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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由于科技还不太发达，人们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太好，手机电视这些高科技产品更还没出现，所以，那时候农村里的文化娱乐，也就少之又少了，除了一两个月能看到一次露天电影外，也就是早中晚能听一会儿有线广播而已。 那时，放的那种露天电影，也还基本上都是在室外的打麦场上放映的，由于是室外，所以也就必须要晚上放了，人们也就都是站在那里来看的了，就是这样的站在那里看的电影，也是按大队来轮着放的，这次你大队，下次他大队，故而，为看那电影，那时也就要跑上好远的路程去看了。 又加之，打工和外出务工这些事，在那时还没实行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个村庄里的人们，就是在这个村庄里劳作活动，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农忙时还好，人们得都去田地里干活去了，日子也就比较好打发了，但到了冬天农闲时，人们就基本上无事可做了，也就只好许多村民们聚拢在一起啦闲呱了。 纵是啦闲呱，也由于那时人们的文化水平还都普遍较低，啦得也基本上都是“家长里短”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啦完后，人们也就只得抽着“老旱烟”手插在袖筒里，在那里干坐着了。为打发这些漫长的无聊时间，所以，那时人们也就到处去请那些说书的先生，来村里说书给大家听了。
这样的说书，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已久，一般城市里还有“书场”这些场所，这些“书场”，也是专门留给“说书先生”们说书用的，这“书场”里，还是桌椅板凳一应俱全的，为更方便人们舒适地听书，茶水糕点更还是应有尽有的。 那时候，这些所谓的“说书先生”，还根据他们携带的伴奏工具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携带着一面小鼓的，叫“唱大鼓书的”，一种是携带着那种类似于“二胡”那样乐器的，叫“唱丝弦书的”。 之所以那时把这些“说书人”前面都加个唱字，是因为他们演奏时都是说唱并举的，说一段书后，还会再唱上几句，其实，这所谓说唱，也基本上都是把那说的话，拉长点声音带点唱腔罢了。 中国的传统行业，都是有着自己的套路和行规的，这些无论“唱大鼓书的”还是“唱丝弦书的”，开唱之前，都是会把他那自带的伴奏乐器，空敲或是空拉上一段时间的，这种行为，在那时就叫“召人”，那意思就是“召唤吸引你过来”，因为一个村庄那么大，“说书先生”不可能一一地去通知你，这大鼓或是丝弦的声音一响，就是在告诉你了，这说唱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想听说书，就请马上过来罢。 这些“说书先生”开说之前，还是都有自己的“开场白”的，一般情况下，那“开场白”都是，乐器伴奏着先背上一首古诗，或是背出要说的那书里的一首诗，这样的诗一出口，正文也就跟着接踵而至了。 那时候，这些“说书先生”，除了这些主要伴奏乐器大鼓或是丝弦外，还有辅助乐器，那辅助乐器就是，“唱大鼓书的”除了一只手敲大鼓外，还会有两块半月牙型的黄铜板在另一只手里打响，这打响的黄铜板，也主要是为烘托气氛而用。
“唱丝弦书的”，除了主乐器丝弦外 ，辅助乐器，用的就不是这种黄铜板了，而是那种“棒子”了，所谓的“棒子”，就是镂空的木段，小木棍在上面敲击一下，发出“棒”的一声响。若是“唱丝弦书的”是两个人来完成时，就会是一个人拉丝弦，一个人敲那“棒子”，若是一个人“唱丝弦书”时，就要用到那种插在地上的“脚踏板”了，那种“脚踏板”下面是脚踏，上头类似于和尚庙里敲的木鱼那样，只不过那庙里的木鱼是敲的，而这种“脚踏板”的上下是用绳子连接着的，脚一踏下面，上面那类似木鱼的那镂空木块，也就会被敲响一下，踏得紧奏了时，它也就会“棒棒棒”地响个不停了。 这些“说书先生”的说书，在那时的农村也是收费的，说得好点的人，一般一场两块钱，说得差一点的，一场也就一块多钱，就这价格，也还是可商量的，但价钱好商量，饭都是必须要管他们吃的，因为“手艺人那时是只带着嘴出来混饭吃的”，又由于他们是收费来说书的，所以那招待也就都是“家常便饭”了，也就不需要特别隆重地去招待了。 这样的说书活动，在那时的农村，也往往还都是那时的生产队里来举办的，又由于那时候经济条件还都不是太好，生产队有时也有“缺钱”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时，生产队里还会用粮食折换成钱，以此送给那些“说书先生”，用以作为说书的“聘请费”。 由于这样的说书，很受当时的农民们的喜欢，所以，那“说书先生”的生意，在那时也就特别红火，十分好了，以至于都好到，请他们来说书时，你是都要事先去提前预约的，是都要亲自去接的，虽是要去接那“说书先生”，但由于那时的交通工具还十分不发达，所以，所谓的去接他们，也就都是步行而去了，只是陪着他们走来而已。若是那“说书先生”此时外出说书了，你还要追到他说书的那村庄，去和他约定好，来你这里说书的日期，如果这期间，已经有人预约过了，你还要往后推，推上十天半个月，也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说书的场地，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在生产队的空屋里进行的，因为只有那空屋，才能盛得下全村的那么多的村民，若是生产队里的房屋一时被占用了，没有空屋了时，还要全村里去寻找人们的空房子，去他那里来说书。 这样的说书，若是在夏天里说时，便就简单方便多了，这时，这说书，也就会在空旷的打麦场上来说了。
那时候，生产队里的打麦场都非常大，是夏天里全村人在那里睡觉的好地方。在这里说书时，那“说书先生”还会把大鼓敲得更加响亮，开场前，敲鼓“召人”的时间，也会敲得更长，这样，还会吸引来前村后庄的广大社员，那“说书先生”看到来听书的人多了时，那说书的劲头，还会由此大增，说书的那声音，也就会更加响亮，大鼓也会敲得更加韵味十足。 那时，在打麦场上听说书，十来岁的我们，都是会拉条芦苇草席，躺在那草席上来听的，但听着听着往往就睡着了，所以“说书先生”说的那书里的故事，我们便也就只是听得断断续续一知半解的了。 其实，那“说书先生”说的那些书，那时候，在城市里的各大书店里，也是有卖这样的书本的，但那时的农村老农民，文化基础都十分差，有的几近文盲，是没法自己亲自来阅读这些书的，所以，他们也就因此非常喜欢听那“说书先生”来说书了，虽然这些村民们的文化基础都较差，但记性却也十分地好，听过的书，有时自己高兴了，还会学唱上一段，那模仿，却也模仿得“有板有眼”。
由于这些“唱大鼓书的”，都是有价说书，又由于，那时的生产队里也并不多富裕，这样，村里的这些社员们，往往还会前村后庄亲戚朋友那里，去借这样的故事书来，借了来，寻找一个村里最有文化的人，煤油灯下，让他读给大家听。这样的“读书”，虽然没有大鼓丝弦作为伴奏，却也能过过听书的瘾，所以，那时候的文化人，在自己的村庄里，都是十分受人们尊重和爱戴的。 又后来，随着“收音机”的广泛普及，那时的“收音机”里，也就都在说“平书”了，说的也还都是《杨家将》《岳飞传》这些人民群众最喜欢的书，尤其是艺人刘兰芳说的这些书，就更是深受人们群众的喜欢了，所以那时候，人们走动都是在抱着个“收音机”在听这些书了，“听入迷的人”，也就大有人在了。再后来，又加之土地都包产到户了，生产队也没有了，所以这些“唱大鼓书的”人，也就没人去请了。 虽然没人去请了，但为了能挣上那几个小钱，这时候，那些“说书先生”们，也就只好自己背着个大鼓前村后庄地来询问，“要不要听书了”，但往往得到的答复都是：“不要”，尽管也还有个别的老头们，有时也还会凑几个钱请他们说上一段，但那听书的人，除了那些老头们外，却也几乎没有别人了。 再后来，随着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裕，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就都是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那些“说书先生”说的书，就更没有人去听了，由于没人听，这些“说书的人”，后来也就不见了，消失了，消失成了我们这代人仅存的记忆了。 “够不够，三百六，再敲多了是饶头，诗曰......”这是“唱大鼓书”的开场白，如今这开场白，再也听不到了。  王桂田，笔名：文海钓客。于宿州市第九中学工作。系中国乡村杂志社，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安徽省诗风诗社会员，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2019年度宿州文学奖获得者，2020年度全国诗词大赛优秀奖获得者，2021年度安徽省邮储杯散文奖获得者。退役军人，当过兵，打过仗，参加过老山者阴山地区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位从战火硝烟里走出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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