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的金文写作 篆文“皮”的 隶书变作“皮”，楷书沿用。 “皮”最初的字形象用手剥兽皮的样子。《说文》：“皮,剥取兽革者谓之皮。”《广雅》：“皮,剥也。”引申指剥下来的兽皮，又泛指生物的表皮。中医称身体表面与外界直接接触的薄软组织为“皮”，称皮下的脂肪层为“肤”。再引申指事物的表层、表面。因为皮普遍具有较强的韧性，又用于形容韧性。例如：“顽皮”——不听劝告，像皮一样柔韧不易改变。 在中国文化里关于“皮”最著名的成语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成语最早出自于《左传·僖公十四年》：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皮都不存在了，毛还附在哪里呢？表示根本的、基础的东西没有了，依附在这基础上的东西也无法存在。 在近代这句话常常被用来作为来贬低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的话术。不学无术之徒们用这句话污蔑儒家的思想学说依附于权力，儒家学子依附于权贵。并以此为依据，批判中华文化依附权力，进而全面否定中华文化。 这种是似而非的话术，对传统文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极尽污蔑抹黑，试图通过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因果倒置的方法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腾龙换鸟，用外来的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妄图从精神层面消灭华夏民族。性质不可谓不恶劣。 我们在《正解汉字：中》里指出：华夏文明的“主体——表皮”与外国完全不同。近代那些诋毁中华文化，污蔑传统士子的小丑正是利用中西方概念的差异，以西方概念偷换中华思想，用西方的标准，本末倒置了中华文化的“主体”与“表皮”。以批判西方文化和西方文人依附于权贵的理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人，在混乱的时期误导了不少国人。 在华夏文明里，“国家”主体并非政权，而是以领土、人民和文化为主的综合体。我们说：“中国有上下五千年历史”并不是某个统治中国的政权延续了上下五千年。而是中国作为一个以中原领土为基础，炎黄子孙为主体，华夏文明为核心的综合体延续了上下五千年。 虽然统治国家的权力机构——政府是组成国家的重要部分，但在我们的历史里不管它如何变迁都不影响“中国”的主体。83个王朝,559个帝王，不管如何更换，我们的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治理国家的政府或王朝不过是国家的附庸，辅助这个国家正常运作。而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或者主体。一个政权不能辅助国家正常运作，中国人民就改朝换代建立新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政权走马观花，而领土、人民和文化的核心范围却始终保持不变。 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说明谁是华夏文明的主体，谁是表皮！！ 华夏文化从来不存在文化/文人依附于政权——主体依附表皮的问题。 西方“国家”则不同。 西方的“国家”主要指政权——简单来说，就是强力统治机构。西方的历史里“国家”基本等同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强力机构。国民和文化完全依附在国家政府的强力机构之上。强力机构衰落了，国民就转投他国；政权灭亡，其文化也后继无人。 西方文明的主体是政权和经济，表皮是民众与思想文化。国家里的所有民众和思想文化都必须依附、服务于国家政权——这是西方文化的客观状况。 在西方文化里，民众和文化都是必须依附政权的——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里，从来没有例外。近代西方思想觉醒，才有部分有识之士要摆脱这种依附。但是，从二战后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情况看，西方国家的文化对政权的依附在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只是依附的形式随社会发展而略有改观。 反观中国，早在2500年前，在孔子的带领下中华传统文化就已经与政权决裂，彻底摆脱对外界的依附。 孔子毕生坚持自己的理想，以“君子之道”为最大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特别是当权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始终坚持理想，从不妥协。 他先是放弃齐国“季孟之间”待遇；后来又脱离鲁国大司寇一职，远离不守道义的鲁君而周游列国；继而，来到卫国又因为卫君的理念不符合他的要求而放弃了与鲁国大司寇相当待遇、、、、、、孔子这些坚持理想不向官禄妥协的行为在《论语》和《史记》里都有明确的记录。 《论语·微子第十八》载：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史记·孔子世家》载：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鲁昭公二十五年，时孔子三十五岁，齐景公年近六十。齐景公以重礼待孔子。鲁国三卿：季孙、叔孙、孟孙，以季氏最贵，孟孙最轻。齐景公认为给孔子季氏的待遇过于隆重，若给孟氏的待遇又太轻薄，所以取两者之间。封尼溪一事，指田禄，非礼遇。孔子到齐国目的是推行儒家思想。既然不能施展，空有待遇，留之无益。所以，尽管待遇丰厚，孔子还是离开了齐国。 《论语·微子第十八》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齐人闻而惧、、、、、、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fán）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季氏、鲁君并未贬削孔子官禄，“孔子行”非受贬黜，而是自愿出行。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史记·孔子世家》载：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fēi)鴈(yàn)，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孔子在卫国虽未被重用，却也被尊为国家顾问，颇受礼遇。卫国每年给孔子六万石米的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不管是在鲁国做大司寇还是周游列国，其目的都是希望诸侯接受他的政治理想——以仁政治国，而不是为了争取官禄。他从来没有为了做官而迎合诸侯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用自己的言行为中国文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孔子这种对理想的执着就连他的弟子也不能完全理解。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 除了孔子，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先贤对理想和信念同样执着。 老子放弃首都图书馆工作，骑牛西游；墨子从农民到大夫，又辞去宋国大夫，拒绝楚国、越国封地，游历列国广布墨学、、、、、、 2500年前的先贤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独立的道路，脱离权贵的影响，将文化与士子变成国家的主体。在此后的中国历史里政权走马观花地更迭，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一直持续不断。以至于在宋朝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直到今天，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依然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部分。 在国家复兴，文化自强的21世纪，我们应该明辨：那些试图用皮毛之论，污蔑儒家学子和中国文化“依附”权贵的言论，不过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痴人妄语。 在古代，中华文化以儒家为主体，儒道释三家分签共架、并行不悖。三家思想都有各自的组织、道场与财产，使得它们都得到了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可是，随着近代历史巨变，外国文化入侵，三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萎缩之势。与佛、道得到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依然保持有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固定的道观、寺庙等宗教场所不同，现代的儒家不但没有组织机构，昔时弘道宣教的场所——文庙或书院，或辟为商业旅游之地，或被废弃。 在没有政府权力、政策支持，没有经济实体支撑，甚至没有自己活动场所的情况下，儒家思想不但没有被时代淹没，反而随着历史发展，国家复兴逐渐回到思想文化的中央，再次被确定为中华思想文化的主体。 这一现象，强有力地证明了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华士子，非但不是依附于权贵的毛发；反而是历代权贵必须依仗的中华文明的主体。 |
|
|
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