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静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老子最早从哲学上论述了动静关系。认为“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但又认为事物运动变化最终要归于虚静，“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易传》强调变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易·系辞下》）。又认为动是刚，静是柔，“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易·系辞上》）。但亦认为“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上）。三国魏王弼从“以无为本”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动静关系，“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老子注·十六章》），认为动起于静，又复归静。强调“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周易·复卦注》）。东晋僧肇提出“即动求静”说，认为“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物不迁论》）。北宋周敦颐分动静为两类，一类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一类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通书·动静》）。认为具体事物的运动与静止是绝然分开的。南宋朱熹改造与发挥了周敦颐的动静观，提出“太极自是含动静之理”，以体用关系说明动静关系，“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认为：“若以天理观之，则动之不能无静，犹静之不能无动。”（《答张敬夫》）但又认为：“方其动时则不见静，方其静时则不见动。”（《朱子语类》卷九十九）并强调“然敬字工夫，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答张敬夫》）。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太虚本动”。认为“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张子正蒙注·大易篇》），运动即阴阳本身的运动，强调“动极而静，静极而动……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并认为“是静因动而得常，动不因静而载一”（《周易外传》卷二），动是绝对的，故“废然无动而静，阴何从生哉！”（《思问录·内篇》） 一多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指整体和部分、一般与个别、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佛教华严宗提出“一多相容”的命题，最早以“一多”作为一对范畴使用，法藏《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多相由成立，如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多外无别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明知是一中多。”说明“一全是多”、“多全是一”的总体与个别的关系。“总”（指“一”）与“别”（“多”）相依的关系正是“若不别者，总义不成。由无别时，即无总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但也指出“一中多，多中一”个别之间的相互包含的关系，即是“有一即有一切，却一即却一切”（《华严经·探玄记》）。又认为个别部分不同于总体，“多即非一是别相”。华严宗的这一观点对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说颇有影响。北宋邵雍、周敦颐皆以“太极”为“一”，由“太极”而派生天地万物。邵雍说“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观物外篇》）。周敦颐也说：“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二程认为“理”便是“太极”也是“一”。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万物皆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卷二上）。南宋朱熹说：“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又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朱子语类》卷十八）从而论述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明清之际方以智汲取、改造华严宗的“一多”观点，说：“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此乃真一贯者也。……若为一贯所得，是为'死一’，非活一贯也。”（《一贯问答》）认为离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事物（“多”）的那种绝对抽象、超然的“一”是不存在的。这是对“一多”范畴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消长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左传·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不可长”已含有消的意蕴。春秋战国时期，消长由单一概念演变为对偶范畴。孟子较早提出消长的对偶概念：“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培养仁义道德之心，使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相别。《庄子》中讲大道的方向和万物的道理，“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庄子·秋水》）。消息即指消灭与生长，或一消一长，与消长含义相同。《易传》扩展消长内涵，发展为对待范畴。《泰卦·彖》：“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卦·彖》与此相反：“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消长在和君子与小人、健与顺、阴与阳、刚与柔、内与外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网状相联结中，被定位为相对范畴。这一范畴又往往与消息范畴并用，而且含义大体相同。《易传》以后，消长（消息）范畴向两条理路发展，一是宇宙论理路，一是伦理观理路。前者以阴阳变易消息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者以公私理欲之别解释社会伦理现象，认为消长是兼综宇宙和伦理的方法原则。自汉至唐，消长（消息）主要运用于自然现象方面。《淮南子》以阴阳变易学说解释《乾卦》九三爻辞：“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之。”（《淮南子·人间训》）以动息释阴阳、日夜，此息非生息、生长之义，而是休息、休止之意，与消息范畴不符。汉代孟喜和京房等以阴阳灾异释易，以推测宇宙气候、季节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六十四卦解释炼丹的全部程序。他以阴阳消长的十二消息卦，配以十二律，以明一月或一年炼丹用火程序。《参同契》认为炼丹用火与月亮盈亏、四时变化之间，有一种因果的必然联系。魏晋时期，玄学家论易重义理而斥象数。三国魏王弼易说取义不取象，以无为天地阴阳消长之根本，具有玄学家的特点。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在正始时曾作《通易论》，通过对六十四卦的卦义和次序解释，说明由乾到泰是先王治民的盛世，由同人到复，圣王兴而推行礼法名教，进入衰世，体现了乾辟阴阖，阴阳消长，刚柔相推的原则。南北朝时，玄学派易学与佛教开始结合，以易解佛。周弘正曾仕梁，著《周易义疏》，将六十四卦分为六门：天道门、人事门、相因门、相反门、相须门、相病门。认为如亁坤、泰否的顺序是讲阴阳消长盈虚的，是天道门。唐代易学，义理、象数并存。孔颖达以阴阳二气解释《周易》。“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周易正义》卷首）认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由阴阳二气所构成，并受其支配。阴阳消长变化便是变易的原理。到宋代，邵雍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体现了阴阳消长的过程。就《伏羲八卦方位图》来说：“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由阴阳互为消长，从而构成阴阳相交之图，仍然遵循着阴阳消长的原理。张载将消息与盈虚对言，是消长之意。“君子道长，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横渠易说》）把《周易》看作是讲道德，行仁义，穷理尽性，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教本。二程认为天地万物中都蕴含阴阳之象、之数和对待。“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遗书》卷十一）消长范畴主要表现在“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周易程氏传》卷二）“二阴长两阳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阴阳之气言之，则消长如循环，不可易也。”（同上）以及“阳长将极，阴消将尽”（《周易程氏传》卷三），由此拓展了消长范畴的内涵。南宋朱熹继承邵雍、张载、程颐的易学。朱熹说，“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阳消则阴长，君子进则小人退。”（《答吕伯恭》）“天地间只有阴阳二者而已，便会有消长。”（《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消长既是善恶道德趋向，亦是君子小人伦理进路，它是指引各具对待性格的范畴变易的导向。从而使义利、公私范畴通过消长范畴而转化为天理、人欲。“天理才胜，私欲便消；私欲才长，天理便被遮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义利、公私、理欲都处在消长的过程中。陆九渊在与朱熹的辩论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与朱元晦》），因而道并非所以阴阳者。易道即是阴阳变易的过程。“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同上）王守仁居龙场时，认为《周易·遁》卦阴渐长而阳渐消，然所以讲“遁，亨”，是因“其时阴渐长，阳渐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巡，则身虽退而道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阳虽消，但四阳尚盛，九五居尊得位；阴虽长，但二阴尚微，六二处下应五。君子在位，小人新进，势微而顺君子；君子知可巡之时，然势尚可为，尽力匡扶，以行其道，使不速乱。这是王守仁对当时被贬处境的估计及其心态的反映。近代魏源基于对物极必反，而又相互联系的认识，说：“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哉？”（《默觚上·学篇七》）由于《易传》以阴阳为核心解释消长范畴，在较长的时期内，阴阳消长的思维模式支配了消长范畴的运用和功能的扩展。特别在易学思维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消长范畴发展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家具有重要地位。理学家基于对易学研究的深厚功底，把消长范畴超越阴阳的支配，而与义利、公私、理欲相联系，用以解释义利、公私与理欲范畴之间的关系。这样消长范畴便作为由义利、公利到理欲，与从理欲反馈为义利、公利联系的载体和中介。 渐骤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对事物量变和质变两种变化形式及其关系的见解。《易经》中的“渐卦”就包含着对于事物渐变过程的洞察，《易传》中则保留着更多关于量的积累而引起质变的思想资料。如“天地解（平静）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生长）”。认为“雷雨”这种骤变现象是由“天地”之间平静缓慢的量变发展而来的。庄子则不承认质的骤变是由量的渐变而来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东汉王充指出：“夫物之生长，无卒成暴起，皆有浸渐。”（《论衡·道虚》）事物的生长都有“浸渐”的量变过程，离开了“浸渐”便无“暴起”的可能。北宋张载亦认为“然暴亦因有渐”（《正蒙·神化》），例如“雷霆感动虽速，然其由来亦渐矣”（《正蒙·参两》）。南宋朱熹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化是渐渐移将去，截断处便是变”（《朱子语类》卷七十五），含有渐进过程中的中断即骤变之意。明王廷相、吕坤则只讲渐变而不讲骤变。王廷相说：“四时寒暑，其机由日之进退……不可骤变也。”（《慎言·乾运》）吕坤认为“天地万物只是个渐，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渐至非骤至，骤至则激”（《呻吟语·天地》）。明清之际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张载、朱熹的渐骤观，认为事物在隐微的渐变过程中已有质变的因素，指出“质日代而形如一”，但事物量变到一定的阶段，也就“变而生彼”即“推故而别致其新”了。例如“盖阴阳者恒通，而未必其相薄；薄者，其不常矣。阳忽薄（迫）阴而雷作，阴忽薄阳而风动，通之变也”（《周易外传》卷七）。说明“雷作”、“风动”的这种暴烈的骤变是由阴阳的“恒通”到“相薄”（对抗）的渐变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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