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定律

占星历史学家吉姆·堤斯特（Jim Tester）强调'星空凝视远比哲学和历史为早'。事实上，全球各地的一些文明遗迹，许多都跟天文观测有关，得以验证他的说法，如埃及吉萨高原的三个金字塔正好对应猎户座（Orien）腰带三颗恒星，而人面狮身像有可能系西元前约10500年春分时对应狮子座东升，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s）的巨石阵的踵形石对应仲夏日出...等，这些古文明遗迹都有令人惊叹的天文化宗教祭祀的功能，显示出上古人类星空凝视积累的智慧。

就西方占星学的历史而言，最早应数远古时期，西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现今伊拉克）的苏美人、亚述人、赫梯人、旧巴比伦人、新巴比伦人、迦勒底人的先民仰视天空，逐年累月记载天象活动，而渐渐形成的。他们以地球为中心，站在地表观察太阳，月亮，五星的运行规律，如五星、月亮与太阳的会合周期，可能产生的顺行、逆行、东出、西入等，五星的出现被看得见、或隐没在太阳的光线下无法被看得见；又星体的特殊色彩景象、形状，日月蚀的过程与变化，都予以注意纪录，促成天文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先民同样如此，追溯历史痕迹可以长达上万年。古代中国天文学家为了认识星星、研究天体，很早便人为地把星空分成若干区域，中国称之为星官，西方唤之为星座。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见诸于《史记·天官书》中。

春秋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巫咸等，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星官体系。到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综甘、石、巫三家星官，编撰成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制成星图（该星表、星图早已散佚），晋、隋、唐继承并加以发展，我国的星区划分体系趋于成熟，此后历代沿用达千年之久，这其中最重要的星官是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每垣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天区，内含若干（小）星官（或称为星座），据《清会典》所载，甘氏、石氏、巫氏的划分互有不同。各垣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左右环列，其形如墙垣，故曰为“垣”。

上古先民长久下来的星空凝视，归纳出每天日升日落的昼夜交替规律，每月发生的月圆月缺的月相周期变化，以特定恒星为参照物，观察太阳视运动经历四季的递变，因而奠基了天文历法的初始基础。

苏美人也将行星视为神明，星空是神的住所，认为星体出没与特殊色彩，是神秘天象的源由。它们在天空中的出现与隐藏，所在黄道区域或移行，都与尘世间的各种祸福息息相关，美国知名的人类学家安东尼·艾文（Anthony Aveni）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构思系统中，认为人是受天上神灵交错复杂的互动结果所左右，此一结果是透过日月星辰所放射出来的光而影响我们。”，正是此意。

<<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系词传>>：“天垂象，见吉凶”，恰当地解释这种典型的宇宙感应学说，天上的星象隐喻地上的事件。埃及的赫密特法则（Hermetic Law）揭示“如其在上，如其在下”（As above, so below）与之相通。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所发展的占星学，一般称之为巴比伦占星，其特色是以征兆（Omens）来做预言，故也称为征兆占星学（Omens Astrology），兹举一例：“若在第8月于第11日伊丝塔（金星）在东方消失,且停滞两个月..日，而于第10月的..日可被看见,这块土地的农作物将丰收”。约成书于B.C. 1000年的<<恩努玛·阿努·恩利勒>>（Enuma Anu Enlil，EAE）记载甚多。

天文上的征兆预言非一般人可进行解读，需专业的宫廷占星师才有能力，这些内容属时事项目居多。这些征兆预言可整理归纳成“若X（征兆出现）...，则Y（事件发生，如庄稼丰收／欠收...）”的模式。为掌握这些星象征兆，这些宫廷占星家必须辛勤地作星空凝视，观测星体的一举一动，或借早期资料的周期循环规则加以计算它们所在位置。

希腊占星学沿袭巴比伦占星学的一些元素，如七大行星，黄道十二星座，恒星，再自行发展出上升星座，按照整个星座宫位制（whole sign system）起出后天十二宫，再以希腊点（Greek Lots）辅助，整个系统与后者差异甚大，但仍强调仰观星空。

当今希腊占星学最具权威的Robert Schumidt 综合希腊各家的资料，整理出赫密斯系统（System of Hermes），分成四个子系统。

其中的预备的本命分析（Preliminary Natal Analysis, PNA），即针对天宫图七大行星分析它们在天宫图中的总体状况，如行星的日夜区分（Sect），行星主星庙、旺、陷、弱、三分性、界，后天宫位的始、续、果宫，相位的结构，行星的运行速度比平时快或慢，东出（可被看见），行星与太阳的相态（Phase）（及行星与太阳会合周其中可能会产生的顺行、停滞、逆行、再停滞后顺行，其中行星可能逢太阳焦伤或在太阳光束下、偕日升、偕日降等等），评估行星的整体力量大小这些资讯除了部分借天文计算外，大抵需要星空凝视实际观测。

PNA分析行星是否有能力带给它所代表或管辖的人、事、物的合宜性，从而有利于命主。PNA也攸关其他子系统，如富贵贫贱格局高低、各后天宫事项及大运／流年主星的吉凶，演绎命主的人生。

中世纪的阿拉伯时期，波斯及阿拉伯占星家著述或增色保存下来的希腊占星学书籍，其中赫密斯系统几完全适用，也提出许多新的占星术技巧，Benjamin N. Dykes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Astrology>曾搜罗解说，促进卜卦／择日的进展，当然也适用于本命及时事议题，这些新技巧大都需要星空凝视，通过实际观测加以体会的。

约西元十世纪，经波斯、阿拉伯人增色的古典占星学透过当时尚由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南部传回欧洲，一些灵巧的观测工具如星盘（Astrolobe）及编纂天文星历表的方法也随同，促进中世纪欧洲对天文学／占星学的热潮。

随着科学进展，天文星历表的编制愈来愈精确，加上相关的占星技术已较成熟，占星家凝视星空相对愈少，尤其电脑时代来临更甚，基本上可以达成中国古人所说的'足不出户则可以观天下’的效果。但环顾整个西洋占星学的发展，星空凝视绝对是它奠基的根本，R. Schumidt整理的PNA、阿拉伯时期的新技术、17世纪William Lilly使用的＜尊贵／无力＞表（含必然与偶然）的内容，都在在显示星空凝视的重要性，现代研习占星学的人，应知我们就是站在它的肩膀上前进的。

西元十八世纪上半叶之前，天文学发展中重要里程碑的伟大人物，如：托勒密（C. Ptolemy, AD 120-189）、哥白尼（N. Copernicus）、第古（B. Tycho, AD 1546-1601）、开卜勒（J. Kepler, AD 1571-1630）、伽利略（G. Galilei, AD 1564-1642）、牛顿（I. Newton, AD 1643-1727）等，他们都勤于星空凝视、观测星体、冷静思考，不拘泥旧说，以观测结果合理推敲，遂有石破天惊之举，改写或创新天文定律，他们的大发现留下不可抹灭的功绩，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伟大的天文学家，都曾深入占星学的研究。

通过对星空的数千年以上的观测，形成不同角度的天文内容。东方的占星体系是以赤经为视角的盖天说。中亚与南亚地区及古希腊形成的占星体系是以黄经为视角的浑天说。无论天赤道还是黄道实际一体，天赤道是地球自转形成的天文视角，黄道是地球公转形成的天文视角，自转公转密不可分，占星体系需要赤黄合道，形成最终的天文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