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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爱兵 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好交朋友，他的助手蓝云这样描述：“先生的结交者中既有世界闻名的一流大学者，又有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各界名流，还有门内门外的弟子和小辈们，甚至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的大门总是敞开的，络绎不绝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这里是一个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沙龙’，也是一个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会’。” 01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与王元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两人友谊深厚，王元化一直关心作为晚辈的章培恒。章培恒患病后，王元化时刻牵挂。有一年中秋节，章培恒抱病去看望王元化，两人寒暄谈完事情后，王元化叫章培恒再坐一会儿，说等一下还有一位市委领导也要来，一起见见他。章培恒一向怕与领导打交道，但既然王元化说了，他也就只有遵命。其实，王元化是要那位领导同志帮助过问章培恒的病情。虽然后来章培恒并没有为此去麻烦那位领导，但他对王元化的乐施援手之举和挂念关怀之情，总是心存感激。 02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有幸认识王元化，当他向王元化汇报自己正在做文艺创作心理学研究时，王元化热情地鼓励他：“很好，希望你能继续做下去。”告别时，王元化送给鲁枢元一本他著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同时还将会议东道主赠送他的一套细瓷精雕、玲珑剔透的工夫茶具转送给鲁枢元，说是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怕途中打碎了。鲁枢元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后来，鲁枢元到上海拜望王元化。谈话间，王元化为鲁枢元寻找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他在书架上东翻西找，乃至蹲在地板上，忙出一头汗来。此情此景，鲁枢元终生难忘，他说：“无论什么时候想到这一幕，我心头都会涌起一股热流。”在王元化的指点和帮助下，鲁枢元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创作心理研究》。 03 作家刘知侠是工人出身，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完成后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其时，王元化担任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对于刘知侠的长篇小说，编辑中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说，这不是文艺作品，只是堆积了一些战争素材；另一种观点说这是一部好作品，应该立即出版。作为总编辑，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刘知侠深入修改后，王元化又专门落实一名责任编辑对作品进行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小说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刘知侠一举成名，自是对王元化感激不尽。 04 王元化与历史学家朱维铮相差16岁。被王元化视为“大才子”的朱维铮有点儿桀骜不驯。王元化曾做官三年，在他做官之后，朱维铮就不再登他家的门。王元化问他：“你为什么不来我家了？”朱维铮说：“我这个人生平怕官。”王元化说：“我算什么官，做事而已！”后来，听说王元化不做官了，朱维铮立即兴冲冲地去看他。他们又开始海阔天空地谈学论道，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有一次，王元化突然问朱维铮：“你看我这三年做得怎么样？”朱维铮实话实说：“就我看来，你一件事也没有做成。”王元化听了有些难过，朱维铮连忙补充了一句：“有一件事你没有做，就是整人，这是一种功德。”朱维铮曾说：“王元化先生是我的一个难得的老师，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谬托是知己，因为自称是他的'知己’的人，多的是。”而王元化说：“有很多知识分子往往不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正常关系。他们不是像刺猬或豪猪，为了避免伤害，你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就是像豺狼，一旦碰在一起，就眼睛发红，露出了牙齿。”这两个的交往被蓝云看到眼里，蓝云评价说：“王元化与朱维铮相交，是交在心灵相契上。心灵相契，方为真友。” 05 到了晚年，由于治病打针有副作用，身体里的激素失衡，导致王元化的脾气变得急躁，时有暴发。但王元化为人处世的难得之处在于，事后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会自我反思，有所补救。有一次，一个常来常往的晚辈在王元化的书房里打了几个电话，声音干扰了他写信，他忍不住发了一通火，让这个晚辈立即走人。那时，这个晚辈已经非常了解先生，觉得是自己的不妥，没有放在心里。没有想到，第二天王元化专门给他打电话，说：“对不起，我昨天脾气大了一点儿，向你道歉。”晚辈很吃惊，不知说什么好，只为先生的诚恳感动。 06 传记作家罗银胜说：“在我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感到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每每坐在元化先生身旁听他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学问，那是何等惬意！”（发于《做人与处世》2023年1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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