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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人知道，情怀那些向来不是我喜欢聊的梗，但我写作的背后其实全是情怀，笑。 我喜欢跟大家聊money。 中国古代这些王朝，财政大体上发展方向是由“计划”向“计划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过渡。那么“计划”和“市场”本质上有个明显区别，就是靠什么去撬动资源。“计划”偏向直接动员人力，“市场”偏向依靠花钱购买服务。 前者需要“编户齐民”、“打击豪强”，也就是商鞅“弱民”那一套办法，否则人口都不能掌握在朝廷手里，那还动员个P。后者需要收税、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多多地收税，否则朝廷手里连钱都没有，还购买个P的服务。 所有国家玩到最后都发现还是市场的办法好，效率非常高，以价格为杠杆、让利益去驱动，资源源源不断汇集到政府想要它去的地方。但麻烦在于收税，典型的封建国家比如周朝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生产力比较落后，物资匮乏，人民连自己都喂不饱，哪还有多余可供交税。即使收的上来税，通常也是物资而并非货币，归集到中央再统一开支也是个大麻烦，效率非常低下。等到了汉朝以后，生产力逐渐发展，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对江南进行大开发，中国才一步步具备了搞市场化的可能。 汉朝和唐朝中间夹着一个隋朝，二世而亡，史书上和民间对亡国之君隋炀帝的评价都很差，感觉这哥们脑子都不正常。其实不是他脑子不正常，而是历史的进程如此。比如隋炀帝著名的劣迹之一是穷尽民力修大运河，期间曾经要求大运河沿途居民分段责任施工，规定时间内修不好就不准休息，结果累死许多人。其实他修大运河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改开后的“深圳速度”。 深圳开发之所以没有惹得民间怨声载道，原因在于钱给得多。又比如华为的狼性精神，加班文化之类的，你试试工资减半，还有人跟着干不。事实上当初隋文帝已经给隋炀帝积累下来天文数字的粮食库存，这原本是为了吞并天下而深度动员后的副产品，隋炀帝只需用三倍于市价的价格购买劳力服务，我保证民间对他的评价会好得多。 到了大唐帝国，老李家吸取教训，不敢再这么折腾老百姓，太宗皇帝李世民说了句著名的话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问题是所有高贵的帝国最终的需求都是安全，所以大唐建立后的一百年不断跟周围的邻居打打打，要在远离本土的地方打仗就得要有开销，这跟躲家里玩计划那套不一样，支撑隋唐吞并天下的府兵制也不适合新的时代需求，大唐弱鸡的财政这时候就得改了。 关键问题是大唐不穷啊，无论从考古发掘的唐代器物还是流传的记载、诗歌，侧写出的大唐都一片繁荣啊，所以是收税的方法不对。或者说原有的体制结构下不允许大唐朝廷收那么多税，统治逻辑上不能自恰。这也好办，自己收不上来就委托别人帮忙收嘛，古今中外都不缺乏“包税人”，就是搞财政承包了。 到玄宗朝开始设立的节度使，实际上是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弄的承包商，皇帝赋予节度使的权力很大，让他们在靠近前线的地方用各种手段收税，阳光税、隐形税、直接税、间接税，甚至搞地方国企用垄断谋取暴利、走私贸易等等，只要能来钱就行，然后有了这笔税收方能应付边疆日渐庞大的军事开支。《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最后有一段张小敬萧规带着皇帝坐马车，里面跟巡哨的伙长吹牛说“藩镇的薪俸比长安高三倍”，说的就是这个梗。 事情办到这一步，逻辑上先出了大问题。首先你这个包税人（节度使）必须得是中央指派，最好还得空降，否则容易促成地方的离心倾向。其次，文化上来说，必须得抓好组织教育，如果都学安禄山广收义子那一套组织建设办法，军队认可的就变成了节度使这个人而并非官职，等朝廷想换人的时候容易引发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强烈反弹，到时候就不是安禄山想不想造反的问题，而是他手里那八千曳落河精锐部队必须得造反。 历史上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大唐到处都是节度使，并且节度使们基本都靠广收义子的办法供养了规模不等的精锐嫡系武装，比如白马银枪都、银枪效节都等等等等，很多部队的名字番号一直沿用到北宋灭亡。 之所以这套办法能够流行，又是因为草原群狼的文化，大家发现这么搞组织建设比较容易诞生强大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因为安禄山本人试图通过这种办法增加他自身的分量，从而使朝廷不敢轻易地让他下岗。综合起来看，问题的根源依旧是朝廷没有能力把财税搞好，这才被迫启用承包制，接着承包商们就想闹独立。安史之乱以后中唐事实上进入到朝廷默许式的藩镇割据状态，中兴之主们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彻底收拾掉尾大不掉的藩镇集团，结果也就只能认命了。 毕竟，以当时大唐面临的恶劣地缘形势来说，有节度使在、好歹可以从地方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豪族手里搞钱，有了钱可以养职业兵，有了职业兵才能跟周围的国家打仗自保。等到杨炎完成两税法改革，朝廷终于摸索着向财产税的方向前进。 这里又得说一下现在的楼市，有的人总认为土地财政是不可能放弃的，但请记住，政府首先需要头疼的永远都是财政收支平衡，土地财政归根结底需要靠购买力买单的，买不起了那只能收财产税，不收就等着破产吧。中国在唐朝以后，总结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所有教训的宋朝，非常重视收税，财政收入常年维持在唐朝的十倍水平，这也是宋朝被文人们吹得那么美，实际上民间并没有唐朝那么富裕的原因，钱都被收上去了嘛。宋朝因此形成了围绕各种河流、交通主干道，围绕财政开支而进行的经济生态，形成了大量的吃财政饭的群体，这些又成为了王安石的课题。 宋朝那会儿毕竟还只是萌芽，近代化还差临门一脚，质的飞跃没有出现，结果把自己又给积贫积弱玩死了。因此到了元朝又开始搞包税制，明朝则180度调头回去做“计划”。一直要熬到雍正摊丁入亩以后，中国财税才又终于健康起来，等到败家子乾隆搞“十全武功”，中央王朝终于又在地缘上取得了巅峰级别的成就，留给现在的我们一笔遗产，同时打仗的钱也像花不完的一样。 我在知识星球里开了一些系列语音课程专门就讲这些的，那边讲得就比这篇要细的多。当然主要还是讲时政财经的，想加的自己扫下图的二维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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