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池田大作对谈录《敦煌的光彩》三序

原版序/池田大作

1974年，我初次访问中国。这次旅行是在绿色乍动的5月末至6月中旬两周多的时间里进行的。

我看到了蜿蜒曲折的长江，也目睹了雄伟壮阔的黄河；我登上了万里长城，也参观了新中国的工厂、农村，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设施等。通过与以李先念副总理（当时）为首的各界领导和青年、民众交谈，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青年时代我就爱读的中国史书、诗集中所描绘的景象与实际目睹的情景的重叠和差距，给我带来精神上的跃动。

用照片去认识一件事物，常常会为它同预想之间的差距而惊诧， 同时也为新的发现而惊喜。而站在过去只以自己的想象形成印象的景物之前时，我的内心更是欣喜不已。

例如，如果让《三国志》和司马迁《史记》的年代再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那么，当时英雄们同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景就会更加鲜明。

这样的乐趣谁都能在旅行中得到，然而，这次中国之行给我的喜悦竟会如此之大。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在我的读书体验中，中国的古典诗集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古都西安之行中这样的感受特别深。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从遥远的地方传到这里，远达罗马的宏伟的丝绸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

在西安之旅的13年前，我到过印度，看到了恒河，也拜访过佛教发祥地佛陀加雅。那时，从佛陀加雅出发，经过西域、敦煌、长安和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那遥远宏大的“精神丝绸之路”仿佛就在眼前。星换月移，我又来到西安，极目远望，吟咏西域的名诗一字一句浮现在眼前。

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坐落在敦煌以西，周围是一望无尽的沙漠。站在空旷的沙漠中，一个人也不认识。王维的这句诗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玉关西望堪肠断——这是岑参在西去长安万余里的玉门关上发出的悲苦绝唱。这些都带着一种现实感，使我与西域、敦煌的心理距离一下缩小了许多。

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这种距离进一步缩小。在我初次访问中国6年后，我在第五次访问时（1980年4月）才见到他。常先生和夫人李承仙女士特地到我的房间来看我。

我从未想到能遇见常先生。是经每次访问时都给予我照顾的孙平化先生（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的介绍，我们才得以愉快地相见，在春日温煦的阳光下开始我们的长谈。

常先生的人生是诗，是艺术，在他的人生中有着光辉的历史和迷人的传奇故事。

我们围绕丝绸之路和敦煌谈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我真恨不得再多谈一会儿。之前我对敦煌不太了解，就连“敦”是“大”、“煌”是“闪光”的意思也是在那次交谈中知道的。自从与常书鸿先生交谈后， 我对敦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在东京再次相见时，正值我创立的东京富士美术馆举办“中国敦煌展”，常先生也给予了很多关照。

我曾把对常书鸿先生感谢的情思写成诗献给他，回忆他的人生之路，祝愿他与岁月一道发出五彩的光芒。

在这样的交流中，以“敦煌”为主题的对谈集正在准备刊行。我不揣浅陋，与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出版了许多对谈集。不知不觉中，交谈对象已扩展到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物出版对谈集，这是首次尝试。

从复杂的国际政治到个人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到个人的深层意识，种种“人为的分裂”正威胁着和平。在这悲剧相继发生的现代社会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选择一条和谐安定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正如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文物和艺术超越遥远的岁月，成为现代人的珍贵遗产一样，我想为和平付出努力，让将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再也看不到战争与分裂。我想，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在通往新世纪的“精神丝绸之路”上，我祈祷美丽的艺术之花大放光彩，像敦煌那样的和平基地在各地诞生。

原版前言/常书鸿

我与池田大作先生初次会见是在1980年4月23日。那次见面， 池田大作先生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在哲学、文化艺术等方面学识之广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先生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敦煌学的热情，使我们首次见面时就好似多年好友一般，“一见如故”，开怀畅谈起来。

池田大作先生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池田大作先生与他所致力的社会、宗教文化及国际和平活动，在中国也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早在1968年，池田大作先生就提出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使我们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心。

我与池田大作先生保持着多年的友情，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快事，在我所相识的许多日本友人中，池田大作先生虽已年过六旬，但他为人热情、耿直，对生活和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使我感觉到他还是一位年轻人。

自从我们相识后，近10年间不论是池田大作先生来中国，还是我去日本，我们的相见和谈话的话题总是要涉及人类文化、丝绸之路和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藏——敦煌。我们之所以在谈话中经常谈到敦煌，我想，这是因为敦煌不仅仅是佛教遗址，而且敦煌艺术体现了人类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当时那个充满饥荒和战乱的年代里，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和佛教的东传，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和平，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重视和研究，唤起了我们精神上新的丝绸之路。这在目前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同时地球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国际政治不稳定的时代里，精神上新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人类平等、消除战乱、走向永久和平，有着新的积极意义。

我与池田大作先生虽然在国籍、个人经历等许多方面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却有着相类似的艰苦生活和努力奋斗的过程，所以，我十分理解池田大作先生所热心倡导的青年和平友好事业。1985 年秋日，我在日本埼玉县的青年和平文化节上看到了池田大作先生尽力培养下的青年一代的团结友爱、蓬勃向前的精神及池田大作先生对青年们如慈父一般亲切融洽的感情，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使我感动不已。人类的未来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池田大作先生创建的创价大学、创价高中以及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还有美术馆、文化会馆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另外，池田大作先生对中国青年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关怀和帮助，使我看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光辉未来，一条五彩缤纷的新丝绸之路的彩虹将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

由于我与池田大作先生对东方文化有着同样的热情，因此我们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我们彼此尊重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对文化艺术的热情关注及奉献精神方面，我们也有着共同的意愿。1985年在东京富士美术馆举行的“中国敦煌展”，与历次敦煌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向日本各界展示了在敦煌发现的极其贵重的经卷等历史文物。这次展览的成功，是池田大作先生及创价学会诸位先生辛勤努力的结果。在此，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池田大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有句俗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语不投机半句多。”在本书序言即将结束之际，就如同我与池田大作先生的谈话一样，总是感觉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完，所以，我高兴地期待着下一次与池田大作先生见面和畅谈的机会。

最后，我想感谢建议将我们的对谈发表出版的池田大作先生，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感谢与我四十余年患难与共的生活和事业的伴侣、助手与妻子李承仙，学习和继承敦煌事业的儿子嘉煌，感谢为此书工作的诸位先生们。

新版序/常沙娜

1992年，父亲常书鸿亲手送给我那时出版的《敦煌的光彩—— 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扉页上亲笔写着：“沙娜女儿。爸爸赠，1992年4 月22日。”扉页上“敦煌的光彩”题字也是父亲晚年的笔迹。

我重温了父亲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先生以对谈的形式所讲述的他为敦煌艺术奋斗终生的经历，同时顺着丝绸之路及敦煌寻觅着中日文化的源流关系，还有他陪日本的文化使者井上靖夫妇、清水正夫夫妇、平山郁夫夫妇等著名学者参观敦煌莫高窟、玉门关的诸多回忆。父亲所述和感悟都是我熟知或经历的，重温时我倍感亲切。

这部《敦煌的光彩》出版不觉已过去了约20年，此间父辈及上述学者大都已相继辞世，成为故人。如今再版此书，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常书鸿在20世纪所走完的人生已成为不能忘记的历史。同样，当时日本的几位著名学者也为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都应该作为历史的延续。正如池田大作先生当时与我父亲对谈时所祝愿的那样：“……世界和平的曙光已经来临，特别是扩大和平交流，反映了人们的愿望和心声。我将尽自己的努力，为中日友好缔结更牢固的纽带。衷心祝愿通向和平的小溪在前进的途中变作宽阔的长江大河！”

如今，作为常书鸿的女儿，我也已进入老年，回忆历史，更加深切地领悟到父亲所走的人生道路是在为祖国的民族文化艺术寻求永恒的存在，也愈加理解父亲终生对理想那种矢志不移的追求精神。他凭借执着的信仰一生都在守护敦煌的光彩事业，他在充满磨难的生活中获得欣慰。他在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谈中，生动而真实地就“敦煌的光彩”讲述了诸多亲身经历和有所感悟的故事。如今这些虽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只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有新的发展和进步。

在此要感谢池田大作先生当年与我父亲常书鸿进行了如此有意义而珍贵的对谈。这得益于敦煌佛教艺术给予的缘分。

谨此，祝愿池田大作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在21世纪实现“为中日友好缔结更牢固的纽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