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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说起来，英国有《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以及《明东西洋航海图》等等航海资料，甚至还有很多中国不曾见到的古籍，中国的航海资料去了哪里呢？真是奇怪。 明明中国就有海道针经的呀！ 此前说过西方一直在18世纪以前不会测量经度，不可能绘制的了航海图的，而这些国家却又各自有不同的“航海手册”，这就是中国的海道针经。 我们就顺便看一下《顺风相送》中包含了航海的一些内容（潮汐、风向、星辰、罗盘方位等），关于罗盘有如下叙述： “昔者上古先贤通行海道，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或往或回，须记时日、早晚、海岛、山；看风汛，东西南北。起风，落一位半位；水流缓急，顺逆如何，全用水掏探知，水色深浅，山势远近。 但凡水势上下，仔细详察，不可贪睡。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海何及焉。 若东西南北起风，筹头落一位，观此者务宜临时机变。若是吊戗，务要专上位，更数多寡，顺风之时，使补前数。 ......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何。若行船难者，则海水接连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薄为准。倘遇风波或逢礁浅，其可忌之皆在地罗经中取之。” 只是很多航海图国内已经失传，且从未见过，加上满清“文字狱”就更不可能见到了，唯独满清重用传教士，还能参与修改明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图书馆里经常有很多中国未曾见到的各类史料了！ 绘有罗盘比率尺的《明东西洋航海图》  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清理馆藏时，意外发现一幅绢本彩绘的中国航海图。中国学者研究确认，它的成图时间应为明万历年间，即月港的鼎盛期，将其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 据悉，这张富于传奇色彩的古地图，一直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立安图书馆。据博德立安图书馆中国馆馆长大卫先生介绍，此图的英文名为《雪尔登中国地图》。是由英国人约翰·雪尔登先生捐赠的。约翰·雪尔登曾是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后来成为著名律师，并在英国议会中负责海外贸易事务，对东方古代文献的兴趣与机会交集在他身上。大约在1654年左右，雪尔登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得此图。 这幅中国古地图在博德立安图书馆一直尘封。最早介入这幅中国古地图研究的中国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的钱江教授在论坛中表示，这幅中国古地图沉睡了350年。虽然它一直珍藏在博德立安图书馆里，但由于文化差异，英国人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关于这幅古地图的名字，很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北京海洋出版社社长、郑和研究专家刘义杰先生认为，这幅古地图原本没有名字，按传统应以藏者雪尔登作为图名，但这样的图名无法准确表达它的内容。 所以，中国学者首先要确认其成图时间和内容，而后再给它一个恰当的名字。刘义杰认为，它的成图时间应在明万历年间，将之与明代航海图进行比较后，可为这幅古地图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 图 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明东西洋航海图》  这幅中国明代绢本彩绘地图绘制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群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图中标识22条航线，最远处到达忽鲁谟斯，即今天波斯湾霍尔木兹岛；阿丹，即今天红海口亚丁；法儿国，即今天阿拉伯半岛东南岸阿曼的佐法儿。 而所有航线的始发地，都指向了漳州河口的月港。 月港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河，其形似月，故名月港。”明初，受倭寇侵扰，朝廷厉行“海禁”政策，泉州后渚港走向衰落，而月港因地处偏僻、管理松弛、交通便利，逐步代替泉州港成为民间贸易商港。后来逐渐得到发展，一时间“海舶鳞集，商贾咸聚”，月港成为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 前后持续将近200多年，月港成为世界有名的重要商埠，盛期通商47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18条通向东南亚与西亚、拉美、欧洲国家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明中后期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交通枢纽。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古代“四大商港”。 古籍记载，诏安人吴朴所著《渡海方程》，曾记录从月港前往东西洋的航线。这本书首印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比据说欧洲第一本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早47年。从北往南，南太武延寿塔、云霄石矾塔、东山文峰塔、诏安祥麟塔等四大古航标，勾勒出了海商们出航的路线。 同时代的作家董谷将《渡海方程》记录在杂文集《碧里杂存》中。董谷提到，《渡海方程》有重要篇章讲述从月港出发前往东西洋的航线。 福建省海丝研究会原理事陈自强通过董谷这些文字，发现两本关于明代海外交通的著作《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与《渡海方程》有着某些共性，并大胆推测两者都是《渡海方程》的传抄传世本。2008年，《明东西洋航海图》发现后，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述的各种航线相符。由此，月港海商航线图基本可以确定。 图 明代月港东西洋航线、主要港口示意图  这幅被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的图上，标记的远至阿拉伯、南美、印度等航线的始发地，正是漳州月港。这些由月港出航的海外贸易商船出洋的航线大抵分为四种：东洋航道、西洋航道、台湾航道、内陆航道，而月港的海外交通航线主要有两条主线：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东洋”是指文莱以东的诸岛屿，“西洋”是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南印度洋沿岸一带，即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 不同于《明郑和航海图》，这幅地图在绘制技法上用虚线标绘制航线，并上下注于密集针位和更程里数。同时，在图上方画上罗盘与比例尺，这在中国地图史上为首次。 虽然早在宋宣和元年（1119年），朱彧所撰《萍洲可谈》就记录了航海时应用指南针一事。但直到清代，中国航海图中仍没见到绘有指南针的航海图，这幅图填补了这一空白。 同时，从航行距离看，它还是中国第一幅实测式的远洋实用航海图。虽然明代的《郑和航海图》也是远洋航海图，但《郑和航海图》是山水画式的一字“对景图”，所反映的不是精确的地理方位。 而此图几乎具备了现代航海图的所有特征——绘有罗盘比率尺、海岸线描述准确、航线标示清楚、沿海口岸城市注记详实，甚至岛屿、礁沙都标示清楚。 专家还指出，此图还是中国第一幅明确绘出澎台与南海四岛准确位置的海图。 明代1556年刊刻的《筹海图编·舆地全图》和1605年刊刻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都曾不同程度地绘出了台湾岛。但仅以一个小圆圈标记，不仅形状不够准确，也没表现出它与福建的对应位置关系，更没描绘出台湾与澎湖的对应位置关系。 但在这幅航海图的泉州东南部，则明确绘出了澎湖列岛的圆形。并标注为“彭”。在澎湖之东又准确地绘出了台湾本岛，并以明代初期台湾古名“北港”和“加里林”标注出来。这种澎台的关系的描绘与标注是此前从没见过的，当属第一幅准确描述澎台的海图。 此外，这幅地图还明确完整地描绘标注出了南海四岛。在以往的学术论著中，通常是以《郑和航海图》上记录的“石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做为南海诸岛最早的地图描述。 可是《郑和航海图》中的南海诸岛一是不完整，二是几个群岛扯成一线，缺少准确性。这幅地图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明确标注出了南海四岛。即：东沙（“南澳气”）、西沙（“七州”）、中沙（“万里长滩”）、南沙（“万里石塘”），这是明代海图中所没有的。虽然这幅航海图没有官方背景，但它更证明了对于四岛的位置已为人所熟知。 这幅地图上的比率尺怎么处理换算问题呢？ 但是，这幅《明郑和航海图》却当成是“西方地图绘制技术影响”。 也不想一想，月港的出现时间、航海路线在中国都很久了，据说“引进”西方地图绘制技术的时候，却偏偏没有度量衡换算，只有在满清的时候才出现度量衡换算问题。 《郑和航海图》的全称其实是《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图中以江苏南京为起点，从太仓出长江口，经福建长乐沿海岸向南，绕过中南半岛、马来半岛，通过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的溜山国，横跨大洋到非洲东海岸等地，其中标有经过实地考察的中外地名500多个，包括了其下西洋的整个区域，制图范围堪称当时中国所绘地图中范围最广的。 而且海图上面有很多标记，描绘出了沿途重要地标和地理特征，既有大陆岸线、岛屿、河口、沙滩，甚至退潮时会暴露出的礁石，也有沿海的城镇、山峰和陆地上可作航行目标的宝塔、寺庙、桥梁、旗杆等标志物。对于船员们来说更为实用的是，图上标注了航海时需要知道的航道水深、航线、航道、牵星数据等各种要素，这些可都是实际的航向，是实践的总结，在使用时，他们可以按图上表示的有关图形结合测定深度等方法确定船位。 《郑和航海图》上绘有沿岸地形、岛屿、礁石、浅滩以及最突出的针路。针路记载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航向是记罗盘针位的。航程用更计算。当时在航海上把一昼夜分为十更，多用燃香计算时间。已知船舶的长度，再把木片从船头抛入海中，测量木片达到船尾所需的时间，就可以求得航速，已知航速再乘以所经的时间就可以求知航程了。 明代的牵星，一般都是牵北极星，在低纬度（北纬六度）下看不到北极星时，改牵华盖星（北极星是小熊座a星，华盖星是小熊座β、γ双星）。另外，还定出其它方位星进行观测，如织女星、灯笼骨星等。  明代在航海中还定出了方位星进行观测，以方位星的方位角和地平高度来决定船舶夜间航行的位置。当时叫“观星法”，观星法也属牵星术范围之内。 郑和航海图中记录了大量的牵星坐标，如北辰星三指、灯笼骨星7指等，这些类似恒星高度角的观测值记录了某个地点的纬度值。 航路点岛屿间的短距离航行过程中主要依据指南针的定向，以时间更数计程，观测北辰等星座的目的是确定南北的偏移，接近目标时通过对景定位，观测海岛山峰的高度角判断远近，准确抵达目的地；在长距离跨洋航行时，则难以依靠罗盘定向航行，必须通过观测一组恒星的高度角来控制航线，牵星跨洋来寻找目的地，这样的图称为跨洋牵星图。 海图上共记录了64处各地所见的北辰星和华盖星的高度。同时，观测的牵星记录和测量的水深也都有记载。《郑和航海图》详细记录了我国船舶航行于东南亚、印度直到东北非的航程，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东南亚航行时，仍旧用我国的针路。 在此要说明的是牵星坐标是目的地的准确坐标值，通过一组恒星来控制纬度，这种方法在长距离跨洋航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导航作用。因为如果只有指南针的话，在茫茫大海中，季风、海流、地磁变化等会使航向偏离，有了牵星观测就会有效修正偏移差错，准确抵达目标。 郑和航海图后面附了4张过洋牵星图，代表了四个重要的古代航海基地纬度坐标，是远距离横跨海洋往返期间的基地与航路起始点。 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收有《郑和航海图》其中有四幅星图，称为“过洋牵星图”。  过洋牵星图是从印度西部到伊朗以及从苏门答腊到斯里兰卡两段洋面的牵星图。来回航程所观测的星辰方位不尽相同，反映了往返的季节不同，因此，星位也有差异。 当时的航行速度，一更一般是30公里。依据特定的针位，再参以航程的测算，便可以顺利地抵达目的地。从海图上可以看出郑和船队从苏州刘家港起航，出长江口，经我国浙江、福建各省和南海诸岛，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北端。在这一段海路上都是用指南针定向。从苏门答腊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的途中开始用天文定位。从锡兰往西到南亚和非洲东海岸等地，就尽量用星辰定位，并且和指南针位相参照。 明代牵星术的航海记录，例如： 从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到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海岸阿曼的佐法尔）航路，在古里开船，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六度二十四分（折合今度，下同）。船向西北，船行九百公里到莽角奴儿（今印度西海岸的门格洛尔），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八度。后船向西北偏西，航行一千五百公里，在大海中，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度。又船向正西稍偏北，航行二千一百公里，到祖法儿，看北极星的高度是十二度四十八分。 把北极星高度用当时的算法拆算地理纬度，和现在各地的地理纬度基本相合。又从航路来看，航向和航程也和现在的肮路大致相同。 由此可见，明代天文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先进。 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 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大航海时代，海上航行中的“第一杀手”就是坏血病，又称为维生素C缺乏症，当年船员死亡案例中有一半可以归因于此。直到18世纪，英国库克船长才通过在远航时多带泡菜和柑橘等水果并强迫船员吃等手段，创造了远航没有一个人因为坏血病而死亡的纪录。 而郑和七次下西洋，船员中却几乎没有闹过一次坏血病，那是因为他们的食谱中有豆芽、泡菜，很多人喜欢喝绿茶，还会用木桶在船上种植新鲜菜，这些食物可都含有丰富的。 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在第170页有段话是这么说明朝郑和航海图和同时期的欧洲航海图的，云： “事实上，这些地图不仅在性质上同欧洲的实用航海图很相似，而且在时间上（十五世纪初期）也差不多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航海图上，针位是用文字来标注，而不是象欧洲实用航海图上那样，从一些随意选定的中心画一些方位线②。” ② 门多萨（Mendoza，1585年）曾经指出：“中国人是使用一种分为十二方位的罗盘来操纵船只的，他们不使用海图，但他们用一种简明的航线图来指导他们的航向。.....”当然，一些较晚的西方实用航海图是绘制的很好的。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10月第一版，第170页。） 那么，明朝时期，郑和航海图与西方航海图真的可以媲美相差不多吗？ 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当时的西方究竟能不能航海吧。 图 西方18世纪以前不能确定经度--[美]帕尔默：《近现代世界史》  照理说，它们就无法进行航海了，可是，在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居然都有航海手册。 航海手册记录着港口之间，海角之间，岬地之间和海峡之间的磁罗盘经的轨迹。它记录海水深度，船舶来去的详情，某个航向的天数，风的种类，碰到何种海流及其流向；何时起风暴，何时有好风，何处可修船，何处加淡水；沙滩、暗礁、潮汐、避风港等等一切与安全航向的事项！ 图 航海手册有风向、暗礁、避风港等内容（来自中国海道针经）——《幕府将军》（美）克拉维尔著  看到这里，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的海道针经，讲《郑和航海图》就提到：
两者对照，当时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保留的航海手册，显然是出自于中国人制作的海道针经，所以，它们才说是航海手册，对于它们来说都是国宝啊！ 它们各自保留的海道针经都有所不同，所以才会互相想要对方的航海手册！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已有海道图，这是我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可惜原图已经失传。 我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初《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四十卷，卷末附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这就是著名的“郑和航海图”。 图上的航程地理，和明代祝允明（1460-1526）《前闻记》所记宣德五年（1430）郑和末一次下“西洋”相合，所以，推测这图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作品。 海道针经是我国元明清时期用于导航的航海罗盘。这种技术利用8个天干、12个地支及八卦的四个方位，将航海罗盘圆周分为24等分，准确指示方向。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牵星术（天文导航定位理论），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做“针路”。记载针路有专书，这是航海中日积月累而成，这些专书后来有叫“针经”，有叫“针谱”，也有叫“针策”的。 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船到某地。 航向：航向的明朝有下列各种： 单向的，叫单针（也有叫丹针的），或叫正针。 双向的，以相邻两向并称，叫缝针。 两个航向合称时，有四种情况： 第一，先单向后双向； 第二，先双向后单向； 第三，两个都是单向； 第四，两个都是双向。 还有超过两个航向合称的。 航程：航程都用“更”计算。 船到某地：船到某地，就用四种不同称号： 第一，平，并靠的意思； 第二，取，经过的意思； 第三，见，望见的意思； 第四，收，到达的意思。 船舶在晚间航向时，要把牵星记录写入针路里。又在航行过程中还要不断测量水深，也要写入针路。 图 《武备志》记载的针路图  现在把明代《筹海图编》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举例摘录如下：
这段文字不算难懂。现在已经发现好几种针路抄本，包括东洋和西洋的。 郑和下西洋时，使用方位和时间标示地点。 比如：《郑和航海图》中“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到南汇嘴。”实则指“太仓港口开船用105度方向，一更时间到吴淞江，再往97.5 度方向航行，一更时间到南汇嘴。” 另外，《筹海图编》 记载由太仓到日本的针路部分：“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汇嘴。” 由此可知，《郑和航海图》与明代《筹海图编》中的针路，两者从太仓港口到南汇嘴部分是一致的。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航行于东南亚时，袭用了我国航海家所用的针路。 还有现在存于英国的《顺风相送》也是。 航海定位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古代官方有关于航海航行路线的知识，而民间亦有掌握这方面内容的人，并将其记录下来，世代相传，这同样不可能是随便来个西夷传教者就能通晓中国各方面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内容的。 例如：南海《更路薄》 中国南海民间《更路簿》，《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 我国渔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南沙群岛各岛群路程的远近与方向，各处水道和礁石的深浅，各岛礁地形的特点，以及航行与季风、海流和飞鸟等的关系，这些宝贵的经验集中记载在海南岛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中。 它们有两类：一类是以手抄本形式传下来的，俗称《南海更路簿》；一类是口头传承下来，俗称“更路传”。随着渔民对西沙、南沙群岛开发利用不断深入，《更路簿》的内容也一代代修改充实，留下了不同的版本。 图 《更路簿》明清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滩沙有了具体命名。明清时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和南海诸岛之间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并沿用至今，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其中对南沙群岛各个岛礁的命名达70余处。这些命名或用中国式罗盘的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火艾礁；或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或以岛礁形状命名，岛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或以某种实物命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华阳礁）；或以水道命名，如六门（六门礁）、五风（五方礁）等。 今年59岁的王书保，12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捕鱼技术，16岁随父亲闯深海，28岁就当上了轮机长。王书保手中的那本《更路簿》，代代相传，凝结着世代在南海谋生的王家几代人的心血。 记录在《更路簿》的语句，对外人来讲，犹如天书，可对世世代代在南海深耕的渔民来说，这是他们的航海针经。它不仅记录了航海线路，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和岛礁特征，还有一年12个月海上流水特征的记载，也不乏有风向、暗礁的准确描述，对于那些危险地段还特别标注了航行速度以示提醒。 王书保说，在他家《更路簿》上，每一代人都会为《更路簿》补充新的信息点。传到王书保手中时，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多条线路，不仅记录着前往西沙、南沙的各条线路，还标注了容易发生海难的海域，甚至更详细地将岛礁附近的南海传统渔场标注出来，可谓是一本西沙、南沙渔场的百科全书。 王书保介绍，根据航速、水流、风速、时间的计算，可以算出航船的实际行驶里程，然后以一更10海里为单位，将行驶距离换算成更数，就可以用《更路簿》的记载导航了。王书保说，他一直用《更路簿》上记载的线路进行导航，没有出现过任何错误。 1987年秋，王书保驾船前往西沙捕鱼，在航行途中，王书保遇见一艘同向行驶的轮船。第二天上午，当王书保的渔船行至西沙永兴岛附近海域时，却发现昨天见到的那艘轮船缓慢地朝海南岛方向行驶，觉得蹊跷的王书保通过电台与那艘轮船船长取得了联系。 轮船的船长告诉王书保，由于定位系统出错，导致轮船偏离了原有航线。 “一旦定位系统偏航太多，距离目标岛屿太远，在茫茫大海上是用肉眼看不到岛屿的。”王书保说。后来，王书保让自己的渔船为那艘轮船引路，轮船才准确地驶入永兴岛码头。 古代渔民出海生产全凭罗盘针指航向。帆船不像现在机帆船那样直线开行，而是走之字形。特别是南海盛行东北季候风，帆船行驶就需偏东或偏北来抵消风力的影响。这样，凡南北向航行，均偏向东北和东南，凡东西向航行，均偏向东北和西北。二地往返针位和更数不能尽同。 航行方向和更路全凭有经验老渔民用脑记住。老渔民观察航向，夜晚看星斗，白天看海洋。要测量海水深浅，以庹计算，两手张开的长度为一庹，约5市尺。还要测验海流正常与否，方法是用炉灰捏成饭团一样，抛入水中，若炉灰团只溶化一点点就沉下去，表明海流正常，若其很快溶化或被冲走，则海流不正常，这时就要从中窥测海流方向，及时掌握航向。 据文昌县铺前港老渔民蒙全洲说，海南渔民的《更路薄》是明代三宝公郑和下西洋时（1406～1433）传下来的。有学者研究指出，郑和极有可能以长期在南海捕捞的老渔民为向导，由此推测《更路簿》至少在郑和时已形成。而从其产生到形成还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民间在宋元时代就有《更路簿》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这些航海经验可是世代积累所得，才能出现《更路薄》，哪可能出现像西方那种连测量经度都不会的时候，航海路线、岛屿名称位置等等全都知道了，甚至传教士还能给中国“送”中国周边海域的的气象情况，告诉中国人什么叫“台风”，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要画出如此精确的航海图，不仅要有明确的航行方向，还要知道准确的航程。郑和船队计量行程也有一套。一般来说是在船上设一酒壶状的漏筒，装满细沙，沙从筒眼中漏出，直到漏尽，成为一个计量单位，称为“一更”。每更大概可航行40海里左右。每一天船只航行的时间保持在十更。 不过，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还必须考虑风潮顺逆对船速的影响。所以，船员会先在船头向海里投下一块木片，然后以一定的速度赶到船尾，木片与人同时到达即为标准速度，如果人先到称为“不上更”，反之则称为“过更”，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在计算船速时进行相对的增减，就可得到接近真实的航速了。 航行路线与航程经计算求出后，船员们把它们画在地图上，就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航海图，成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宝贵资料。正是在航海图的帮助下，郑和船队才能够一次又一次避开危险、顺利到达目的地。 因此，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航海手册，指的是中国的航海图、海道针经！西方不具备制作航海图的能力，又何来明朝利玛窦“带来”欧洲的地理信息，制作《坤舆万国全图》之事呢！ 在《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一文中提到来华传教者劳积勋，他于1894年升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据称他被称为“台风神父”。
不由得想问，传教者劳积勋来到中国没多久就可以在预测台风了，难道他不需要任何知识的积累和实践吗？ 看看前面提到的南海《更路薄》的流传，那可不是一个人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的知识啊！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从徐光启开始突然之间中国的天文地理发展就断了，好似中国人“什么都不会了”，中国古代千年天文地理的积累，一夕之间化为乌有，通通烟消云散，一下子全体中国人全变成了笨蛋白痴。 为什么西方突然就能从一穷二白、一无所知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全靠传教士中国人的天文历法地理地图测绘才能“从头开始学会”！ 换句话说，中国数千年的天文历法星图、地理地图测绘在西方传教士“来了以后落后了”，西方在没有任何天文历法积累，没有天文台的情况下，却能到了中国教给中国人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地理”，害得中国人要从基础学起，传教士们真可谓是“天降知识科技”啊！想必是自带了“老爷爷”金手指了！ 自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了中国以后，中国人连“地球是圆的”（古人称球体卵状更合适）都不知道了，历法白观测了，可不是传教士从头“教”中国人嘛！ 这对中国来说正常吗？ 图 《传教士汉学研究》西夷传教士盗用中国的“天主”一词，同时借用了很多中文词，如今中国人已经认为这些词语都是外来的了。  古代中国连这些知识都能懂，能是当时连天文台都没有的西方“传入”中国的吗？西方要是真这么“厉害”的话，何苦还有千年黑暗呢？这都完全可以上天了，都不需要起源发展，也不需要经验积累，人家西方瞧不上实践经验，可以凭空知道理论就能做到，那西方还费这么大劲干嘛，这么长时间连纸、印刷术都想不出怎么做吗？！ 这是完全解释不通的事情，相信的人一定是忘记了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不需要积累就能成就。 因此，需要花时间积累的中国，自然看起来不如天降几个“全才”解决问题来得高大上，来得更能显示“神迹”，显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加厉害，导致很多国人吓坏了，跪倒在地....... 殊不知，这是西方的“拿手好戏”啊，祖传手艺，它们不需要会，只需要骗足够的中国人信教就能给卖力做事了，成果也属于它们，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没有了，所以，只有传教士来中国才能“什么都能想出来”，去了其他地方的传教士只会烧杀抢掠传教，来中国都是大科学家，科技文化无所不能，唯独忘了本职工作传教了。 哦，也不能说是忘记，耶稣会士本身的意思就是“阴谋家”，它们所作的工作正是如此。 图 耶稣会士是阴谋家，间谍  那些西方“全才”们可是几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就能把中国数千年做得事情都完成了啊！ 西方有什么做不到的，懂了吗？西方要啥“四大发明”，甚至是数千万的发明发现，人家就是故意浪费时间，享受黑暗的耶教统治，那是人家不想做，想做的时候，欧洲本土可以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直接从原始社会升级到工业革命，冲破宇宙，发明歼星舰！ 怪不得人家西方瞧不上基础实践，它们不需要基础实践，不会的都能直接想出来，最著名的不就是利玛窦嘛，“无中生有”那是西方的最大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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