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观

　　儒家关于运动和静止及其关系的基本观点。“动”与“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范畴，在对待这对范畴上，儒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一样，都是用这一对范畴来表达他们的发展观。“动”指变动、行动，如《易传·系辞》谓“动则观其变”，“动者尚其变”，“变动不居”；《说卦传》的“雷以动之”，“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等，都是把“动”作为“流动”“变动”来理解，作为哲学范畴，大体相当于“运动”一词。所谓“静”指安静、不变、停止。如《周易·坤卦》的“至静而德方”，《礼记·月令》的“百官静事毋刑”等，都是与“动”相对待，表示静止、不变，作为哲学范畴，则相当于“静止”一词。

　　先秦至两汉的动静观　对于儒家来说，把动与静作为一对范畴来加以考察，首先是从《易传》开始的。

　　《易传》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易”这一观念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变动”。所以，《系辞下》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变动不居”，指运动变化永不停止；所谓“不可为典要”，指运动变化没有固定的格式。这里已经猜测到运动是绝对的。但是，“唯变所适”的观点并未贯彻到底，而又提出了“动静有常”（《系辞上》）的观念，认为动静都有其恒常之理，最终导致“易”是不变的，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辞上》）这就是说，天地的根本规律又是恒久不变的。“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下）最终还是割裂了动与静的关系。

　　两汉时期的董仲舒虽然提出过“变而有常”（《春秋繁露·天容》），即认为变化之中存有常则的思想，但是他的动静之说基本上是以静为主的形而上学思想。因此，直到魏晋时期的王弼才以思辨的形式重新提出了动静这对范畴。王弼认为，“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周易略例·明彖》）。认为本体“道”或“无”是虚静的东西，只有它才能制约事物的运动变化。“动之所以得咸逆者，原必无二也。”（同上）“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注·复卦》）本体不动，所以万物才能动，这就把运动变化的根源归之于不动的本体。据此，王弼进一步阐述了动与静的关系，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又说：“动复则静，行复则止。”（《周易注·复卦》）认为，“动”起于“静”，又复归于“静”，这是事物的根本法则。王弼又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无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周易·复卦注》）这里明显是说，静止是绝对的、永恒的，运动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与他的以无为本的思想相一致。

　　宋明清的动静观　中经玄学和佛学的思辨影响，到宋明理学的产生，动静及其关系问题又作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并予以展开论述。周敦颐曾多次论述动静及其关系问题。在《通书·动静篇》中，他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在《太极图说》中，又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里所谓的“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是说由于具体事物拘于形气，运动时不包含静止，静止时也不包含运动，这叫做“物则不通”。所谓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是说神即太极作为万物的本源，由于不受形气的限制，所以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故谓“非不动不静也”。其中，所谓“动而无动”，第一个动字是指无动之动，第二个动字是指与静相对之动，因此，“动而无动”不是不动，而是自身不露动相。所谓“静而无静”的解释如上，其意思是说，“静而无静”不是不静，只是不露静相。这就决定了“太极”之动静是不相对待的，而是即静即动，即动即静，动静是合一的。所以，《太极图说》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就是说太极时刻在那里自动自静，动静是互转的。由上可见，周敦颐的“动静合一”和动静“互为其根”说，是含有辩证法思想的。

　　在动静关系问题上，张载则提出“动非自外”的著名命题。他说：“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正蒙·参两》）又说：“天道不穷，寒暑也；众动不穷，屈伸也；鬼神之实，不越二端而已矣。”（《正蒙·太和》）所谓“动必有机”，是说运动必有内在原因，而其原因则是“不越二端”即事物内部的“两端”的感应关系，这就反对了外因论，把事物运动的原因归为事物内部引起的。从内因论出发，张载一方面承认“静亦有动”（《横渠易说》上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把静止看做是绝对的，而运动则是相对的，说：“天行何尝有息？正以静，有何期程？此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又有甚首尾起灭？自有天地以来迄于今，盖为静而动。”（同上）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朱熹则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动静关系问题。首先，朱熹认为动与静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即“动静相待”。他说：“动静二字，相为相待，不能相无，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为也。若不与动对，则不名为静；不与静对，则亦不名为动矣。”（《朱子大全》卷四十二《答胡广仲》）动静总是互相依存的，若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未必存在。其次，动静是互相包含的。他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又说：“动而实未尝不静。”“静而实未尝不动。”（《朱子语类》卷三十二）指明动与静都是发展变化之中的运动形式。最后，朱熹提出了“动静无端”的思想，认为动与静的对立统一是永恒的、绝对的。但是，朱熹的动静观也存在着严重的缺欠，这表现为他不是主张内因论而是倡导外因论。他说：“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动静言。”（《朱子语类·周子之书》）“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同上）这是说太极之中只含有动静之理，动静之理附在气上，气才有动静，动静乃动静之理所使然。这显然是一种外因论，不是内因论。同时，朱熹又提出了“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朱子语类》卷十二）和“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朱文公集》卷五十四）的命题，片面地发挥了张载、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这样一来，又导致他在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之中割裂了动与静的统一关系，说：“方其动时则不见静，方其静时则不见动。”（《朱子语类》卷九十九）这些都无疑是主张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

　　关于动静关系，王廷相说：“静而无动则滞，动而无静则扰，皆不可久，此道筌也，知此而后谓之见道。天动而不息，其大体则静，观于星辰可知已；地静而有常，其大体则动，观于流泉可知已。”（《慎言·见闻篇》）认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与静是互相包含的，并不是彼此分离的。方以智也提出过“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极必动，动极必静”（《东西均·反因》）的思想，肯定了动静互含和动静互相转化的关系。但是，王廷相和方以智一样，他们都没有解决动与静何者是绝对的问题。

　　在总结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王夫之提出和论述了动静的本质及其关系问题。首先，王夫之把物质和运动内在地联系起来。他说：“阴变阳合，乘机而为动静，所动所静，要以动静夫阴阳。”（《尚书引义·大禹谟一》）并且针对朱熹的“理不可言动静”，明确指出：“误解太极图者，谓太极本未有阴阳，因动而始生阳，静而始生阴。不知动静所生之阴阳，为寒暑、润燥、男女之情质，乃固有之蕴。”“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这就驳斥了外因论。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又提出“太虚本动”的思想，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卷六）屈伸动静，“皆太和絪缊所有”（《张子正蒙注·至当篇》）。由于把动静看做“阴阳之动静”，太极“固有之蕴”，这就把动静与物质内在地联系了起来，肯定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其次，王夫之正确地解决了运动和静止何者是绝对的问题。他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含静。”（《思问录·外篇》）在承认动静互含基础上，王夫之又把运动分为“动动”与“静动”两种，说：“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思问录·内篇》）又说：“此动字不对静字言，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据此，他批评了王弼的“静为躁君”的思想，说：“轻重静躁，迭相为君，亦无不倡而先知，终不可谓静为躁君也。”（《周易外传·震》）王夫之也反对朱熹的“静主动客”的观点，说：“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为生之始，震也。”（《张子正蒙注·大易篇》）也不同意朱熹的“动有资于静，而静无资于动”（《朱子文集》卷四十二）的主张，指出“动者不藉于静”（《周易外传·震》）。这就强调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深刻论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最后，王夫之论述了运动和静止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动静不可偏废。静有功，动岂得无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六）又说：“动而成象则静。”“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张子正蒙注·太和篇》）“静而有动，动留而生物。”（《庄子通》）“阴阳之有成象，万物之有成形。……皆止而不迁者也，动之必静者也。”（《尚书引义·益稷》）他不仅肯定静止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充分说明没有相对静止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这就比较全面地论述运动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作用和静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儒家的动静观做出科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