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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囚徒，我们 都隔着墙在写作，我们的手不会忘记它应该在无形中书写什么。简 言之，我们都是执拗的人:“在忧郁与虚无之间，我选择了忧郁”， 福克纳借他的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之口说道，这个人跟他一样最终 遭到了“监禁”。 无法驯服的福克纳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文 刘成富 丁午昀 段星东 译 这是在 1937 年，福克纳四十岁。他不久前刚完成并出版了 几部优秀作品:《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八月之 光》、《塔门》、《押沙龙，押沙龙!》。他结束了背井离乡的好莱坞岁月，陷入了一种危机状态，一种强烈厌倦的状态。他的生活糟糕透顶:婚姻失败，被他的挚爱梅塔 · 卡彭特抛弃，自我怀疑，在电影上做无用功。梅塔结婚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酒精中毒，人们不得不将他送入医院。他重新开始写作。在纽约一家酒店房间里，他喝得烂醉，摔倒在滚烫的暖气管上，背部三度灼伤。植皮手术没怎么成功，他在烧灼的痛苦中生活着(一直伴随他的余生)。小说的标题是在火焰中写成的?《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出版社把题目改成了“野棕榈”，破坏了内容架构和深层意义之间的 平衡。出版社也删去了这部作品最后几个令人震惊的词。如今我们还是在弗朗索瓦 · 皮塔维(François Pitavy)的明确注释版本中第一次读到这些内容。最后那句是什么?不是可怜老套的:“啊!女人啊!”，而是“Women shit”。那个苦役犯说:“女人!真烦人!”不能更清楚了。当然，这只是其中某个人物的观点，一个年轻的苦役犯，像英雄一样傻头傻脑，他宁愿去感化院，也不愿过平常的生活。 《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来自《圣经 · 旧约 · 诗篇137》。法国作家和法国读者对《圣经》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其中杰出的诗篇浸润了福克纳的所有作品)，所以应该向他们说明情况。希伯来人在巴比伦河畔被俘，他们将竖琴挂在旁边的柳树上，看守他们的人要他们唱歌，但他们怎么能在异乡的土地上“取悦俘虏他们的人”呢?不，“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所以，让我的手在记忆中继续活下去吧，或让它干枯吧。在这里，让我们听听福克纳在某封信中是怎样谈论他的作品起源的:“我感觉像是在对着一面墙写作，纸在墙的另一边;拿着笔的手穿过这堵墙，在一张看不见的纸上写，也在完全的黑暗中写，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手里的笔是否还在写。”我们都是囚徒，我们都隔着墙在写作，我们的手不会忘记它应该在无形中书写什么。简言之，我们都是执拗的人:“在忧郁与虚无之间，我选择了忧郁”， 福克纳借他的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之口说道，这个人跟他一样最终遭到了“监禁”。1952年，福克纳给他的年轻情人乔安 · 威廉姆斯(她也抛弃了他)写道:“我写《野棕榈》是为了让自己免受那些揪心事情的烦扰。我的心没有碎过，也许这一次它也不会碎，也许它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因为心是由一种材料、一种物质、一种你想要的极其坚固且极其持久的东西铸成的。”说话的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心仍能如此保持十年。 从技术角度看，《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是一个壮举。两部分交替进行，两部分之间看似毫无关系，其实是高超的对位主题艺术。一边是《野棕榈》(夏洛特与哈里的故事)，另一边是《老人》(对 1927 年密西西比河大洪灾时那个苦役犯进行的幻觉般的叙 述)。小说这两部分之间存在鸿沟吗?不:福克纳作品中的元素一直都比人类命运更强烈，更具决定性。这边黑风飒飒，那边洪水泛滥。还有血。一场悲剧性的流产，一场在满是毒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分娩。一边是一个年轻的“摩登”女性;另一边是一个迷失在灾难之中的无名女性;一个是因为爱得被动而沦为流浪汉的医生; 一个是梦想着能返回单身监狱的苦役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是对社会喜剧、对尊严最本能的和最基本的拒绝。夏洛特 · 里特梅尔也许是福克纳作品中最与众不同的女性人物，她刚刚遇到哈里，就立即为他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她在清醒的状态下选择了自降身份，选择了贫穷和死亡，带着一股聚集在她那“紧张而坚定 的黄色目光”中的能量。被她征服的哈里，永远也不想忘记“她的身体，她那双丰满的、热爱云雨之欢的大腿”。夏洛特是个来自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女巫，她会雕刻一些奇怪反常的小雕像，她的言行举止像个男人，她远远地走在那个胆怯、保守、节俭的时代的前面。让人难忘的夏洛特，她对金钱、对舒适、对安全，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是因为爱情吗?是的，哈里说，然而不会再有爱了:“我们杀死了它。这得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人类有的是办法，他们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我们于是成功地摆脱了爱，就像之前摆脱耶稣那样。我们用广播代替上帝之声，如今，我们不会日积月累地积蓄情感，以便有朝一日能将其全部花费在爱情上，而是让情感持续着，将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以便能在每个街角处的报亭前激起我们的情欲......”如果耶稣回来了，“我们应该会立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维纳斯回来了，“她应该会是这样的形象:地铁公共小便池里满身虱子、手拿淫秽明信片的流浪汉”。 这就是福克纳想尽力展示出来的东西:感官的萎缩，感知的 丧失，抽象的、理想化的错误记忆——它代替了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深藏在身体里的东西。罗沙 · 科德菲尔德(Rosa Coldfield)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就已经说过:“这就是回忆的本质——感觉、视觉、嗅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肉体——而并非才智，也并非思想。”人性正在消耗肉体，它正朝着可怕的巴比伦走去，朝着一个巴别塔里的女孩走去，在巴别塔里，人们的重要社会角色(就如人们今天所说的)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再无任何直接的关系。每个人都不再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相信他们在各种图像中看到的东西，相信他们的角色迫使他们去想象的东西。与此同时，福克纳又默默地重拾了《堂 · 吉诃德》，不消说，这是同好莱坞的一次论战。应该清楚这一点:所有有关性和暴力的故事，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强化尊严。主要原因之一:“女人拥有随机应变的天赋，她们有一种能力，能把'不法的事情’，甚至'罪行’改编成与尊严相关的资产阶级法则。”夏洛特不愿意再生第三个孩子， 她让哈里帮她堕胎，她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哈里却不幸地颤抖着双手。在各种大灾难中，大自然就像一个“子宫，它是孤单的、唯一的、呆滞的、可怖的、清醒的”，同样，人类(男人和女人)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年代久远的子宫，它是盲目的、易感的，是温热的、流动的、根基模糊的，不管是坟墓—子宫还是子宫—坟墓，都是一回事”。福克纳坚信:在失控的小船里，苦役犯和不知名的怀孕女人都要与这样一群人打交道:“他们是独立的、专横的、可怕的、无生气的，然而又是活跃的，两个人都受到了这 群人的迫害。”人类的肉身是活在悬崖边的，他们不遗余力地耗费着自己的精力，为的是不让自己知道这一事实。当夏洛特死的时候，哈里就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消失，一种完完全全的消逝不见，在骨灰之上看不到任何痕迹”。别忘了，这些文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写就的(《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对哈里工作的矿井的描写，以及对大群苦役犯行程的描写，让人提前窥见了集中营的悲惨和野蛮。律法，利益，陈词滥调，冷漠，幻想，这就是既定的程序。在写到夏洛特丈夫的时候，福克纳有这么一段可 怕的话:“总是这张脸，这张永远有道理的脸，这张该死的脸。”道理，工作，尊严，死亡欲望:地狱。 夏洛特，这个有着一双黄眼睛的爱情勇士，她死了。那个伟大的苦役犯，在鳄鱼出没的激流中完成了救人的壮举，最终却在监狱里抽雪茄。哈里也入狱了:“和煦的海风吹来，轻轻地，带来沼泽地和野茉莉的味道，吹向垂死的西边，吹向闪烁的星星;已经是夜晚了。”他们是俘虏，是懂得感受、懂得回忆的俘虏。新发现是属于他们的:“就是这样，不容置疑，简单，宁静。”哈里最终并没有自杀，他的作者也没有。窗外，穿过那堵墙，尽管黑色的海风在狠狠地吹着野棕榈，福克纳的手仍在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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