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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汉武帝和隋炀帝，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汉武帝雄才大略，千古一帝； 隋炀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 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第一印象。上述印象大多受影响于文学影视作品的人物塑造，汉武帝如何英明神武，隋炀帝如何残暴不仁等等。但实事求是的来讲，上述看法自然是过于片面。 历史人物各有功过，不是简单几句话便可一言以蔽之。关于汉武帝和隋炀帝的功过记载可以去查史书，或者去百度百科查看。今天的文章，我们换个角度，看看汉武帝和隋炀帝是怎么打手中的一副好牌的。 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副好牌。好牌指的是家里有钱，对应到汉武帝和隋炀帝身上，就是中央政府有钱，而且是很有钱的那种。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就是同为富二代，家有巨富。 《史记》中，司马迁对当时的富裕情境有细致刻画，“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就是汉武帝继位后所拥有的殷实家底，不可不谓为巨富之家。接下来看看隋炀帝的家底。 据《隋书》记载，“(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长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隋文帝感到奇怪，问“我已经轻薄赋税，还发了很多的赏赐，问什么仓库还是满满的”？官员回答：进出相抵，基本上没有损耗） 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这一年，隋文帝下令取消正赋，原因是实在没有地方放新征收上来的赋税了。京城的仓库已经堆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距离隋炀帝继位还有八年时间。这就是隋炀帝继位的家底，和汉武帝相比不相上下。两家同是巨富之家，但背后的原因可谓天差地别。 汉武帝的家底来源于文景之治，他的爷爷汉文帝和他的父亲汉景帝两代人，尊崇黄老之术，极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战争，与民休养生息，励精图治数十年，终于造就了汉武帝初期的盛世局面。 对比隋朝，其殷实的家底却是一场虚假的繁荣。回到隋文帝提出的那个问题上来，真实的回答应该是，由于制度过于高效，中央已经不知不觉从民间抽取了过高的税收。 中央财政所表现出来的繁荣，只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泡沫，并且仅仅是中央财政税收的繁荣，并非如同文景之治时期民间经济繁荣带来中央财政繁荣一样。 隋朝虚假繁荣的起因在于户籍制度。隋朝的户籍制度建设达到了前后历史时期的顶峰，“中央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没有人能够逃脱中央政府的税收和劳役。” 在这一严密的户籍制度基础上，政府建立了一套极为高效的税收系统，在民间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将民间资源输送到中央财政。所以，前边提到的那一幕，实际上是对民间的极度压榨换来了中央财政的极度丰满。 这与汉武帝时期的民间与中央双向繁荣是有本质性区别的。而也正是财政基础的本质性区别，导致了两个朝代在一手好牌且打法相近的情况下，走向了不同方向。 OK，接下来解释什么叫打法相近。简要言之是，汉武帝和隋炀帝的所作所为都对本朝国力造成了巨大消耗，不同之处在于汉武帝以军事征伐为主，隋炀帝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公元前124年，卫青率军兵分四路进攻匈奴，出塞六七百里，斩获一万五千人；公元前123年，卫青再次进军，北进数百里，歼敌一万九千人。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进攻匈奴，歼敌三万九千人，缴获匈奴的祭天金人，使匈奴的浑邪王归顺了汉朝。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联军直捣漠北，实现对匈奴征伐的历史性胜利。霍去病更是深入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联军斩杀匈奴八九万人。 这是汉朝出兵征服匈奴过程的简要和常见版本，卫青和霍去病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将军。此后，封狼居胥成为后世众多将领的追求与梦想。 但如果从财政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这几次征讨战争，就会发现战争真的是损耗国力甚巨，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在前124年和前123年的两次战争中，汉军损失兵马十余万。为了奖励和抚慰存活的士兵，政府拿出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在当时，二十余万斤黄金折合二十余亿钱。 前121年的时期，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前119年的战争中，军马战死十万余匹，政府的赏赐高达五十万斤黄金，折合五十亿钱。 可与之对比的数字是，当时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约在四十亿钱的水平，供养中央官吏每年只需三千万钱。整个国家的马匹数量在十万至几十万之间，而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数量便已经接近这个数字。 除去对匈奴的战争外，汉朝还有其他的军事征伐。可以想见，所有的战争算起来，对于中央财政是一个无底洞般的消耗。文景时期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丰厚家底，几场战争下来便被挥霍一空。 一场战役的财政消耗，便相当于几十年的官员俸禄和几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或许真正经历过战时财政，才会真正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 中央财政极度告急，为了维持和支撑庞大的军事消耗，汉武帝不得不想出各种敛财手段。 卖官爵，公元123年的一次战役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万斤黄金。卖官爵的结果是进入官场的人鱼龙混杂，不仅使得中央财政支出大大增加，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扰乱了国家的官僚系统。 卖官爵的做法无法弥补财政缺口之后，汉武帝盯上了货币。 汉武帝下令发行皮币和白金，一张一方尺的白鹿皮充当四十斤黄金无异于明目张胆地抢劫，而白金定价被严重高估又引起民间疯狂偷铸。到最后，货币改革也无以为继，其结果是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一直到最后的盐铁官营，汉武帝才算找到了弥补中央财政的敛财高招。正是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盐铁官营的实施，国有经济才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盐铁官营，实质上是一种垄断税，其实质仍然是压榨民间。 以唐朝可参考的数字为例，在未实行食盐专卖之前，每斗盐价值十钱。而实行食盐专卖之后，每斗盐的价格暴涨至一百一十钱。再到后来，淮南盐涨到了每斗价格三百一十钱，后续又涨到每斗三百七十钱。 从十钱起到暴涨之后的价格，其中的差价便是盐铁专营后从民间抽取的垄断税。在西汉，盐税可以占到税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由于盐价之高，许多百姓甚至不吃盐了。 家底已经被掏空了，靠着对民间的压榨得以维持庞大的资源消耗。这种模式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长期这么持续下去，汉朝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前汉书记载，“奢侈而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可见军事财政对民间伤害之深。 所幸，汉武帝晚年已经认识到了连年的军事征伐给帝国造成的严重冲击。在桑弘羊等人提出以轮台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时，经过深思熟虑，汉武帝拒绝了，并在《轮台诏》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后世评论汉武帝的功过，褒贬共存。雄才大略，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另外，还有一个词语不能忽略，生逢其时。 倘若没有文景之治打下的良好基础，以汉武帝之所作所为，“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余”，历史上不过便又多一个亡国之君。 对此，唐太宗也看得很明白，“孝武皇帝虽穷奢极侈，但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既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 接下来看看另一个富二代，如果说汉武帝是军事狂人的话，那么隋炀帝就是基建狂人。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继位。 大业元年，兴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民丁200万。 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通济渠，同时携后宫、诸王、军队巡视南方，造龙舟数万艘。 大业三年，巡视北方，修驰道。“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绵亘千里。” 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 大业六年，开江南运河。 大业八年，广征天下兵马征高丽，征兵一百一十三万，民夫二百万以供辎重粮草。 大业九年，发兵六十万开赴辽东，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叛仓皇撤军。 大业十年，再次发兵，因国内农民起义声势日盛而不敢久战。 历史从不简单的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从隋炀帝身上，有没有读出一点秦始皇的味道。 前面已经提到，隋朝的繁荣是建立在高效税收系统上的虚假性繁荣，中央财政充盈的背后是民间的压力日益加大。 隋炀帝面对如此富裕的中央财政，不断的“搞事情”，成为民众所不能承受之重，同时成为压垮民间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及激起民间起义的导火索。 对此，唐太宗的评论可谓直达要害，“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竞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 可悲的是，直到隋朝灭亡，中央的仓库里仍然堆满了布帛和粮食。而与之对应的却是民间的遍地饿殍。叛乱者每占领一地便开仓放粮，甚至有的地方把布帛当柴来烧。 两个富二代，面对殷实丰厚的家底，汉武帝干了一番事业，虽也至民不聊生，但好在及时改过，乘着文景时期的底子，才不致产生祸乱。正如司马光所言，“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乎？” 隋炀帝不仅未识破中央财政的泡沫化繁荣，反而变得奢华无道，对待民众更是变本加厉，最终招致灭亡。倘使隋炀帝换个打法，识破泡沫，知民艰辛，让利于民，与民休息，历史是否又会是另外一个面目呢？ PS：历史的意义以及写作本文的意义 豫宁说，你写这两篇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写完了对于当下有什么启发。 我想了想，哑然，还真是不好回答。 这个系列本来打算写四篇文章的，第一篇“秦朝：基建巨人的慢性死亡”，第二篇“隋朝：贪婪吝啬背后的虚假繁荣”，第三篇“汉武帝：一个特别能造的富二代”，第四篇“元朝：在疯狂撒币中走向毁灭”。 经过考虑，第一篇改名为“大秦帝国：雄才大略的短命而亡”已经发布，第二篇和第三篇合并为本文“迈向黄昏：被军事和基建拖垮的帝国”，第四篇放弃。 其实，写这两篇文章的初衷并没有多么深远，没有想着通过这两篇文章，立马能对当下有什么振聋发聩抑或是发人深省的启发，再或者说是提出什么更深层次的见解。再者，我也没有这个水平。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只是把我在读《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本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类似于“哇，这件事情原来还能这么看”的新认知和新想法记录下来，梳理新视角下的逻辑整理成文。 所以，文章中你会发现，有好多引用和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我所做的是收集材料，用读书过程中新学到的财政视角，来对历史事件做一个新角度解读。 使其区别于常识中的大众观念，期望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更广泛和深切的体会与认知。如果读者看完了，也能有一种“哇，原来这件事情还能这么看”的感觉，那便实在是锦上添花了。 另外一个问题，历史的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其实唐太宗李世民早已回答过。 从个人看法来讲，历史不局限于古代的王朝兴替，凡是已经发生的，可以为我们所学习，所吸取经验教训的事件均可称为历史。 历史于我们而言，实在是一笔厚重的财富。 我们不必再花费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空间与时间去亲自体验，便能了解到当时事件的进程与发展。虽然你会感觉到，读完了历史好像也没什么用，对当下也没什么启发。 但不要着急，相对于读史之前的你，读史之后的你，已经在头脑里有了某种认知了。首先解决的是认知有没有的问题，而后什么时候用新得到的认知指导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那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相信我，绝对会有一天，某件事情会将你头脑中的认知唤醒。相比于没有这个认知的你，在处理事情和面对新变化上，你会更加沉稳，应对自如。 从他人的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获得并加深认知，这便是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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