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行草《期已至帖》
释文：
期已至，迟还。具足下问耳，当力东沿，道家无缘省苦，但有悲慨，不得东。此月问。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 (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 ，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 (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 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淫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廙，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 。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廙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頫、鲜于枢、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延伸阅读（一）
王羲之的“告诫”
在我国书法艺术的瑰丽苍穹中，有一个灿烂夺目的“双子”星座：王羲之+颜真卿。本人曾在报刊以《颜真卿的“告诫”》为题，介绍和阐述了星座中的“颜真卿星”的有关情况。现在来说明和阐发一下“王羲之星”的相关情状。
王羲之遗留下来的书迹有章草、今草、楷书和行书。他早年曾学书于卫铄（272－349）。卫铄世称“卫夫人”，是卫恒（？－291）的从妹，擅传锺繇（151-230）之法。而东汉末年的锺繇是最早的楷书家。这就是说，王羲之早年学的是“流行”书法——楷书。书法史的研究显示，王羲之生活在由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时期。当时，他除致力研习锺繇的楷书外，还深究张芝（？－约192）的草书。可见，王羲之与颜真卿颇为相同的一点乃是先学楷书后学草（书）。这是王羲之对我们的“告诫”之一。
王羲之对我们的“告诫”之二是，学书欲成，当从“流行书体”起始而渐回溯和再推进。史载，王羲之从卫铄学书一段时间后，遂游历四方，见到李斯、曹喜、锺繇、梁鹄、蔡邕、张昶等人所书碑刻，便倾心探究，最后终于创造出了妍美流便的新体书法，并因此而被后人尊为“书圣”。需要说明的是，鸟瞰当时的“流行字体”虽为隶楷体，但传统的“规范”字体却是隶体。《晋书》说，王羲之“尤善隶书”。因此，王之楷书实是对隶书的一种“披离”；自然，其今草就是对章草的一种“披离”，等等。泛系（pansystems）理法中的“巧模拟，优扩变”（吴学谋《从泛系观看世界》），是学习任何一门知识并有所创新的必由之路。书法的学习也概莫能外。王羲之的成功就是明证。今日的“流行字体”是印刷体，且主要是书宋体和楷体。所以，今日学书的青少年，当从与“流行字体”最为接近的书体学起，即从楷书学起，尔后再逐渐“披离”，或回溯或推进。
王羲之对我们的“告诫”之三是，学书欲成，当在一定的时段内主要学研某一种书体，而不可朝此暮彼。王羲之学书的前五年，基本上学的是由卫夫人传授的锺繇楷书。据赵南元在《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中的说法，人的学习过程就是一种广义的进化过程。进化一定要有一个“硬结构”和“软结构”，并且硬结构支持软结构，软结构建构硬结构；软结构不断地建构硬结构的过程，就是进化的过程，其情形有似晶体的生长。学书之所以不可以朝此暮彼，就是要力求早日形成可支撑得起软结构的硬结构。没有较长时间对某一种书体的学习，就不可能形成硬度理想的硬结构，也自然就难以有知识晶核/晶母的出现。这样，就不会有较快的进步。对于初学书法者，王羲之的此项“告诫”必须谨记；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王羲之对我们的“告诫”之四是，学书欲成，当与时代的要求谐振，与时代的走势合拍。如前所言，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由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时期，因此用笔结体都比较粗放的楷书需要精化、美化。而王羲之的楷书就迎合了当时的人们的追求，所以摹仿的青年人众多，以致保守的庾翼气愤地说：“儿辈厌家鸡而爱野鹜！”（“野鹜”指王羲之的新体书法，“家鸡”指比较质朴的家传的旧派字）楷法出现后，又给草书和行书注入了新鲜血液，致使其面貌有变。今日已完全不同于王羲之时代，字体的正化过程早已完结。那么，现时代的要求与走势对书法的“期盼”是什么呢？从书法本体的发展规律看，今后“吃香”的书体将是：1魏碑与隶书的“化合物”；2行楷；3较今草更符号化的草书。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将要“走红”的书体是：1魏碑及魏碑与隶书的“化合物”；2行草。综合起来看，魏碑、魏碑与其它书体的“化合物”/“混合物”以及行书将走俏。——这是就主流而言的。关于这一结论的得出缘由，因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故简陈不赘。
王羲之对我们的“告诫”之五是，学书欲成，当博采众长，提高书法汉字的信息量。王羲之对从秦汉以来的淳古的篆隶作品的研习中，获得了很多有益的东西。这为他最终成为一颗书法艺术苍穹中的亮星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布白和用笔权且不论，仅就结构而言，可谓极尽变化之能事。文中的20个“之”字，写法个个不同。这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信息量。试想，倘若20个“之”字状貌如一，则信息量将要减少几何？实际上，纵观数千年的书法史，不难得知，那些辉映书法苍穹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通过增加作品的信息量而彪炳史册的。
书法的学习是有阶段性的。这里奉劝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学书欲成，须按规律办事。王羲之的“告诫”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但不问时代等的差异而东施效颦又是不可取的，亦是缺乏理性思维的表现。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敢问学书路在何方？曰：路在脚下。踏平坎坷，方成大道；一关攻克，再行出发。 （佚名）
延伸阅读（二）
王羲之为何发毒誓不进官场？
时至今日，后人对王羲之的书法赞不绝口，对王羲之的神采风范倾慕不已，甚至对他的言行有意无意地进行美化。
永和十一年(355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年过半百的名士在父母的坟前，指天发誓：绝不再涉足官场踏入仕途，如违此言就是不孝之子，为天地所不载，名教所不容……
这位发誓者不是别人，正是让后世倾慕不已的“书圣”王羲之。
指天发誓，多是武夫鄙士所为。王羲之文采风流，风姿俊逸，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王羲之如此痛彻肺腑以致有损名士风范?其实，不过是因为王羲之对王蓝田(王述)的负性使气而已。
王羲之出身山东琅琊望族，自其官至太保的六世祖王祥以来，王氏族人便一直世居高位，数百人留名青史，数十人位极人臣，可谓“累世公卿”。到了王羲之从伯王导、王敦的时候，山东琅琊王氏甚至达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述虽然出自亦为望族“太原王氏”，可时至当日，早已辉煌不再。在讲究门第的东晋时代，王羲之自然有一种无法掩饰的优越之感。
神色俊逸、性情娴雅的王羲之，在名士清谈中体玄悟道，在政治上更具远见卓识。从王羲之与时人谢安、殷浩等人的论玄谈道、书信交往中，王羲之的才华可见一斑，他在郡治上的政治实践也为时人所称颂;而王述则性格沉静，寡言少语，“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王述仍旧无动于衷、不发一言。直到而立之年，王述才被王导举荐为不入流的“中兵属”。由于家贫，王述还收受了不菲的贿赂，闹得满城风雨，以致王导都不得不训诫他。世人多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以王羲之的才华，怎么可能把王述放在眼里。
王羲之可谓成名甚早。当时任吏部尚书的周错第一次看到王羲之的时候，竟然就将用来款待贵客的牛心炙第一个割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声名鹊起，而当时王羲之年仅十三岁。征西将军庾亮、扬州刺史殷浩、晋安帝等对王羲之都是赞不绝口，堂伯父王敦更是喜欢得不得了，甚至认为王羲之即便和当时的大名士阮誉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较而言，少年丧父的王述一直闭门在家，安贫守约，鲜与外界往来，直到而立之年仍默默无闻。由于太原王氏家族曾有疑似“痴憨症”的遗传史，于是沉默寡言的王述便被人们误认为他也得了这种“病”。
如果拿王羲之和王述相比，论门第，王述难以望其项背;论才情。王述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论名望，王述只不过是无名小辈。所以，王羲之从内心深处根本瞧不起王述。
当听说王述因为性情急躁，竟然和鸡蛋大动肝火的时候，王羲之几乎为之喷饭，戏谑王述：即便是他的父亲、名胜一时的东海太守王安期如果有如此性情，也是一无可取，何况是王述呢?王述后来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仍然和宾客奚落王述，说王述只适合当尚书，到老了或许能升为仆射(读作“夜”)，要想进一步高升就不可能了。不屑之情溢于言表。王羲之为何独独和王述过不去呢?那是因为后来者(王述)竟然与之“共伍”，而且大有超过自己的势头。
当王羲之还在挖苦、奚落王述的时候，王羲之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王述的变化，而且王述的变化简直是令人咋舌。王述被举荐之后的表现令王导十分满意，以致怀疑王述的“痴憨”是别人有意的诋毁。王述以“人非尧舜，怎么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指斥拍王导马屁的宾朋，令王导叹服不已，连同僚庾亮也称赞王述“清贞简贵”。王述初人仕途收受贿赂，这时也金盆洗手，而且清洁绝伦，财务皆散之亲故，衣服宅宇一往如昔。此后，王述之誉一路飙升。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令王羲之想不到的是王述的急性子居然也发生了质变，面对粗人谢奕的咒骂，王述仅以面壁应对，直至泄愤之后的谢奕扬长而去。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其实，此时的王述早已不是当初的“吴下阿蒙”了。
面对王述的“改头换面”，王羲之的内心是不平的，更有些不安。尤其是当王述和自己齐名的时候，更让王羲之难以容忍。王羲之对王述的挖苦、奚落，无疑是不安和担忧的表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迁右将军并接替因丁母忧而离职的王述。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的王羲之应该去吊唁致祭。因为一向看不起王述，碍于礼制情面的王羲之硬着头皮去了一次，而且礼数不周，让王述极为不满。每当听到王羲之的仪仗角声，王述总以为地方官亲自吊唁，于是洒扫静候。如是反复几年，王羲之依旧没有来，王述因此非常嫉恨王羲之。如此一举，王羲之心理自然十分痛快。
世事难料，三年后王述竟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并加征虏将军，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这让王羲之做梦都没有想到。王述是个“事亲孝谨”之人，对于王羲之屡次对自己的蓄意侮辱焉能就此罢手。王述巡查郡县唯独不到会稽，等到离开的时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别而去以反辱王羲之。不久，余怒未消的王述又后检校会稽郡，稽查王羲之的得失。尽管王羲之不是老马恋栈，可是他也不想回家了事，更不想继续在王述的手下受辱。于是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派参军去朝廷请求将会稽从扬州分割出来另设越州。结果事情办砸了，王羲之此举成为时人谈资的笑柄。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称病请辞，来到父母的坟前，痛发誓言，今生绝不踏入仕途。
其实，王羲之和王述都是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谈玄论道，远见卓识;王述为人忠孝，为政有方，二人在成名上可谓殊途而同归，只不过王述的成名更坎坷更有后劲而已。二王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从血缘关系而论，二人还同是名将王离之后。两人最初的嫌隙源自王羲之当时的无礼，王羲之不仅侮辱了王述本人，更是对王述父母的不敬;“事亲孝谨”的王述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王羲之无礼在前，王述报复在后。而王羲之的无礼，根本原因是王羲之因为看不起王述，无法容忍王述这一后起之秀和自己齐名。而且，二人在爆发“冲突”之前，王羲之就已经多次挖苦、奚落王述了。
时至今日，后人对王羲之的书法赞不绝口，对王羲之的神采风范倾慕不已，甚至对他的言行有意无意地进行美化。但是，毋庸讳言，纵观王羲之痛发毒誓这一“闹剧”的前前后后，王羲之的心胸委实小了一些。王羲之在反思自己和王述二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狭隘自负，更没有认识到自己负性使气所导致的后果，他始终也没有能够容纳王述，没有用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王述对自己的超越，并错误地将这一行为迁怒于自己的儿子。其实，只要王羲之能够宽容一些，能够包容别人对自己的“越位”，他也就不必那么郁闷不堪了，更不必在父母的坟前指天发誓了。
由此可见，羲之书品超凡入圣，人品似觉稍欠。无奈，人无完人也!
（据《文史天地》）
延伸阅读（三）
王羲之年表：
晋太安二年癸亥（三○三年）王羲之生。一岁。 王羲之，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王正，官尚书郎；父王旷，官淮南太守；司徒王导，为其从父。按《晋书．王羲之传》（以下称本传）：“（羲之）年五十九卒”。未言卒于何年。关于他的生卒，所见有如下一些说法：（一）晋大兴四年（三二一年）— 晋太元四年（三七九年）。此说系据羊欣《笔阵图》：“三十三岁书《兰亭序》”推得。但据本传：“（羲之）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按周顗为王敦所杀，时在永昌元年。(三二二年)。而按羊欣的说法，则周颉被害时，王羲之年才周岁，不可能有气“谒周”之事。疑羊说有误。（二）晋太安二年（三○三年） — 晋升平五年（三六一年）。此说始见于唐张怀瓘《书断》：“（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此说又为《历代名画记》所引，《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并据此。又陶弘景《论书启》有“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之语。按王献之（子敬）生于建元二年，至升平五年，年正十八，与张说合。但此说清人鲁一同曾提出质疑：一、《右军集》有《桓公以江州还台帖》，而桓温自江陵入朝，是兴宁二年（三六三年）七月事；其移镇姑孰则在兴宁三年（三六四年）二月，“于是固让内录，遥领扬州，故谓之"还台"。升平以前，未尝有还台事也。” 二、郗昙卒于升平五年，《晋书．郗愔传》说，愔自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凄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士气内世说锣载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为议论更克，孔岩诫之云云。鲁认为“详其年月，许后郗昙卒，王又后许，优游盛于当年，周旋称其畴昔，进退相准，不当与重熙（郗昙）同年殂谢稔矣”。（三）晋永嘉元年（三○七年）— 晋兴宁三年（三六五年）。此说见清人鲁一同《右军年谱》他的根据除已见前引外，主要是《十七帖》中有“足下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顺”等语，他说：“相传《十七帖》云乃逸少与周益州，历代鉴别，殆无异论。”“益州名抚，镇蜀二十年，卒于兴宁三年六月。据此，则”年垂耳顺“正五十九岁，逸少之卒，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 此外，尚有人据《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王羲之生于晋光熙元年（三○六年），卒于晋兴宁二年（三六四年）。但此文系后人伪托，实不足为据。又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说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三○三年），卒于太元四年（三七九年），如此，则王羲之享年应为七十七岁，与本传不合，且未详其根据。以上数说中，张怀瓘说历为前人所引，征以献之行年，多有合处，故本表据以编年。鲁一同之说虽系旁证推论，颇能成理，故亦附见，以供参考。 晋永嘉元年丁卯（三○七年）五岁。 按清人鲁一同以为王羲之当生于此年，较张怀瓘说生卒各推迟四年，见其所着《右军年谱》。 晋永嘉三年己巳（三○九年）七岁。 始学书。 晋建兴二年甲戌（三一四年）十二岁。 获其父枕中所藏前人笔论。父又语以大纲，书法因而大进。按见《笔势传》。又《书史会要》：“王旷（羲之父），导从弟，与卫世为中表，故得蔡邕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 晋建兴三年己亥（三一五年）十三岁。 曾谒周顗，为顗所重，于是始知名。按见本专。 晋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年）二十岁。 是年郗鉴拜领军将军。王羲之娶郗鉴女，当在此顷。按本传：“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又《王氏谱》：“郗夫人名璇，字子房。“《在穷记》：”郗夫人王羲之之妻也，甚工书。” 晋咸和九年甲午（三三四年）三十二岁。 是年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进号征西将军。王羲之参庾亮军事当在此顷。 晋咸康四年己亥（三三九年）三十七岁。 外舅郗鉴卒。按见《晋书●成帝纪》 晋咸康六年庚子（三四○年）三十八岁。 是年庾亮卒。亮临终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因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晋建元二年甲辰（三四四年）四十二岁。 第七子王献之生。按《书断》：献之“太元十一年卒于官，年四十三。”又《新语注》以为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卒年有异说，但其生年则一。 晋永和四年戊申（三四八年）四十六岁。 是年殷浩以江州刺史五羲之为护军。十二月书《乐毅论》。按《书断》：“子敬五六岁，时学书．右军潜于后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按是年王献之五岁。) 晋永和五年己酉（三四九年）四十七岁。 是年卫铄（茂猗）卒。按《书断》：“卫夫人名铄，字茂猗，……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又《西溪丛语》：“卫夫人，王逸少师。善钟法，能正书，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岁，已有书意，夫人书《大雅吟》赐之。” 晋永和六年庚戌（三五○年）四十八岁。 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晋永和八年壬子（三五二年）五十岁。 有与殷浩书，谏北伐。按本传：“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 晋永和九年癸丑（三五三年）五十一岁。 三月三日与太原孙统等共四十二人，宴集于山阴之兰亭。书《兰亭集叙》。又与殷浩书，谏再北伐。 晋永和十一年乙卯（三五五年）五十三岁。 称病去会稽郡。于其父母墓前自誓。书《告誓文》。 晋永和十二年丙辰（三六六年）五十四岁。 为王敬仁书《东方朔画赞》。 晋升平二年戊午（三六八年）五十六岁。 时谢万为豫州都督，矜豪傲物，以啸咏自高。王羲之致书诫之。 晋升平三年己未（三五九年）五十七岁。 是年王洽卒。王献之谏父改体．当在此顷。按：王洽，字敬和，导第四子，隶、行，草入妙。升平三年卒，年四十四。羲之尝云。“弟（指洽）书遂不减吾。”又《书估》：“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按是年王献之年十六。 晋升平五年辛酉（三六一年）五十九岁。 王羲之卒。按见《书断》。又陶弘景《论书启》：“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指代书人）书，故遂成专工相似。”按是年王献之年十八。 晋兴宁三年乙丑（三六五年） 清人鲁一同以为王羲之当卒于此年。 （潘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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