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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命万物之灵，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这等吹嘘，却禁 不起科学戳穿。天文学让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不 过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太阳又不过是几十亿颗恒星中的一 颗，没啥出奇之处。生物学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自然史——我们与千万种其他物种一样，是演化而来的，而不是上帝特意创造的。现在考古学拆穿了另一个神圣的信仰：过去 100 万年的人类历史，是个漫长的进步故事。特别是，最近的发现显示，农业（包括畜牧业）兴起的确是个里程碑，可是农业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传统教科书中大书特书的那些好处，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苦难。不错，农业社会的粮食产量与粮食储备都大大增加了，但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疾病与独裁暴政，也随农业的出现而出现，至今我们仍难以摆脱它们的诅咒。所以，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人类文化特征中，农业功过相参，位于两极之间，一边是代表我们高贵质量的语言与艺术（第 8 章、第 9 章讨论过了），另一边是不能原谅的恶癖（本书后面几章将会讨论的药物滥用、种族灭绝与环境破坏）。一开始，支持进步史观的证据（也就是反对我这种“修正派”观点的证据），对生活在 20 世纪的美国人与欧洲人来说，简直铁案如山、不容置疑。我们的生活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比中世纪的人过得好。中世纪的人又比冰河时期的穴居人过得好。穴居人比猿类过得好。如果你有点儿愤世嫉俗，请想想我们的优势吧。我们的食物数量丰盛、种类繁多，我们有最精良的工 具、物资，我们享受的寿命与健康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 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冻馁之忧，也不受猛兽的威胁。我们主要以石油与机器的能量做工，而不依赖肌肉与汗水。真有人宁愿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回到中世纪、冰河时期，甚至到丛林中与 猿类同栖吗？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大部分时间过的都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模式——“狩猎—采集”，狩猎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过去人类学家常描述这种“狩猎—采集”生活为“恶劣、野蛮、短 命”。由于那时食物都得到野外去找，粮食储备不可能多，所以（根据这种看法）每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觅食上，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我们直到上一个冰期结束后，才从这种悲惨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分别在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地发明农耕与畜牧的技术。农业革命逐渐扩散、分布全球，今天世上只有少数几个族群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进步史观，因此乍听有人问“为什么几乎我们所有的狩猎—采集祖先都采纳了农业”，不免觉得他们太 天真了。他们当然会采纳农业，因为农业比较高效，花较少的精力就能获得大量的食物。我们的农作物，以单位面积产量而论，比野生的根茎类或浆果大多了。只要想象一下，当年驰骋于原野 丛林的野蛮猎人，整日忙着采集坚果、追逐野兽，无暇喘息，突 然间闯进了一片硕果累累的果园，或发现一大群驯良的绵羊徜徉 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试问：这些猎人得想几毫秒才会领悟农业的 好处？信仰进步史观的人并不就此打住，他们更进一步，认为农业是艺术的温床，而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瑰丽绽放。由于农作物收成后可以储藏，而且耕作所得比到丛林里狩猎还好，所以农业让人类享受的闲暇是狩猎—采集者难以想象的。闲暇是创作艺术与欣 赏艺术的先决条件。没有闲暇，一切免谈。因此，说到底，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巴赫的《Ｂ小调弥撒》，是农业给人类的最佳献礼。农业使我们有闲暇创作与欣赏艺术。* * * 在我们的主要文化特征中，农业出现得特别晚，大约不到 1 万年。我们的灵长类亲戚，没有一种从事过类似农业的活动，即使只是形似的都没有。动物界中最类似人类农业的生产活动，必须到蚂蚁群里去找。蚂蚁不只发明了农业，也发明了畜牧业。美洲有一群蚂蚁，不下几十种，它们之间除了有亲缘关系，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务农。这些蚂蚁都会在蚁巢里种植特定品种的酵母菌或真菌。它们不使用自然的泥土，而是调制特别的堆肥：有的蚂蚁收集毛虫的粪便，有的找昆虫尸体或死亡的植物，还有 的（切叶蚁）利用新鲜树叶、树枝以及花朵。例如，切叶蚁会切 下树叶，把叶片切碎，除去不需要的真菌与细菌，再将碎叶片搬 到地下蚁巢中。在那里，叶片再进一步被切碎，形成均匀的叶糊，掺以蚂蚁的唾液与粪便，最后种植蚂蚁喜爱的真菌种，这种真菌 就是它们的主食。切叶蚁也会在它们的“田”里“除草”——清 除异类真菌孢子。新蚁后离巢另建新巢的时候，会带着它们辛苦 培育的菌种，就像离乡寻找新殖民地的人带着家乡农作物的种子 一样。至于畜牧，蚜虫、水蜡虫、介壳虫、毛虫、角蝉、沫蝉等昆虫会分泌含糖量很高的蜜露，蚂蚁可以当作食物。它们常发展出互利共生的关系，例如有些蚜虫演化成蚂蚁的“奶牛”：它们身上没有防身装备，全靠蚂蚁保护；它们从肛门分泌蜜露，而且肛门经过特殊的解剖学设计，方便蚂蚁汲饮。蚂蚁需要的时候，只消抚弄蚜虫的触角，蚜虫就会分泌蜜露了。有些蚂蚁会将蚜虫卵搬进巢里过冬，春天来了就带孵化的蚜虫外出“放牧”——让蚜虫到它们喜爱的植物上进食。最后蚜虫长出翅膀，四散找寻新的生境，幸运的会被蚂蚁发现、“收养”。毋庸置疑，我们农耕、畜牧的本领不是从蚂蚁那里遗传来的， 而是自己发明的。事实上，“发明”这个词太夸张了，因为人类 务农、畜牧在早期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言以蔽之，不是有意的发明。农牧业的发生涉及人类的行为，以及动植物的反应与变化，最后导致动植物的“驯化”。举例来说，动物驯化部分源自人类把野生动物当宠物的习惯，同时动物也学会利用与人类接近的好处（例如狼跟随猎人捕捉受伤的猎物）。同样地，驯化植物的早期阶段，包括人类利用野生植物、丢弃种子——因而意外地“播种”了。不可避免地，这些植物、动物，无论物种、品系、个体，只要对人类有用，就会被“选择”，整个过程无须涉及意识或计划。最后，有意识的选择与计划终于出现了。 * * * 现在让我们回头讨论抱持进步史观的人看待“农业革命”的眼光。本章一开头我就解释过，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从 狩猎—采集生活形态转变成农业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健康、长寿、安全、闲暇与伟大的艺术。虽然这种观点似乎铁案如山，但是难 以证实。1 万年前，放弃狩猎—采集生活而务农的人们生活真的 变好了吗？你怎么知道？直到最近，考古学家都无法直接验证这 个观点。他们只好采取间接证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得到 “ 农业代表进步”的结论。让我举个例子，说明他们使用的间接验证方法。假如务农果 真是个绝妙的点子，那么农业一旦兴起，应该就会迅速传播开来。事实上，考古记录显示，农业在欧洲的“进展”简直犹如蜗牛爬 行，一年勉强可达 1 000 码。公元前 8000 年左右，农业自近东兴起；公元前 6000 年左右，向西北到达希腊；再过了 2 500 年，才进入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这完全算不上“热烈响应”。直到19 世纪，美国加州的印第安人仍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农业这回事，因为他们会与农耕族群交换物品。然而加州现在是美国的果园，难道这些印第安人都不知道为自己谋福利？或者，他们太聪明了，看穿了农业虚有其表、包藏祸心，大部分人类陷溺其中，脱身不得？另一个间接验证进步史观的例子，是研究现代的狩猎—采集 族群，看看他们是否过得比农耕族群差。目前世界上还有几十个所谓的“原始民族”，主要居住在不适合农耕的地区，像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直到最近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令 人惊讶的是，这些族群过的生活非常惬意，闲暇的时间很多，睡眠的时间不少，也不用为了果腹像邻近的农民一样辛苦劳动。举例来说，布须曼人每周觅食所费的时间，平均不过 12~19 个小时。请问读者，你每周要工作多少个小时呢？有人问一位布须曼人为什么他不学邻近族群去耕种，他的答案是：“为什么要耕作？世上不是有那么多蒙刚果吗？”当然，找到食物并不代表就能填饱肚子。食物到手后，还得处理，像蒙刚果这种食物，处理起来得花不少时间呢。因此，放弃进步史观，认为过狩猎—采集的生活才能闲适惬意，也大可不 必（有些人类学家就那么浪漫）。不过，认为布须曼人比农民还辛劳，必然是错的。与今日我的医生、律师朋友或我开店铺的祖父母相比，布须曼人的确悠闲得多。农民集中精力生产高糖分农作物，如水稻与地瓜，可是今日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包括各种野生动植物，含有更多蛋白质， 营养也比较平衡。布须曼人日均摄入 2 140 卡路里的热量和 93 克蛋白质，以他们娇小的身材与剧烈的活动量而言，远高于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摄入量。狩猎—采集族群身体健康，疾病少，食物内容丰富，也不会像农民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遭遇 饥荒——因为农民依赖少数农作物为生。布须曼人能利用 85 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他们难以想象饿死是怎么回事，而 19 世纪40 年代爱尔兰因为马铃薯传染病导致歉收，死亡人数达百万以上。因此，现代残存的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绝不是“恶劣、野蛮、短命”的，别忘了，他们是被农耕族群逼入世界上最糟糕的角落里的。过去的猎人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绝不可能过得比现代的猎人还差。但是，所有的现代狩猎—采集社群已经受农耕族 群的影响不知几千年了，对于农业兴起之前的生活形态，他们所能提供的线索大概不多。进步史观实际上对远古时代的生活质量做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因为采纳农业而改善了生活。考古学家在史前垃圾堆中经常发现动植物的遗留，只要鉴定它们是野生种还是家生种，就可以判断农业兴起的时间。当年那些制造垃圾的人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判断吗？如果农业兴起后他们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了，不就是支持进步史观的直接证据吗？* * * 那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答案，多亏了新近出现的“古病理学”：在古代人遗骨上侦察病征的学问。在幸运的情况下，古病理学家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来研究古人的病理，就像病理学家研究现代人一样。举例来说，考古学家在智利沙漠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木乃伊，经过病理解剖，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人临死前的身体状况，就像今天在医院里检验新鲜的尸体一样。美国内华达州一些干燥洞穴中，过去有印第安人居住，他们留下的粪便保存得十分理想，因此我们还能在其中找到钩虫与其他的寄生虫。虽然古人的遗骸通常只剩下骨骼供古病理学家研究，但是他们仍然能从骨骼中找到许多线索，推断他们生前的健康状况。首先，骨骼能透露性别，以及身高、体重与死亡年龄。因此，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骨架，就能制作那个社群的“生命表”——保险公司用其计算各个年龄的平均预期寿命与死亡风险。古病理学家测量不同年龄的骨架，可以计算生长率；检验蛀牙（高糖食物的指标）与釉质缺陷（表示童年的食物质量粗劣程度）；还能辨认许多疾病在骨骼上留下的痕迹，例如贫血、结核病、麻风病与关节炎等。古病理学家从骨架上发现了什么？先举个直截了当的例子， 谈谈身高的历史变化吧。在许多现代社群中，我们都观察到，改 善童年的营养，成年后才会长得高。我们到欧洲的中世纪古堡观 光，得弓着身子穿过里面的房门，可见那些古堡是为了身材矮 小、营养不良的族群建造的。古病理学家研究希腊、土耳其出土的古代人骨，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令人惊讶。冰期结束之前，在那里生活的狩猎—采集族群，男性平均身高是 5 英尺 10 英寸（177.8 厘米），女性是 5 英尺 6 英寸（167.6 厘米）。农业兴起后，身高急遽降低，到公元前 4000 年，男性平均身高是 5 英尺3 英寸（160 厘米），女性是 5 英尺 1 英寸（155 厘米）。到了古典时代，身高又开始缓慢上升，但是现代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还没有“恢复”到祖先的水平。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伊利诺伊河谷与俄亥俄河谷印第安人冢中的人骨。玉米是几千年前在中美洲驯化的农作物，大约在 1000 年成为这两个河谷的主要农作物。在那以前，印第安人遗留的骨 骼“看起来非常健康，简直没什么好研究的”。一位古病理学家 这么抱怨过。玉米传入了之后，印第安人的骨骼突然变得“有意思”了。成年人牙齿蛀洞的数目从平均不到 1 个跃升到近 7 个，牙齿脱落与牙周病极为猖獗。儿童乳牙的釉质缺陷，表明母亲在 妊娠期与哺乳期间严重营养不良。贫血病例增加了 4 倍，结核病已经是风土病，人口中有一半患螺旋菌感染或梅毒，2/3 有风湿 性关节炎或其他退化性疾病。每一个年龄的死亡率都增加了，活 过 50 岁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 1%——在玉米传入前的黄金年代却有5%。全体人口中，1/5 在 1~4 岁就夭折了，这也许是因为 幼儿断奶后营养不良，再加上传染病。这样看来，一向被认为给 新世界带来福祉的玉米，实际上却是公众健康的灾祸。农业兴起 之后，世界其他地区也在骨架上留下了相同的痕迹。农业对人类健康有害，至少有三组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含量适当，而农民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结果，农民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今天，人类消费的热量中，单单是三种高糖植物（小麦、水稻、玉米）供应的就超过 50%。其次，由于农民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维生，如果庄稼歉收， 饿死的风险比猎人大得多。爱尔兰大饥荒就是个例子。最后，大多数今天主要的人类传染病与寄生虫，若不是农 业兴起，根本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生根。这些人口杀手只有在拥 挤、营养不良与定居的社群中才能长存，因为在这样的社群中很 容易反复传染，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或者是通过排泄物 与污水传染。例如霍乱菌在人体外不能长期存活。它的散播方式是病人的粪便渗入饮水。麻疹在小族群中会自然消失，因为没有 抵抗力的人都被杀死了，而剩下的人又有了免疫力。只有在人口至少几十万的社群中，它才能永远蔓延下去。规模小又散居的猎 人队群，经常变换营地，各种“拥挤人口传染病”无法持续蔓延。结核病、麻风病与霍乱必须等到农业兴起才能“出头”，而天花、黑死病与麻疹直到最近几千年才出现在人类社会，因为拥挤的城 市才是它们大显身手的地方。* * * 除了营养不良、饥荒与传染病，农业还给人类带来了另一个天谴：阶级分化。狩猎—采集族群几乎没有余粮，谈不上粮食储 存，也没有集中的食物资源，比如果园、奶牛群。他们以野生动植物为食，每天都得出门觅食。除了老弱病孺，人人都得自力更生。所以他们没有君主，没有全时专业人员，没有社会寄生虫阶级——专门夺取他人找来的食物，吃得脑满肠肥。只有在农耕社群中，才会分化出为疾病所困的普罗大众，以及健康、坐享其成的精英阶级。迈锡尼岛上公元前 1500 年的古希腊墓葬中出土的骨架显示：皇族的饮食比平民来得好，因为他们的身高高出 2~3 英寸，而且牙齿状况比较好（人均只有 1 个牙齿蛀洞或脱齿，平民有 6 个）。在 1000 年左右的智利墓葬中出土的木乃伊，我们发现精英阶级不只拥有装饰品与金发夹，传染病造成的骨损伤也只有平民的 1/4。这些健康分化的迹象，不仅在地域社群中可以发现，在现代世界中也是个全球现象。对大部分美国人与欧洲人来说，“狩猎—采集的生活，平均而言，比我们的现代生活好一些”，这样的论调听来荒唐得很，因为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比狩猎—采集者健康。不过，美国人与欧洲人是今日世界的精英阶 级，依赖的石油与其他物质，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那些国家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健康水平很低。如果有机会选择，你愿意当哪一种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南非布须曼人，还是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农民？无疑，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健康状况最好，但是东非的农民健康状况可能是最差的。阶级分化是农业的结果，但是性别不平等可能由来已久，农业只是进一步地加深了不平等的程度。农业兴起后，女人往往沦为役畜般的存在，又因为更频繁的怀孕、生产而透支体力（详见下文），健康日益恶化。例如，1000 年的智利木乃伊，风湿性关 节炎的病例以女性居多，传染病导致的骨损伤也是女性骨架上比 较多。在今日新几内亚的农业聚落中，我经常看见妇女背负沉重的蔬菜与柴火，步履蹒跚，而他们的男人却空着双手。有一次，我出钱招募村民，将我的补给物资从简易机场搬运到山上的营地，男人、妇女与孩子都愿意干这差事。最重的一件是一包 110 磅的米，我把它捆在一根棍子上，指定了 4 个男人一起抬。后来我赶上了村民，发现男人只拿着比较轻的行李，而一位体重不足 110 磅的小妇人却背着那包米，借着一条绳子以额头撑着，腰弯得像虾米似的。至于“农业创造了闲暇，奠定了艺术的基础”这种说法，事实上，平均而言，现代狩猎—采集者的闲暇至少不比农民少。我 同意，工业社会与农耕社会中有些人拥有的闲暇，任何狩猎—采 集者都比不上，可那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人供养，而那些人的闲暇就少得多了。农业无疑创造了专业工匠与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如果没有他们，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例如梵蒂冈 的西斯廷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然而，我觉得解释不同类型 的人类社会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过分强调“闲暇”是关键因素 并不明智。我们今天没有创造出超越帕特农神庙的艺术品，并不是因为没有时间。农业兴起后，技术的进步的确促成新的艺术形式，并使艺术品易于保存，可是克罗马农人早在农业出现之 前 1.5 万年就创作了精美的壁画与雕塑，只是形制没有科隆大教 堂那么大罢了。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也创作了传世的精美艺术品，例如因纽特人与美国西北太平洋岸的印第安人。此外，我们计算农业兴起后社会所能支持的专门职业，不但要将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算上，还应算上逐渐成军的“职业杀手”。* * * 农业兴起后，精英阶层变得更健康，但是许多人的健康恶化了。即使我们将进步史观抛开，不再相信“我们选择农业是因为务农对我们好”，一位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追问我们：如果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祸福相倚，那么我们怎么会陷溺于农业呢？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格言：强权就是公理。农业能供养的人 口比狩猎多得多，至于平均说来是否每一个人都分配到更多的粮 食，则是另一个问题（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不到一人，可是农耕族群的人口密度至少高 10 倍）。部分原因在于：一英亩种满了庄稼的田地，比起一英亩森林（其中可食用的 野生植物并不集中）能生产更多吨的食物，因此可以喂养更多的 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游牧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采取杀婴或其他手段来维持四年的生育间隔，因为母亲必须照顾幼儿，直到 他们长大，跟得上大人。定居的农耕社群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妇 女可以两年生育一次。也许我们难以摆脱传统智慧（农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好事）的主要理由，是农业的单位面积生产量比较高。我们忘了农业也创造了更多人口，而健康与生活质量与平均食物 摄取量成正比。到冰期结束时，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已经逐渐增加。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无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各个队群都必须 “选择”是迈出发展农业的第一步，还是设法控制人口增长？有些队群采取了前一个方案，可是他们无从预见农业带来的负面作 用，他们追逐眼前的近利，享受农业提供的丰饶，直到人口增长 到既有的粮食生产系统无法负荷为止。于是他们就会驱逐、杀戮 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扩张农耕面积。他们通常能成功，因 为农民占数量的优势：10 个营养不良的农民对付一个健康的猎 人，应无问题。狩猎—采集族群并不是自愿放弃传统生活形态的，而是头脑清醒、不肯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被迫放弃祖先游 憩的土地，移居到农民不要的土地上。现在世界上仍有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主要生活在零星的地区，农民根本不会想去开发， 例如北极圈与沙漠。讨论到这里，笔者想到世俗对于考古学的“评价”，说这是 一门奢侈的学问，只关心遥远的过去，对现代人毫无启发，不禁 觉得讽刺。人类采纳农业，是影响历史的关键决定，研究农业起 源的考古学家已经为我们重建了那个过程。想当年，我们的祖先 被迫在限制人口与增加粮食生产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 结果导致饥馑、战争与暴政。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我 们能从过去学习到什么吗？* * * 在人类史上“狩猎—采集是最成功、最持久的生活形态。相 对地，我们仍然身陷于农业兴起以来所带来的问题中，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一位从外太空来访的考古学 家回去后向同胞解释他的发现，他也许会用一个 24 小时的时钟，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最近 10 万年经历的沧桑。在那个时钟上，人类历史于午夜开展，现在的我们正处于这一天结束的时刻。这一天里，几乎 24 小时我们都是狩猎—采集者，从午夜、清晨、中午到黄昏。最后，到了接近午夜的 11 点 54 分，我们采纳了农业。回顾起来，这个决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也不可能走回头路 了。但是午夜时分就快到了，现在非洲农民的凄惨状况会不会逐 渐扩散，最后将我们全都吞噬呢？或者，我们终会获得农业当年 用以诱惑我们祖先的那些“福分”？迄今，农业炫人眼目的模样， 带给我们的只是祸福相倚，让人无计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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