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档案揭秘——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毛泽东

1923年9月28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给在上海的时任国民党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彭素民（国民党左派）、林伯渠（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亲笔信（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当时是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谭延闿，当时是南方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即国民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即夏曦，湖南省学联干事部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参加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领导工作——编者）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廿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而作为中共元老的毛泽东，为何将国民党称为“本党”？战火中助国民党立足湖南

人们通常认为：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共产党是一个新党、小党。但在当时的湖南，情况恰恰相反：在湘的国民党员只有一个人，湖南国民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更没有开展什么像样的活动。

在毛泽东1923年9月回湖南之前，中共湘区委已经接受他的建议，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的覃振、邱维震成立了筹备组，开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组建工作。但与此同时，谭延闿开始率军讨伐赵恒惕，湖南战事吃紧，湖南国民党部的筹建工作没有完全展开。

9月22日后，赵谭谈判期间，湖南的局势稍有稳定。趁此机会，毛泽东与夏曦商定了筹建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这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谭延闿与赵恒惕的谈判持续了20多天，没有达成妥协。10月中旬，战事再起，赵恒惕凭借直系军阀的支持，全力进攻谭军，11月7日再度占领衡阳，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此同时，广东革命政府受到陈炯明残部的扰乱，孙中山急调谭部回援，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湖南大部地区。

在战火中，毛泽东回到长沙，和杨开慧一起，仍住在长沙清水塘，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降生了。刚住了3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急召毛泽东到上海，是为准备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中央通知：“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的意图是，等各省代表到达上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与行动。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约占总数的1/4。从此，国共合作进入新阶段，国民革命风起云涌，31岁的毛泽东也走向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卸任国民党高层职务

1926年3月，毛泽东又接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任命：

迳启者：

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照准，相应函达，查照此致毛泽东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杨匏安 林祖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成立于1924年7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讲所先后共举办6届，平均每届长约3—6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广东的形势和派毕业学员作为特派员到农村工作。前5届共有毕业生454人，其中第一至第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即毕业于第五期外省班。

毛泽东收到的这封信件，正是要派他担任第六期农讲所所长。该函表明，这项任命是经国民党农民部提案，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签署人是第二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共产党人：杨匏安和林伯渠。林伯渠此时还兼任农民部长。由此可见，农讲所完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然而，国共合作却在此时发生了变化。先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破坏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再是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但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仍保留了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3人的常委职位。此后，毛泽东将工作重心集中到了农讲所上。

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仍收藏着两封毛泽东担任所长时写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当时国民党各部中不设副部长一职，秘书的职权相当于副部长）的陈克文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信中内容主要是报告有关学员毕业后工作分配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

弟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赶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生王首道来自湖南，据他回忆：“9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湖南省）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

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于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后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次年3月，他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随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时年33岁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领共产党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