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是青铜爵，长流长尾上翘，口沿近流处两短柱，菌状柱帽，深腹，腹壁近直，卵形底，三刀形足略外撇，器殷墟三期晚段。1978年陕西凤翔彪角镇官帽头村出土，凤翔博物馆藏。 右是青铜角，2004年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春秋早期墓地M27出土，这只角是两周之际复古器。器形制与西周角近似，但整体拘谨状，口部腹部三足比例都不好。纹饰欠规整与西周早期兽面纹相比较是变形状态，图片可见“臣字眼”完全无神。这个墓葬还有一只散羽状大鸟纹卣、一只三段式觚形有瑁尊及一簋一觚皆为复古器，这种复古器在两周之际至春秋初期墓葬短暂流行，可能与政权更替人们思想处于变化状态，新思想没有完全形成，残余旧思维还在涌动。 爵一端半管状流一端是上翘尾，口沿有柱上有菌状或伞状柱帽。角口沿没有柱，口沿两端弧状上翘尖状尾。这种形制称爵、角是宋人《博古图》定名。从我们传统对称审美来看角更美一些。古籍所言“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角的容量似乎偏大，或与我们今日所说的角不合，此种说法可忽略。当然宋人所言角未必恰当，此名沿用已久，约定俗成，今角的自铭未见，不妨仍以旧名称之(综论166页)。 爵在商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功能大概是温酒器，考古发现爵底部偶见有烟炱。爵口沿柱功能是什么呢？目前材料不能回答，有学者推测挂网子过滤酒渣，商周时期酒多为黍、稷酿造，加入郁金香即金文所见“鬯”。那么问题来了，彼时怎么制作网子？纺织品存在，能过滤酒渣的网子需要很细密，从爵的功能及彼时酒的制作考虑这个说法值得再探讨。关于爵口沿柱功能可能初期或有实用性，慢慢功能衰弱，或仅为装饰，考古发现及传世爵存在口沿单柱和没有柱的实例，对上述观点是个挑战。 三足器都有利于受热，比如青铜盉。容庚 陈梦家都认为青铜盉早期是温酒器。在殷墟后期盉多与盘共出转变为水器。作为水器的盉也可以加热使用。从现有考古发现可知，大概二里冈末期不晚于殷墟一期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亦有盘盉共处情况，在殷墟二期晚段考古发现商人墓葬已经出现盘 盉组合，小屯M5妇好墓即是。可能所谓沃盥之礼初现端倪，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周人接受商人礼制，逐渐完善沃盥之礼。青铜盉水器功能得到确认，作为水器的盉也可以加热使用。  爵的制作方法，足三块外范，一个底范，腹部四块外范，一个芯范。有足青铜器多是从一底足浇铸铜液即浇口，一足为冒口，浇铸铜液前陶范要加热，铜液浇铸时陶范才不会受热炸裂，浇铸铜液产生的热气从冒口释出，卵形底部会有范线痕迹，腹部也会有残留，大多青铜器会打磨这些地方，两周之际有些青铜器很粗糙，范线非常明显。青铜角口沿没有柱，口沿两段一样的上翘尖尾，理论上制作会相对简单一些。   天津博物馆藏一只爵形制与上海藏角近同，管状流置近口沿处，鋬有镂空，这只爵在商丘征集，2022年有展览，同时还展出一晚商骨头爵兽面纹眼睛嵌绿松石，挺震撼的，或为弄器。殷墟发现的制骨作坊遗址残留物挺多的，考古或传世实物并不多。 右这只青铜角1980年河南洛宁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科学考古目前没有发现二里头青铜角，这两只角形制共同处是束腰平底口沿内侧有折边，这些特征与同时期爵近同。上海藏角弧形假圈足有镂空利于空气对流。陕西藏青铜角足与器身连接方式很特殊。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与上具管状流青铜角同形的陶角，腹部斜置一管状流，见综论844页。图片这只陶角洛阳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藏，名字定夏都不严谨。 青铜角考古及传世不多，虽然传世有二里头时期青铜角但考古发现角在殷墟三期仅是偶见。角与爵形制演变基本类似，都是从平底到卵底，两段式腹部的早期角目前只有上海博物馆那一只。角的演变有缺环期待今后更多材料的发现。 青铜器出现铭文大概在二里冈末期。在殷墟二期晚段出现多字铭文。爵的铭文位置多在鋬对应的腹外壁，偶有在尾、柱、外侧口沿等，角大致相同。  左1990年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的青铜角，鋬对应的腹壁有铭文“亚址”。这个墓葬等级很高一共出土青铜器288件，有方鼎方斝方觚方尊多件方形器，以十只方觚配十只角，唯未见爵，用角代替爵与觚组合这样的配置目前是仅见。或由此推测商人墓葬觚爵标配此时出现细微变化，“角预取代爵的功能”但是考古所见青铜角实属凤毛麟角。 右是1999年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青铜角，这个墓葬有观点认为时代是帝辛末期，也是殷墟最末期目前所见等级最高墓葬。M1046出土一青铜甗甑内有一人头，安阳殷墟博物馆展陈，这只甗原状展还常出去外展。1984年武官北地M259一甗内也有人头，可见甗的另一种功能。M1046还出土一批残留朱书字迹的石璋，或许可证墓主身份，是商代毛笔书写证据。这两只角形制秀美，这是晚商青铜器普遍特征。  北京拍卖场即将出现一只有早期著录传承青铜角，腹部饰无底纹阳线勾勒分解兽面纹，筒形腹，腹壁略有弧度，卵底，三长刀形足外撇。腹深与足长略等。鋬对应腹壁铭文“父乙 举”即来自举族的人为日名乙的父亲作的青铜角。从形制纹饰判断这只角晚商最末期遗物。青铜器纹饰不见云雷底纹流行于商末周初，这个时期青铜器有的很难分清是商或是西周，政权更迭期铸铜工匠还是同一批人，新政权对艺术的追求还没能体现出来或者说对艺术追求还来不及传递给工匠。 没有云雷底纹的纹饰配置使主纹饰更加突出但少了层次感的韵味，这种纹饰配置在商周时期不是很流行  阳线勾勒兽面纹流行于西周早中期之际昭穆时期，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出土的昭王时期柞伯簋铭文记录昭王举行射礼之事，腹部细密云雷纹上阳线勾勒兽面纹，底座形制罕见。首都博物馆藏著录于《西清古鉴》的班簋，铭文记录周王命毛公东征之事，腹部饰没有云雷底纹的阳线勾勒的兽面纹。抛开形制两器纹饰不分仲伯。没有云雷底纹这种纹饰配置在西周晚期偶有见到比如上海藏虎簋。  铭文最后一字最早吕大临释为“析子孙”。裘锡圭释为“冀”，现在大家多遵从于省吾先生释为“举”。目前发现举族青铜器大概200余件，分布而言以安阳殷墟、山东济南长清及费县、陕西西安麟游扶风居多 ，这些地方出土青铜器多是晚商风格。进入西周在甘肃灵台百草坡、北京琉璃河燕国也有发现举族青铜器，此时或是分封各地的举族人遗留之物。举族有人认为是商王室一支证据略单薄，现有材料可证其晚商时期与商王室关系密切，族群规模较大，商王征伐人方重要力量，或为姜姓。晚商时期生活在安阳殷墟及山东长青及费县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山东长青是其发源地。  查到装饰风格类似一只青铜角，配置不见云雷底纹兽面纹，不同处纽约这只兽面纹属常见，有盖子且配置四阿式捉手。从形制及纹饰判断这只角偏晚商。这只没有早期著录，仅是某人收藏，加佣金722，500刀。纽约对商周青铜器拍卖政策比较模糊，没有内陆强烈。 2021年纽约苏记的小子簋铭文记录的是其征伐人方被商王赏赐，其即是举族，加佣金500多万刀被一个云间人竞得，这只簋19年欧洲20万欧落。  泉屋博物馆藏青铜角，铭文“庚申,王在阑,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翌又五.赓册”。铭文末言唯王多少祀是商人记事风格，与商人祭祀制度有关，但典型周人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大盂鼎“唯王廿又三祀”，周厉王自作器胡簋“唯王十又二祀”。如果说大盂鼎主人南宫盂祖先南宫适是归附周人的东方氏族，这个家族金文发现多例用日名情况，而传统姬姓周人不用日名，参见张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说》，南宫氏情况复杂。周厉王胡是周王室，典型姬姓周人，他的器缘何这种辞例呢？目前材料很难回答。熟知普遍性研究特殊性，乐趣在这里。 这只青铜角口沿下饰尖冲上的三角纹，侈口商器多是这种纹饰配置，簋、觚、爵、斝、觯、尊，以助其开阔之势(综论619页，关于纹饰研究目前还是薄弱，有学者纠结兽面纹与宗教有关很难有结果)，当然这不是标配，只是相对多见。要结合其他纹饰结合形制判断器之年代。西周早期侈口器口沿下偶见三角纹。腹部饰两组兽面纹，以细密云雷纹为底纹，三刀形足冲外位置饰省变蕉叶纹(详图见泉屋博古45页)。偶有爵、角三足位置有纹饰，仅凭此不敢断言其是高等级贵族器，但此处有纹饰器更加精美。 宰椃角铭文中的“阑”多认为即郑州管地，这个地名还出现在保利博物馆藏帝辛二十五祀的版方鼎，这只角铭文所言也是帝辛二十五祀在阑地赏赐宰椃。 铭文记武王伐纣的利簋铭文也是在阑，这是武王克商后在阑地赏赐利。宰椃角铭文字太多安排在腹内壁，纹饰配置亦是典型商器。 这只带盖爵在考古博物馆展陈。尾内侧有铭文“辛卯，王赐寝鱼贝，用作父丁彝”。盖内铭文“亚鱼”(鱼在亚形中)。 青铜角有盖子出土一例，1977年陕西陇县韦家庄一西周墓葬出土晚商青铜角，鋬对应外腹壁铭文“亚厷史父丁”。出土青铜器残破普遍现象，埋藏环境原因。这只角修复的状况欠佳。这只角直腹卵底，三棱形足相对略短，虽斜置但无外撇之势。整体这只角紧凑，没有殷墟三期角疏朗秀美。大概殷墟二期偏晚。 这是大都会藏。晚商青铜角。《西清古鉴》收录，后端方藏。不知进入大都会时间与端方旧藏现陈设于大都会中国青铜馆正中位置的青铜禁是否一致。盖子或后配，配的很巧。 1986年河南信阳浉河港乡修筑堤坝时发现的青铜角，有两只同款，分别藏在河南省博物院和信阳博物馆。通高27厘米是目前所见最大铜器角。一同出土还有一只铭文“父乙”环耳簋，一只腹饰四瓣目纹颈部跪卧小牛的失盖提梁壶，饰这类小牛的青铜器多为南方器，我整理过随州叶家山曾国四川彭县竹瓦街都有。一只觥盖，一只盖子其两侧有翘角的短轴卣盖且内有长铭，一共14见青铜器，或许墓葬被毁。青铜角盖与腹内壁同铭文“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即册” 1972年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葬M1出土青铜有盖角，鋬对应腹壁铭文“X父丁”第一字或为墓主私名不识，墓主可能是姬姓密国贵族“泾伯”，此姬姓估计与周王室没有血缘关系。三足有残，器身及盖饰细密的云雷底纹上用细阳线勾勒分解兽面纹，这种纹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比较流行。 西周时期考古发现青铜角极少，目前已知有山东滕州前掌大西周墓地M18 M M119 M120，这个墓地从晚商延续至西周早期，晚商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及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的史族聚居地。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西周初期墓地出土两只青铜角，出土时腹部已经粉碎。典型周人墓葬似乎少见青铜角(西周墓葬出土青铜角需要全部考察这个说法才可确定)与有铭文角多有日名相合。 这是旅顺博物馆藏青铜角盖子，内侧有铭文用日名，商遗民器。所饰卡通状顾首夔纹有小蛇状垂冠。这种形制小夔纹在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折觥及折尊都有出镜，状态都是卡通状，已知折器是昭王时期标准器，可知此父丁角盖也是昭王时期，可见昭王时期是有青铜角的，目前考古及传世器似未见完整器。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有铭文青铜角好像多是用日名的殷遗民作器。把西周这些青铜角作排比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爵有四足，角目前没有发现。上海藏四足青铜角且没有柱，尾部内侧铭文“索諆作有羔日辛肆彝”。右是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商中期四足爵。青铜器难言孤品。四足更美吗？方腹爵也是四足，目前未见方腹角。 左耶鲁大学美术馆藏 右在白鹤美术馆 口部两端半管状流，，随口沿形制而生的盖子两端饰兽首，中间置环钮。腹壁近口沿中部对生伞状柱，短直颈，圆鼓腹，腹部细密云雷底纹上斜格勾连雷纹，三刀片状足外撇。口沿下铭文“长隹壶”。长隹壶或作器者私名，同铭器还有圆腹长颈提梁壶，长颈圆腹尊，腹部纹饰都是细密云雷底纹上斜格勾连雷纹。这组器非常特殊，同铭，纹饰近同。图片这一对器全集定爵，我认为恰当，有学者称其为角，或不妥，已知角都是口沿两段尖尾状。 2007年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M1出土的爵，“旨作”在柱外侧，“父辛觞”在鋬对应腹壁。“觞”可能即所谓爵的自名。这只爵流尾都上扬且较大，深直腹，三刀形足外撇，西周早期风格不会晚于康。 1976年陕西扶风云塘村窖藏出土的一对柄形器，柄圆弧位置有铭文，两器铭文上下连接，上为“伯公父作金爵，用献用酌，用享用孝”，下为“于朕皇考，用祈眉寿，子孙永宝用享 ”。据形制及铭文此柄形器属西周晚期，同形器考古出土还有几例，或即文献所言之“废爵”。 铭文“献”即敬酒，“酌”是斟酒，那这种柄形器是饮酒器？ 故宫藏鲁侯爵，口沿位置未见柱，有学者认为一柱有残皆磨掉。铭文第三子爵的一种写法。深直腹，三刀形足外撇尤甚，形制近旨作父辛觞，器大概康王时期早于康晚，此时鲁侯大概伯禽或其子考公酋，据史记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考公酋在位四年。新入藏国博的康昭之际的垂腹两段式叔尊铭文言鲁侯迁都营建宫殿重新引出早期鲁国都城不在今曲阜之说，多认为即鲁炀公熙迁都曲阜。 考古发掘所见少量单柱爵，从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都有发现，出土地域很广，北到邯郸，南至盘龙城，西到陕西岐山，东到安徽阜南。晚商在中心区小屯，但殷墟一期后未见。仅是偶见，并不流行。单柱爵制作有些复杂，在口沿靠流处设置两个短梁相交支撑单柱，必须多次分铸。阜南这只单柱爵在国博--科技的力量展陈。 小文所言青铜角目前未见自铭器或是青铜角不甚流行，或许其他未知原因，期待考古发现涌现更多材料。 青铜爵在西周中期后基本不见(综论157页)，作为功能一致的青铜角情况基本一致。 1936年安阳殷墟侯家庄东区M1022出土的角形器，这个墓葬是M1400大墓的陪葬墓，时代属殷墟二期晚段。M1400墓主依朱凤瀚先生墓主是祖甲。见《殷墟西北冈大墓年代序列再探讨》收录在甲骨与青铜的王朝315页。这只角形器依墓葬年代器大概属殷墟二期晚段。 这只三足器太特殊，从其兽面纹状态，三棱足内里有凹槽判断器大概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这只器目前是孤品。 在小文收尾检查举族问题时查阅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发现这两只角 鋬内铭文父甲铭文伪作，器上腹直腹壁饰阳线鱼尾兽面纹，下腹出阶宽出上腹壁，这种两段式杯状器身多在二里冈时期爵出现。可见前文所言青铜角有断层为错误的，只是科学考古还未发现这种形制青铜角。参考二里冈时期同型青铜爵的形制，这只青铜角大概二里冈上层一期偏晚，1965年郑州铭功路M2出土近似形制纹饰青铜爵，参见综论880页。参考国家博物馆2022年发表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2022年发掘简报》试论二里岗下层青铜爵西吴壁M16出土的青铜爵定二里冈下层，这只“父甲”角或许可以提前一些。 还是读书不够认真，这只青铜角在综论167页概述角时是第一个图片，综论读了10多遍，随着认识增加每次读都有新的体会。综论朱先生要再版希望早日拜读。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青铜角 鬲腹分裆角罕见，商中期偶见这种形制鬲腹斝，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那只鬲腹斝很著名。这只分裆角口沿下至腹壁都有齿状扉棱，口沿下蕉叶纹尖冲上，腹部云雷底纹上饰上卷角兽面纹，鋬有兽首，三棱足略外撇。从这只分裆角形制及纹饰考察大概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偏早。 亚宪角口沿下大耳兽首，角鋬相对的一面多有这种兽首装饰。两尖尾较长，腹壁略有弧度，饰上卷角兽面纹，平底，三刀状足内里有凹槽，这种这种形制及纹饰大概殷墟二期偏晚。 综上可见青铜角滥觞于二里头后期，一直少量出现，从二里冈至殷墟，商末周初或其繁荣期，至西周早期晚段还偶有使用，以后未见(粱带村M27出土的复古角是另一种体系)。在青铜礼器最为繁荣的商末周初目前所见考古及传世青铜角也是极少的。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收录9只青铜角，陈梦家《美集錄》收录5只青铜角，两部书收录有重叠。《中国青铜器全集》商代部分收录四只角其中三只小文有介绍，西周部分收录三只青铜角，一为岐山贺家村史速角，一为信阳浉河港乡发现的晨肇贮角，一为甘肃灵台百草坡M1的父丁角。材料不多收录必然少。最近这些年发现的诸侯国较完整墓葬北京琉璃河燕国、天马·曲村北赵晋侯、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皆未见青铜角的发表，当然晋侯墓地很多材料未正式发表，从各种渠道所得信息大致是这样。 青铜角其演变过程是完整的，虽不是流行器类，若言在殷墟三期青铜角预取代青铜爵的功能还要更多考古资料证实。青铜角是否高等级贵族墓葬专享需要逐一检阅出土青铜角墓葬的考古报告，这个工作有点繁重，还有何为高等级贵族墓葬标准是什么目前未见定论，墓道多少、墓室面积、棺椁重数、随葬礼器数量，先秦墓葬没有墓志铭只能靠这些来分析。一切结论要以科学考古发掘为依据，若有可考文献支持这个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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