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普尔到索罗斯」事关强化与毁灭的金融哲学

曼哈顿学院的Mark Mills和Peter Huber说：文明，就像生活一样，是一段飞离混乱的旅程，它充满苦难，永无尽头。混乱最终会占据上风，但我们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推迟它，用尽一切的聪明才智和决心，把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推。

观察并探究世界运行的规律，是一项静默而迷人的事业。

对于人类来说，分析这个世界太复杂，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获取形式简洁优美，和谐自洽，富有形式美感的本质发现。

在索罗斯看来，反身性il selave的概念很简单：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的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包含了两个方面：

• 思考者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
  

• 思考者想要获得想象中的结果
  

显然，两者的作用是相反的。

在索罗斯的老师波普尔的笔下，也有同样的观点：预测可影响被预测的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传说中俄狄普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这个预言的直接结果，就是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

这就是'俄狄普斯效应'——预测会引起被预测的事件，或防止这种预测事件的发生。显然，这样的观点与精确的自然科学是格格不入的。科学可以被精确的预测，但俄狄普斯效应却消除了这种精确预测的可能性，让客观性消失。

假设人们预测股票在未来的一周每天都涨，然后再接下来的一周每天都跌，显然与市场有关的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一周的周末抛售股票并造成当天的下跌，从而否定了这个预测。

于是，那种认为未来的结果完全是现在预期的反馈的观点，是完全荒谬的——就像市场价格被认为只是单纯地反应基本供需关系必然是无稽之谈，而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的'市场价格能够完全反应所有外在因素'也是存疑的。

现实中，金融市场会趋于平衡的观点与很多证据相左，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市场在自由的无人调控状态下能够保证资源的最优分配。很多人都试图通过人为的操作弥合现实与理论之间的不匹配，来强化理论的合理性，但这些改动也都是错误的。比如里根的'大循环'，80年代的'兼并潮'，就无法用有效市场理论来解释。

在求知的时候，我们想要实现'已知量'，但在思考者参与的过程中，参与者的思想也成为了'已知量'。于是'已知'和'未知'相互影响，产生干涉——这种干涉让思想者对现实的理解产生了偏差，而思想者参与的行为也会产生思想者无法预知的结果：

• 你可能预测了一个事件，其后果就是事件发生，但如果你跟本没有预测它，它本不可能发生
  

• 你预测了一个事件，其后果是这个事件不会发生，但如果你跟本没有预测它，它就必定会发生

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而两者之间，也必定会存在种种中间的情况，你的参与本身，就带来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

因此，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当中写到：我是一个实践家，这些（有效市场理论）我知道得越少越好。

索罗斯认为：人不是根据现实采取行动的，而是根据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一致的的现实，不同人却有不同的认知，有些人认知充分，有些人认知不足。参与者对于事实认知的不完善，通常导致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事前ex ante与事后ex post之间，缺乏足够的对应关系，所以人们假设事前和事后之间没有分歧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何况，对于同一个情景，对于不同的参与者也有着不同的意义，事件发生后，解读和理解也会不同。

因此，历史事件里并不能发现科学论断，而是为巫术，迷信，宗教和信仰留下了很充分的发挥余地。因为人们的决策并不是完全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而做出的，人们选择关注什么很容易受到主流范式的影响，所以结果就很容易偏离预期。

回到波普尔，在他看来，社会学研究范式存在三种不同的变式：

第一式：对一个社会事件，如果知道其目的或利益以及其所拥有的力量，就能够认知这一事件——在这里，社会学方法被看作是用想象来推测具有一定目的的人类活动。这里的逻辑是，从A事件认知到B。

显然，这一点我们已经深刻地批判过了。

第二式在第一式的基础上做了进化：第二式认为，单纯的目的论不足以认知事件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事件发生的意义——这个事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情况，乃至于需要对所有的行为和对象进行重新解释。这里的逻辑是，A事件让B的认知变为B'，这意味着，一个事件A对整体的影响（B到B'）让事件A产生了意义，因此一个事件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整体来决定的。

在索罗斯看来，认定市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比任何参与者个体包含更多的信息——多到足以保证其自身永远做出最正确的分配。参与者反而可能会理解错误，这种错误的分析可能会造成随机的干扰。

从长远来看，所以的参与者都是以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作为理论模型的，当他们不能准确地掌握世界运行规律时，他们会从经验中学习，最终，他们将全部采用几乎相同的运行规律模型。这就像金融市场里偶尔会出现某种流行的倾向，这些倾向会不断地在市场价格变化以及市场价格反应的原理中证明自己的意义——因此那些埋头寻找固定流行范式的人们会觉得，很难掌握某种普遍的规律。

前两者的基础上，第三式走的更远：目的论，乃至事件的意义之外，还要分析那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根本的客观历史趋势和倾向，以及该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历史进程又促使这种趋势的出现。

由于社会学中，我们很难像物理学一样，在严格受控的环境里进行重复实验，因此各个历史时期当中出现的类似重复模式并非完全一致，这种时间轴上的内在差异并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但第三式的视角却认为，可以通过类比的思想来解释历史的趋势和倾向C的相似性，而不仅仅是事件A本身——这个观点承认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重复出现，但类似的趋势和倾向却可以在另一个时空出现。

这里的逻辑是，A之上有着一个更加宏观的逻辑C，A事件推动了C，C又影响了A的发生。举例来说，这里的C可以是民主和贵族之间的，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索罗斯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的第三式，他甚至提出：

• 趋势在膨胀期会自我满足，自我强化
  

• 趋势在衰退期会自我瓦解，自我溃败
  

当人们急着要借钱，而银行愿意贷款的时候，担保价值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增加，反之亦然。在这里，借贷行为产生了纯交换中没有出现的反身性——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主权信贷爆发的情况。在纯交换中，平衡很容易实现并给出明确的市场价格，但当其用于金融市场时，平衡被打破了，金融市场经常进入远离平衡的膨胀和衰退。

在索罗斯看来，当某个流行的倾向超过了某一个界限，'流行倾向证明自身有效性'的这种不断证明自我的反馈循环会变的难以维系，开始面临崩溃。可见，金融市场更容易自我强化并带来自我毁灭，而不是趋于合理预期平衡。

比如，股票价格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基本趋势和主流偏见，这两者又反过来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而且，股票价格与两个因素并非是常数关系，常数关系不存在，自然均衡就不存在——这意味着股票价格，基本趋势，主流偏见是互为因果的三个变量，他们现在一个方向上自我强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自我强化，带来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出现模式。

同样的，持有通胀资产的意愿随着通胀资产价格的上升而上升，也印证了反身性的普遍性。

流行的倾向只有在膨胀和衰退的转折点时，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这就是反身性理论观点直击有效市场理论要害的一点。有效市场理论总是试图满足某种需求寻找客观性，可解释性，但反身性理论却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它主张某些过程是无法被预测的，认同这种无力感。于是，政治，机构，监管在转折点上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监管和和市场于是形成了一种反身性猫鼠游戏，如果监管缺失，就会进入膨胀和衰退序列。

索罗斯指出，膨胀和衰退的模式并非是唯一的范式——这更像是许多模式中的一种。'远离平衡态'还有很多其它表现形式，只是膨胀和衰退更加戏剧化，引起人们的关注，令人惊喜和崩溃，不应对反身性过度关注。

实际上，膨胀/衰退这个模型既然源自反身性，就意味着它只能是定性的非完美理论，不能被科学地证实。只是一个概念的框架，具有有限的预测能力，比如衰退不会出现在膨胀之前，比如萧条的规模与繁荣的规模成正比。这种非定量的特点决定了，反身性理论不能被当作一个范式，它只是一个哲学理论。

在侯世达的经典著作《集异壁》里，哥德尔是数学家，埃舍尔是画家，巴赫是音乐家，他们三个人都发现了各自世界里的同一样东西：一个只存在于逻辑世界的无限循环带。而反身性理论与此有着相似之处——一种因果循环交织的哲学抽象。

不管怎样，在本质上，反身性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向了对立：

• 有效市场理论总是追求客观的科学性，定量的可解释性
  

• 而反身性理论则走向科学的对立面，接受模糊，更倾向于定性的解读

正是俄狄普斯效应，反身性一脉相承的特点，让我们意识到，社会科学当中，几乎没有类似我们在物理学中遇到的那种对真理的客观和理想的探求。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精确性，使得我们在社会学中，更多去关注事件的意旨和意志，而不是明确的因果关系。社会激进者会认为，社会科学起到的是'助产士'的作用，可以帮助他们引领革命，缔造全新的社会形式；保守派眼里，社会科学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帮助他们阻碍可能发生的社会变革。

于是：

• 在物理学中，人们借助数学公式对事件做出严格的定量说明。
  

• 在社会学中，人们更多试图从性质上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在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定量描述物理的性质，数量的表述让因果律的出现成为可能——就像孔隙宽度和光线的衍射角之间存在确定的物理因果表达。但数量的方法却无法应用在社会学中，你无法定量地表达'领土扩张的倾向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得到强化'这类具体观点——这里很难提取出'充分的因果性'。

社会科学尽管总是要寻找因果性，但却与物理学皆然不同，无法得到确切的量化，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定性地分析。这就是为什么物理等自然科学更多采用溯因和演绎，而社会学更多借助类比和归纳的原因。

不同学科领域里，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

• 数学中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 物理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 统计学里的C-R不等式
  

• 哲学上的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

• 索罗斯反身性观点下的人类不确定性原则

索罗斯的人类不确定原则，与其它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承认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有一定作用但并非万能。

但人类不确定原则也有很重要的独特性：人类的行为理论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而在物理学中，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却认为，这个原理不会影响粒子的行为——不管海森堡是否发现这个原理，量子依然会遵循它确定的运动规则。

这也是反身性比量子的物理原理更复杂的原因——反身性无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哪怕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也蕴含了科学本身的可预知性，其与索罗斯所认同的反身性原理是完全不相容的。

自然科学方法可以准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尽管费耶阿本德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社会科学往往是定性统计的，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细节，时间的特点都不是非常准确，因此预测股价短期的波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在波普尔看来，长期预报才是令人神往和值得尝试的。有人类参与的活动，往往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虽然不可琢磨，时而快速，时而缓慢，但我们总能观察到某些发展的蛛丝马迹，索罗斯的反身性就是一个杰出的例证。

罗曼·罗兰说：人从出生到他变成成年，被灌满了各种谎言，进入成年的第一件事是呕吐，把各种谎言吐出来，自己思考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

金融市场是迷人的，一方面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实验室，另一方面，其中也可以孕育出美妙的哲学思想。对于索罗斯来说，他对真理的关注远远超越了赚钱的动机和对人性的兴趣，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赚钱的能力和对人性的理解。

尽管哲学已经在认知进步的竞赛当中输给了物理学，哲学暴露了其自身的瑕疵，但这并不是我们应该抛弃哲学的理由。正因为反身性哲学还不是科学，因此它更需要在金融市场中继续经受检验，就像波普尔所坚持的，哲学应该寄望于批判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醉心于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