然。梁武帝《观锺繇笔法十二意》称“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所评之瘦，即“骨势不及父”之换言，画虎言其笔势迅猛劲健而有生气，以虎传其神韵。媚趣，媚言美而动人，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释云“意居形外曰媚”，是则在形式之外，还有一些衹能靠感悟、玩味和想象纔会获取的美感，是“二王”书法所以动人的重要因素。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爲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妙在笔画之外”，乃锺、王共有之特徵，亦“媚趣”所在，而小王尤胜，故谓“过之”。又，梁武帝《观锺繇书法十二意》更有“字外之奇，文所不书”之论，又有“损，谓有馀也”一条，亦即传顔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的笔短趣长。其义有二：一曰书法之美不仅在于视觉形式，还要尝试品味、发现点画之外的奇妙之处，複杂微妙，难以言传，故曰“文所不书”。二曰锺、王之法，笔势翻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二王”草、行尤其如此，全无唐贤用笔的驻留顿挫痕迹。凡笔势之行，落纸即成点画，离纸则于空中盘旋飞动，其势圆融无间，精神调畅。姜夔《续书谱·血脉》所谓“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是矣。又，张怀瓘《书议》评献之破体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爲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絶也。依张氏目验和生动的描述，已可引导想象，体会其“媚趣”所在，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正是其人写照。实际上，草、行间杂有助于作品的美感调节，可以窥知作者情绪变化和精神世界的多层次表达，也是其人特立独行、“不交非类”的传神所在。在实用化的书写中，使平凡承载着作者的迈往意气，进入形而上的、可以同流天地的不朽境界。“子敬执行草之权”与“神俊”之状，还可以从其草书中见之。《书断上》评张芝云：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指，故首行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所谓张芝创一笔书今草，于史迹无徵，也与书体演进规律不合，自不足凭。太宗贬斥献之，其迹或杂于右军，或冠以他人之名，如所谓张芝《冠军帖》是也。袁昂《古今书评》评献之“如河洛间少年，悉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沓拖”，即献之一笔草书的真实状态，袁昂迎合圣意，故爲是语。对于张芝草书，笔者曾有文章考述，此不赘言。至若《冠军帖》，其文辞内容及书法，非献之不能爲。或谓张旭临小王帖辞，颇有可能。又，《书断·神品》评述献之书云：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絶，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锺、张之神气。惜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兴，起也，谓取势开合劲险耸拔，极具张力，而以“峻峭不可量”概括之；次则感佩其用笔的文武之道和智勇双全，以春秋鲁大臣臧武仲(臧纥)的聪明才智、卞庄刺虎的勇猛无敌状之；随后以大鹏展翅抟捲风云、长鲸喷涌巨浪、大石自高峰悬崖飞落、雷电光耀的迅疾四种意象，略言其宏大壮美的气象和不可抗御的声势力量，以及疾若电光的笔速；再后析説原委，是心意的流溢远逸于笔，笔尽而意未尽，依旧在驰纵回荡，观之胜过龙蛇飞动，掩翳锺、张神气。藉助张氏的审美表达，有如亲临，足以惊心动魄，冥思神往，而其中的“字外之奇”“妙在笔画之外”的种种美感，均不难想见，“媚趣”之胜，尽在其中矣。据书体特徵求于风格美感，羲之小草，上下很少连属成势，是一种从容、优雅的迈往标举，正如《记白云先生书诀》所谓的“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是理性居多的意在笔前，李嗣真《书后品》称其“终无败累”者，即当从此而出。献之的“一笔书”大草，一行之内，上下连绵流贯，气足势疾，因势成形，字亦随之省简变化，常见意外之笔与变化之妙，若以《书谱》“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喻之，当矣。献之草书，率由本心，逸气纵横而不知其所止，是感性多于理性，《书后品》所谓“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的评价，可谓知言。再则，羲之小草，已届平淡而能绚烂至极的老境，能唤起大多数人的心灵感应，易于接受及仿效。献之大草，如同一个孤傲、奔放的灵魂在迅跑，又似一种知性而受压抑的情感在宣泄，一种扭曲的人格在呐喊，使得字形点画一并捆绑、净化而前行，达到时尚文化生态之清简的极致，实现自我的逍遥与自由。观之惊心动魄，应接不暇，《晋书》本传称其“风流爲一时之冠”，信然。献之草、行，恰当其风华正茂之时，其思想之活跃，想象之丰富，图新之智勇，天赋之异禀，都已进入絶佳状态，乃父草、行的神妙变化，又爲其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和拓展空间，以此早成大观。设若其能得乃父之年，则其成就之不可限量，似不难逆料。就传世刻帖和摹本墨迹而言，献之所作大都瘦于乃父，而笔速明显过之。依照书写原理，笔速疾而力到，则翰逸神飞，自然会减损提按斩斫；反之，若耽于提按斩斫，点画变化丰富，而减损笔速，也是一定之理。试看怀素小草与大草肥瘦之比，自然清楚。上引张怀瓘书论中取“灵和”“神俊”爲“二王”父子别异概説，应即出于这种判断。如若换言，可谓优雅与激情之比。又，《书断·神品》于献之尚有“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不从于外”的评述，谓其偶然兴至，感物兴怀，皆发自内心情感活动，而不会应命请索勉强挥毫。凡此情形，极易産生“合作”，亦即献之主动送人的佳作，乃真性情的流露，直欲与人分享。激情书写，高速运笔，即使精熟过人，也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测的意外情况，全凭心动笔到的随机变化，纵有瑕疵，逾出常理常形之外，仍能妙合自然。情动于中，溢出更爲笔墨，是顺乎自然，自然本于天成，本无定形定质，书毕所见，惟书家性情之真、化育风神之妙而已。如若一点一画锱铢必较，不啻于买椟还珠，非真知书者。世人皆言取法“二王”，而罕得神髓，或者相左，皆昧于此理而以法度绳之使然。作爲“二王”书法，父子传承，各自推扩此心，寄情翰墨，任何进取，首在书体演绎，次爲个性展示，古今质妍，相因相生，因时变化，自然有别。“骨势”“媚趣”父子皆备，惟多寡、浅深有别，切不可以此论其甲乙。再则，如何根据作品的提示，玄想千载以上，推説作者的思想情感，或心态与其他情绪化的表达，其依据主要来自作品文辞内容的提示。孙过庭《书谱》云：但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爲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写《乐毅》则情多怫鬱，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惟驻想流波，将贻啴喛之奏；驰神睢涣，方思藻绘之文。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义舛，莫不强名爲体，共习分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其义有五。一曰右军书法兼乎锺、张，开啓未来，在假诸笔墨以达性抒情上，堪称极致；二以王书六种代表作品爲例，析言其书写心态与情感内涵；三曰明确“目击道存”之形而上的审美方式，要避免时尚中的缺陷；四曰义理所归，在于《诗经》《楚辞》的风骚之意，顺乎阴阳，则和于天地之心；五曰作书若失去性情，即会背离书圣作品之固有的意藴，学书终难有成。刘熙载《书概》称“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爲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盖出于此。问题是，行书草稿《兰亭序》的“思逸神超”或有可説，其馀同爲小楷作品，是如何感知、区别彼此间之差异所在呢？显然，孙氏是根据作品的文辞内容，産生审美联想，而后分别作出文学化的表达，至于作品的书体、风格与审美表达之间是否存在对应的逻辑关係，很值得怀疑。实际上，楷书作爲正体，重在社会化文字规范，即使王书小楷出于原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性抒情，而要在不同的文辞内容中营造出不同的书写情境，并在作品中有所展示，将十分困难。客观地审视，规范法度具有社会的公共意义，自然会弱化书家性情的发挥；作爲楷法工夫的长年积累，早已使手、臂形成生理记忆，书写大都依赖习惯性动作，很难容纳因情感活动的需求做出随机性的变化调节。所以，关于孙氏认知的正体楷书、同一书体之不同作品的情境变化，应审慎对待。其实，草、行书体也有类似的问题，在其日复一日、无限重複的实用化书写当中，如何克服审美疲劳，获取相应的心态情境而写出古人眼中的“合作”，亦颇不易。从前文的叙事中可知，即使人、书皆臻极致的王献之，“合作”也不常有。否则，也不会在欣喜之馀，主动送与简文帝、谢安了。再如大王《十七帖》，内含二十七帖，唐太宗爱之入骨。该帖文辞各异，理当属于不同情境下的作品，而风格面目变化不著，若效孙氏做法，一一爲之做出相应、独立的审美表达，不仅十分困难，也同样会遭受质疑。 王羲之《丧乱帖》客观地看，具有刘熙载《书概》所言之“高韵深情，坚质浩气”而如“二王”者，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自作诗文草稿、尺牍，文辞内容必然会与书家其人其书实现较好的统一，成爲字如其人、心画説的典型作品，文如《兰亭序》《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黄州寒食诗帖》，尺牍如《丧乱帖》《频有哀祸帖》《快雪时晴帖》之类。黄庭坚《跋法帖》云：宋儋笔墨精劲，但文词芜秽，不足发其书。子瞻尝云，其人不解此狡狯，书便不足观。至如儋书画不可弃也。宋儋，唐朝人。山谷以“精劲”言其积功入能，而以“文词芜秽”状其帖辞，文既不佳，则其人格韵、识见亦必平庸，故不能有性情精神溢出，使其书法臻于上乘。东坡所谓“狡狯”，犹言义理秘奥、诀要，文辞之于书法的内外关联与相因相得，自不难想见。《宣和书谱》评张籍书云“观夫字画凛然，其典雅斡旋处，自当与文章相表里”、评杜牧书谓其“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评元稹书称“其楷字盖有风流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要之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耳”，均其证。心画，指书家其人与诗文、翰墨的综合表现，是宋人审美观念中最重要的义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蔡襄“精神解领”的主旨。
《书谱》所言之“目击道存”，语出庄子，是主观、感悟式的关于事物的思维与认知，在知人论书的前提下，不失爲一种高明的审美方式。不过，“目击”要能避免肤浅和误读，亦非易事。《书谱》所谓“虽其目击道存，尚或心迷羲舛，莫不强名爲体，共习分区”的弊端，应爲鉴诫。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道存者也。董氏所言，提供了“目击”的着眼点，是超越于形质之上的精神存在，而精神所繫者非一，故取“举止”“笑语”以概其馀。临帖之前的读帖观帖过程，是由浅入深、因书及人的提升过程，知其美并知人，始谓“目击道存”。所谓知人，即如文前蔡襄评晋人书的见解，需要大处有整体观照，即时尚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活；小处则是文化生态中的书家之种种表现，且事无巨细，凡有助益者皆可取鉴；终至于书法，书家之性情、器识、学养、习尚、家世、历官、交游等等，凡可作用于书法者，均需要考察。待一切贮之于胸，再爲条理、提升至理论认知，付诸作品，则言之有物，亦必中理，是知蔡襄所谓“精神解领”犹广于“目击道存”，即使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前引古代书论对“二王”书法的评论言语，一则出于作者亲见，二则出于自身的书写与审美经验，三则有赖于意象喻説，都不是最真实、最直接的见解。古人语简，通常衹是依照审美感悟，做出传神、概括性的表达，或提示其联想方嚮，或采用多种意象做出综合描述，以简驭繁，以偏概全。可以説，书法美的抽象微妙，无法用言语准确地阐发，“易文化”的言不尽意，早已和书法实践与评论紧密地交织并融合在一起。《庄子·天道》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也。”藉助书论探索其言外之意，即成爲解决问题的关键，但不能包办代替。黄庭坚《题绦本法帖》云：“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正是此理。换言之，在古代书论之言语的基础上，尝试做出形而上的哲理化认知，对所有言语之外可能欠缺的东西进行弥补，这就需要善于驰纵想象，神接千载，由作品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观其书，思其人，想见其风彩。所以，“精神解领”是正确理解“二王”书法的关键，单纯依靠古代书论还不够。晋人凭案或题壁作书，均悬腕爲之，运笔上下翻飞，八面出锋，其中小楷爲基础，尺牍行、草乃其高致。若后人揭示的“凌空取势”“一拓直下”之类，皆以笔势传其生动和神韵；他如《笔阵图》七条概言之点画特徵、永字八法之点画命名，亦各自相似。就此而言，考察晋人书法，笔势乃其灵魂所繫，且以“称解笔意”爲第一要务。彼时晋祚衰頽，士族势显，思想文化的繁荣极大地衝击统一意志，个性的追求和表达无所不届，在书法活动上也有清楚的印记，是书法史上最具活力的创新时代。有精英群体的不懈努力，天才人物自然会特立拔出，“二王”书法的相继名世并引导潮流时尚，可谓水到渠成。入唐后，太宗的贞观之治使统一意志与秩序精神得到空前的巩固，书法上的尊王尚法、科举以书判取士，开啓了唐人尚法的大幕，最终由顔、柳结束了晋字风流，书法史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虽然代有新风，而皆祖述魏晋，书法大统亦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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