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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百废待兴。多年战乱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租界割据则使城市建设长期缺乏系统的规划布局。 在一批有识之士地积极倡议下，上海市政府责成工务局聚贤引外，成立了一个由建筑、法律、公共卫生等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开始编制一项旨在战后恢复、奠立始基的
田园城市、邻里单位、有机疏散等最新的规划理论都在设计中得以运用，该计划成为我国第一份现代城市规划方案。 1947年，参与编制计划的委员会成员陆谦受、黄作燊、王大闳、郑观萱，连同当时由南京来此借调的陈占祥，共同创立了
然而，随着内战不断升级，加之国民政府腐败、通货膨胀严重，很快就使这座刚刚光复的城市异常紧张。 除了渔管处的冷库和造纸厂的锅炉房，五联事务所未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 眼看国民政府到了崩溃的边缘，五位建筑师不得不为未来做出选择。 1 时常穿着一身考究西服的王大闳，是五人中门第最显贵的，其父是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 1949年初，王宠惠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赴香港修养。 王大闳随父住在堂兄家中，困窘异常，因出售上海住宅所得的金圆券已一文不值。
官二代的骄纵任性使他回国后很少能交到朋友。但与陆谦受相处，他却什么话都愿意讲。 大约同一时间，陆谦受也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香港，登记为香港注册建筑师。
为此，他做了两手准备，同时在台湾申请到了五联建筑师事务所的甲等开业证书。 但他始终认为，
就像1930年他从英国毕业后选择去上海一样。 加之留在北京的好友梁思成一次次地向他赞美新政权，认为回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于是他动心了，1949年春日里的一天，他只身回到了上海。
2 1949年5月27日，衡山路集雅公寓，雨夜。 陈占祥已买好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应导师阿伯克隆比之邀，协助其完成香港的战后规划，就像他们一起完成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规划那样。 港方除了提供住宿、汽车之外，每月还有薪酬
26个皮箱的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将伴他远行。 但当他透过窗外，看到解放军战士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安静地休息时，他深深地感动了。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得见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的队伍，这本书曾让身处异国的他无比振奋，在支持抗战的公开演讲中多次引用。 他坚信，抗战必将胜利；也坚信，有这么爱人民的军队，
陈占祥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将机票撕得粉碎，并立马写信给梁思成说明情况，表示愿同其一起从事首都的规划工作。 陈占祥热爱中国，更热爱北京。三年前，正是因为可以参与北平的规划，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返回祖国。 阿伯克隆比对此很是支持：天哪！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
但随即而来的内战，使他的北平之行化为泡影，暂时到南京任职。 9月19日，梁思成致信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力荐陈占祥和黄作燊等几位建筑师参加首都建设。 梁思成深知，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亟需大量的建筑师，并且需要训练大量的新建筑师。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次月月底，陈占祥从上海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与梁思成共同开始编制《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
但黄作燊无法割舍自己一手创建的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1952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新成立的建筑系，黄作燊成为首任系主任。 3 经过一年的犹豫，当陆谦受再次回到香港执业时，六十余位曾活跃于上海的建筑师已陆续抵达香港。 包括五联事务所的郑观萱，基泰工程司的关颂声和朱彬，随公和洋行回归总部的欧阳泽生和张孝庭，以及后来创立了香港建筑师学会、成为首任主席的徐敬直等。 还有陆谦受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张肇康、郭敦礼、欧阳昭和范政。 除了范政在父亲范文照处工作外，其他三位都进入了甘洺的事务所。 甘洺也曾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参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 这期间，香港人口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约六十万，增涨到三百多万。 战后到处废墟，许多人无房可住，港府划定香港和九龙边缘的山坡为安置区，提供水电，可以搭建临时住屋。 初来乍到的建筑师们基本上还是和上海的老业主合作，为其设计工厂、银行、影剧院和住宅等类型的建筑。
同年，于香港停留三年的王大闳，在台湾逐渐稳定后移居台北，创立了大洪建筑师事务所，并完成了第一件作品，即被看作是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先驱作品
系列「中国现代建筑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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