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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小编发来微信，说前两篇文章收到不少反馈。催更。感谢老师们的鼓励。我所写的，仅是我个人在有限工作中的一些思索，而教育是一件社会性的、复杂的、实践重于理论的事情。所以，文章内容自然会存在一些错误。“黑猫白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 在教育这个领域，仅仅停留在论文和学术观点层面可能是不够全面与实际的，只有那些在常态教学中可落地、可维持、可评估的方案才是有效的。 注：本文为“教育数字化底层认知改变”系列第3篇《如何提升一线教师的数字化素养？》，更多相关内容可点击阅读： 常有评论提到，中国一线教师的数字素养急需提高，这被视为教育数字化产品无法在一线得到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以笔者在实践中的观察，这一问题至少在中小学领域是不成立的。 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第一的中小学教师群体（是第二名印度的3倍），并且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在全世界也处于前列。中华文明的尊师重教文化具有一种“道德绑架”约束力，中国人习惯了中国教师的工作状态，但他们的工作时长、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准在全世界实属“异类”。数字素养不过是教师素养上的一角，教育数字化推进不利与中小学教师素质无关，而是其他问题。 谈教师的数字素养，首先要明确教师的数字素养可以支持教师从事哪些工作。教师的工作有三种类型：研究、教学和管理。这三类工作对教师的数字素养要求并不相同。 第一类是研究，包括备课、科研等。教师需要具备互联网时代下大信息量的主动收集、批判性思维、快速阅读、凝炼抽象和实践应用的能力； 第二类是教学，包括上课、布置作业和组卷等。教师需要具备对新技术和新工具的开放思维，理解这些工具带来教育变革，并具备能够快速、创新地应用的能力； 第三类是管理，包括安全、卫生和统计等。这方面对教师的数字素养要求相对较低，较为简单，只是一种简单学习能力。后文对这部分做过多赘述。  图 | 教师的工作类型 第一类教师的研究工作所涉及的能力，在大量关于教师数字素养的文件和文章中被提及。比如在教育部去年年底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中提出，教师应开展“数字化学习与研修”，其主要方式是：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持续学习，利用数字技术资源支持反思与改进，以及参与或主持网络研修。教师的研究工作所需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数字素养，但数字素养却是一大利器，用得好是可以减负和提质的。 义务教育阶段，我国有20.16万所学校、1.59亿学生，庞大的学生数量以及对教育的新需求驱动着中国1065.46万教师的成长。义务教育新课标出台是近年来的一个大事件，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已经被提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从2023年的高考试题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变化，部分省市的语文、英语命题已经转向了能力测评。作为直接承担着培养任务的一线教师，已经感受到了新高考带来的压力。  据《中国高考报告（2023）》，2023年高考由“考知识”向“考能力”的转变，突出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 教师的底层思维能力或元认知能力，提升速度是缓慢的。正如前文所提，中国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大部分教师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知识传授型，从教后十多年一直也是以知识传授型为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几次学理方面的培训，使教师群体的教学底层思维逻辑可以发生改变。专家动动嘴皮子，居高临下地讲个数字素养案例是容易的，但教师们回到日常教学中面对的却是上千节课。即使拥有庞大人力资源的出版集团，也很难在一两年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重新设计。 这方面的教师培训是要持续开展的，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教师数字素养才能缓慢进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长达一二十年。目前，教师数字素养的课程和培训方式依旧是“非数字化”的，主要是通过发几本纸面教材，以及专家在台上讲一讲课，然后便结束了。这类非数字化方式的培训毫无价值。关于数字素养的教师培训课程，首先需要实现教与学本身的“数字化、（混和）在线化、智能化”，这才应该提供给一线的教师。否则是在拉教育数字化的后腿。并且，只有实现数字化的教与学，才能大面积在全国迅速实施，加速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第二类教师的教学工作所涉及的能力，与教学工具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教学实践，是教育数字化过程中的核心。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曾强调，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应该按照“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的原则，完整地指出了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路径。但在实际落地中，有些教师培训却偏离了这一方针。 前面提到，大量的教师数字化方面的培训课程，不仅自身便不是数字化的，而且培养的内容与“需求”和“应用”无关。这类培训如同向一线教师们讲解计算机芯片原理，但他们实际上需要的是如何使用好PPT与Word来编写讲义，以及制作课堂课件。正如第1篇《教育数字化的底层认知改变——像重视知识一样重视工具》提到，教育领域存在一种“潜思想”，似乎与“需求”和“应用”相关的培训虽然是教师们急需要的，但太“低端”，进不了大雅之堂。在前面文章中提到，我们要像重视知识一样重视工具。脱离“需求”和“应用”的培训是需要的，但不能成为一线教师培训的主要内容。 1）需求牵引。每次进行教育数字化培训时，应该明确需求。这次培训旨在提升教师在日常教与学中哪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备课、上课、作业，还是教研？需要明确涉及什么学科、什么环节和什么问题？如何落地执行？ 2）应用为王。一线教师的教育数字化培训，应该与具体工具挂钩。优秀的教学工具背后都有先进的学习科学支撑。其培训内容不仅包括如何使用工具提升效率，还会涉及教学改革。除了教学工具，近年来各类新媒介工具发展迅速，一些文本编辑工具、图像与视频制作工具都可以帮助教师提升其教学能力，甚至ChatGPT也需要专业培训才能够写好Prompt，才能有力地帮助教师备课。 3）服务至上。接受完培训后，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大量的问题，那么便需要工具厂家提供即时在线的服务支持。正如第2篇文章《教育数字化的底层认知改变——什么是教育数字化？》所指出的，LMS生态的教学数字化产品，需要的是长达一年以上的服务，才能够帮助教师完成上千门课程的重新设计。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教师培训确实面临着一些困境。大量的培训内容停留在无需求、无应用的“纯理念层面”。正确的做法是，将理念层面的培训融入到应用层面的培训中，由教育数字化专家与应用软件厂家联合，作为教育数字化培训项目的提供方。软件方提供培训的应用层面内容，专家对培训的专业性把关，对应用层面内容进行学理评价。强强联合，各展所能，方为上上策。 在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美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投入巨大。Google Classroom在美国每年开展大量的教师培训，整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并且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这才逐渐完成了在美国中小学95%的普及率。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初步实现了能力本位教育（CBE，Competence Based Education)的改革，不仅提升了教师的教育质量，而且对美国的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向未来的教师发展，中国也有明显优势。由于美国教师群体的差异太大，出现分层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教师群体的一致性要好很多。此外，每年我国都有大量经费用于教师培训。 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迅速推进以ChatGPT为主导的AI时代教学改革，美国教育科技企业纷纷发布AI教学助手，澳大利亚教育部明确2024年全国所有学校将被允许使用ChatGPT等AI技术，新加坡政府计划正式教导学生如何使用ChatGPT，日本发布《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生成式AI利用暂行指南》……随着AI被逐渐深度应用到教育领域，教师的数字素养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在研究、教学、管理工作中合理使用AI，也将成为全球教师的一大重要能力。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网络设施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微信、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在全世界出于领先地位。中国人的数字化能力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同时，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受教育水平和专业素质也在全世界处于前列。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是一件尊重教学基础规律，去除“形式主义”，以“服务一线教师”为核心精神，并且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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