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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河北是世家聚居地，原因之一就是经济（钱粮）超级富足，也因此安史之乱以范阳（现河北保定涿州）之力就可以打下来半个唐朝。《资治通鉴》也说到河北GDP，当时占全国一半。唐朝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弹性一是因为唐朝的分权做得好，多个中心地方各级政府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独立运作，其二是大家对唐朝的认同度高，皇帝暂时失踪地方各级官员还是心想朝廷。灭亡也是因为到了最后大唐号召力不足，地方各级野心家不再认同朝廷。还有就是分权过度，地方各级已经事实独立不再是朝廷的一部分。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即使到了唐昭宗时期，也未必民心不在唐，关键是唐朝实在没有人了，唐昭宗把自己好不容易拼凑的军队败光了，于是大唐就真的只能任人宰割了。就连李克用，也是后来一直举着忠于朝廷的旗帜。如果唐昭宗不把自己手里的军队玩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平衡下去的。没有了军队，黄巢就真的肆无忌惮。 中晚唐特别是晚唐的百姓还是很苦的，当时实行的是募兵制，遍布全国的各个藩镇为了保持军队忠诚度，普遍频繁实施赏军，再加上节度使在任期间的各种横征暴敛，百姓税负很重。强征百姓入伍的现象在晚唐也比较多，比如906年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为了对抗朱全忠，强行征发十万百姓从军，号为定霸都。士卒被迫延长服役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庞勋起义的起因就是如此。晚唐老百姓的悲惨境遇在刘允章的直谏书里提到的“国有九破”。 割据势力、兵为将有在作战意志，战争动员上占有优势，毕竟对于割据势力的领主来说，战争输了意味着失去一切，战争输不得。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强敌来袭时更容易投降妥协。毕竟割据领主的目的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如果能投降妥协维持自己的利益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妥协的。如果投降妥协不能维持自己利益的话，这个时候割据势力就会爆发出自己的最强战斗力。 但同时也要说明的是，兵为将有是一种最不能维持稳定的制度。哪怕对割据势力也如此，所以割据势力最终都会演变成独立势力。统一王朝的末日一般都存在内忧外患，再英明的君主进行改革都无济于事，必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行政机制，才能进入下一个由衰败到兴盛的循环。 虽然中央集权不像我们纸上指点江山说得那么容易，不过中晚唐的一些皇帝对于权力旁落，绝对自己要负很大责任。北周武帝、康熙也都是有权臣在侧，但都解决了。应该说，权力从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你自己守不住，自然有别人惦记。即使搞出甘露之变的仇士良，唐武宗也还是有办法对付。所以要加强中央集权，首先皇帝自己要强，身体强健，有强烈的愿望来搞中兴，然后要讲究策略，不要把神策军交给宦官，任用有能力的人而不是夸夸其谈的那些。 李隆基晚年昏庸得一踏糊涂，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边关镇守节度使全由胡人担任，势力逐渐坐大，尾大不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间接后果就是宋朝历代皇帝吸取唐后期五代十国教训，重文轻武，中华民族再无汉唐开彊拓土，横扫八荒的气势。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安史之乱的影响更深，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藩镇割据导致晚唐和五代的军人割据分裂。进而导致幽云十六州的失去，再导致北宋过度的抑制武人，导致阉割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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