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争论的理论溯源：基于《资本论》与《国富论》的文本比较分析

关夫之 2023-12-01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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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争论的理论溯源：基于《资本论》与《国富论》的文本比较分析

张谡

[摘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是西方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它奠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的出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最终于把资本归于生产费用，而《资本论》把资本归为生产关系，资本发展的历史就是新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国富论》和《资本论》都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作了今天依然具有借鉴价值的评述。文章通过两大理论体系中资本理论的对比分析，挖掘资本争论的理论渊源，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地位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 亚当·斯密；资本；马克思；理论体系

对许多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往往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解释。2013年9月，托马斯·皮凯蒂借用了许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理论和研究视角，出版了法文版的《21世纪资本论》，用资本-收入比，即β=S/G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1]（P13）。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使长期忽视和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界重新开始认真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21世纪资本论》的发表又引发了一场关于资本理论的新的争论，而这场争论至今还在进行当中，难分伯仲。

实际上，从《资本论》诞生之日起，关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大的论战先后经历了四次。两次是关于资本的价值源泉的论战，其他两次是关于资本积累导致资本社会化的论战。恩格斯说：“马克思毕生的两大贡献，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①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能否坚持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理论的主要分歧点”[2]（P10）。能否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核[3]（P28-33）。

资本理论的第一次论战发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一场拥护或反对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的斗争。一派代表人物有马尔萨斯、罗伯特·托伦斯、萨米尔·贝利等。他们认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交换等基本问题。而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则提出了包括机器在内的蓄积劳动创造价值或者畜力和自然力也能够劳动且创造价值。他们不是维护，而是彻底背叛了李嘉图关于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从此以后，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指导，以资源配置效率为中心议题。直到面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凯恩斯另创宏观经济体系，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IS-LM的数量均衡和结构均衡的模型来研究劳动、利息和货币的均衡问题。西方经济学在放弃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约翰·穆勒以大混合的形式最终完成了背离劳动价值论的演变过程，而马歇尔则把价值话语完全驱逐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他们把从生产中探求价值决定的理论统称为生产费用论。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第二次论战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学派占据上风，且第二国际内部发生了关于《资本论》中的“价格转化”学说和劳动价值论的大争论。考茨基、希法亭、布哈林与边际效用主义者庞巴

维克、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等，恩格斯与洛里亚、桑巴特、施米特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和唯物劳动价值论的一场争论，这直接促成第二国际的解体，以及列宁主义及其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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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积累导致资本社会化的论战也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西欧，围绕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以及资源配置有效性展开了论战。这场争论对以后计划和市场相互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了“两个剑桥资本之争”。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中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同时，斯拉法也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也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而二部门或多部门模型的生产函数推出的基本定理不成立。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新剑桥派是遇到了传统“李嘉图-马克思问题，”即李嘉图永久价值尺度和马克思转型问题，马克思生产模型也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而不能扩展到二产品或多产品的生产。这场争论由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生了“滞胀”的新现象，经济增长成为新的中心议题而自动消停。总体上，虽然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论、边际生产率论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等学说都涉及到资本的理论，但西方学界对资本问题主要采取以回避为主，以审慎研究为辅的策略，如奥地利学派用跨期均衡来继续研究资本问题等。至此，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被彻底边缘化，直至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

一般认为，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开始创建的标志。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国富论》认为资本是实物而《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生产关系的认知分歧是所有关于资本争论的理论源泉。从这个分歧的理论原点出发，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当然，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走向也作了不同的预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冬凌草为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含有难分解利用的纤维素与半纤维素。因此，筛选适宜发酵的菌种，对培养基和发酵条件进行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以中药材为主要组分的培养基，释放和产生更多的活性物质。黑曲霉是一种饲用真核微生物，能产生分解纤维素、半纤维素、蛋白质和脂类等物质的酶类，对纤维素具有较强的分解利用能力，是发酵中药的主要功能菌。本实验中以冬凌草为原料，同时添加适量的麸皮作为辅料，接种黑曲霉进行固态发酵时，由于麸皮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黑曲霉生长良好，纤维素酶的活性也较高。

一、《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原计划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的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一部分，但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资本运动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及其走向。《资本论》中的主要资本理论有：商品价值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和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等。

商品价值理论中，价值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模式是：EL+LL=W。其中，物化劳动EL加上活劳动LL（由已支付部分活劳动LL1加上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劳动LL2组成）等于生产商品的总价值W。为了解释价值向价格转化，《资本论》提出了两个数量平衡的规律，即总体的价格=总体的价值、总体的资本利润=总体的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模型中，资本积累就是指在生产中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运动。资本的积累的运行模式是：W+S→W′。即商品w吸收剩余价值s，生产出增值了的商品资本W，并在周而复始、不断积累。这样，资本增值率的公式是：

另外，外贸资本、土地等“非生产性”资本，由于没有剩余劳动LL2的参加，其增值是在流通领域通过参与分配生产性资本的剩余价值，即整个资产阶级参与分配整个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下，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比率”[4]（P45），推动我国社会向橄榄型分配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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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基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上的整个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无偿支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配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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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分配

剩余价值＝再生产+扩张再生产：R=C1+C2 R：再生产C1：补偿消耗的资本（私人）C2：劳动力再生产（现有工人）扩张：E=C3+C4 E：扩张（横向和纵向）C3：增加资本投入（私人）C4：增加劳动力投入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型理论，马克思假设了两大生产部类，即生活资料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提出了社会生产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和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模型。

《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模型是：生产资料部类Ⅰ=c+v+m，生活资料部类Ⅱ=c′+v+ m。其中，c和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实现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条件有三个：I（v+m）=IIc、I（c+v+m）=Ic+IIc、c′=

坚持治河为民促进人水和谐推动治黄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陈小江（24.68）

v+m。其中，c′=v+m是基本条件①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也提出了几个不同的实现条件，通常有：I（v+m）＞IIc论，Ⅱ2（c+v-m）＞Ⅰ1（v+m）论和Ⅰ1（v1+Δv1+mx1）=Ⅱ2（c2+Δc2）等，在此不展开论述。。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型是：生产资料部类Ⅰ1=c1+Δc1+v1+Δv1+mx1，生活资料部类Ⅱ2=c2+ Δc2+v2+Δv2+mx2。其中，Δc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Δv表示追加的可变资本，mx表示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也有三个：生产资料部类Ⅰ1内部的c1+ Δc1能够实现内部交换；生活资料部类Ⅱ2中的v2 +Δv2+mx2能够实现内部交换，并且Δv1+mx1和c2+Δc2能够实现跨部门交换。其中，跨部门交换的实现条件是最基本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认为印度、中国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以，《资本论》中只是分析了中国灌溉设施等公共资本大量存在、生产要素中的土地大量公有的原因②实际上，马克思是通过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来研究东亚的生产方式的，而当时的中国存在大量的土地私有现象，中国大量的皇田和公用灌溉设施等可以认为是公有资本。。马克思通过研究印度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③马克思在1857撰写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三个形态》一书中认为，与古典的和日耳曼的同属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从原生形态的，与次生形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在古代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说，“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俄罗斯农奴制国家的产品），还是未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 （都进入了资本的循环过程）”[5]（P12-18）。马克思的观点对我们今天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分析“新常态”下中国的内需和外需结构以及理解中国国有资本比例比较高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视角。“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6]（p35）

二、《国富论》中的资本理论

《国富论》中对资本的分析集中在该书的第二篇“论资本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分工之前的“预先积蓄”，即消费的剩余，国民的财富就是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的总量。亚当·斯密有两种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收入价值论，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7]（P25）“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7]（P32）“一般用于生产或取得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就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了，在工资之外，还应该加上利润和地租”[8]（P37）。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会使分配关系发生变化。《国富论》的理论体系见图1，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见表2。

图1 《国富论》的理论体系图

表2 亚当·斯密的价值论

社会类型价值量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原始未开化社会耗费必要劳动或支配的劳动现代社会工资+利润+地租收入价值论（斯密教条）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可以简化为如下模型：C=L×V，即资本积累C=劳动者人数L乘以劳动生产率V，分工导致生产者人数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会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

《国富论》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也提出了资本构成与行业的关系。亚当·斯密的资本概念包括自然资本，主要体现为货币。虽然定义不大科学和准确，但与重农主义对资本的划分只限于农业部门的做法，亚当·斯密将其普遍化，具有进步意义。亚当·斯密把生产领域的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而没有论及流通领域的商品资本（它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通资本）。虽然固定资本的价值转移方式不正确，但亚当·斯密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概念也被后人所采纳。

另外，亚当·斯密也提出了社会总资本的概念：包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增

加劳动对象的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增加社会价值。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支配勤劳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之间的比例。资本的增减自然导致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和生产性劳动的增减，“也会促使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增减以及一国人民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减。……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8]（P244）。亚当·斯密主要论述了资本的货币形式及其在流通中的作用。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是：分工论-货币论-价值论或价格论。他的研究路径不科学，对资本的本质的认识是不深刻、不清楚和互相矛盾的。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现象尤其是缺少投资积极性的现象做了今天仍然发人深省的评论。他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对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村产业。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待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7]（P246）。亚当·斯密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居民多，气候多样，物产多样，水运交通大多数很便利，“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加广大的国外贸易，必定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7]（P247）。他认为，“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的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经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以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中国的普通利息，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能够负担这样的利息。”[7]（P87-88）

目前，尽管HAE进展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但有大量基础研究结果显示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参与其进展。HAE的免疫相当复杂，只有清楚地了解了其免疫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寻找抑制包虫感染的办法，从而控制其传播。

三、结论

《国富论》和《资本论》由于时代需求、写作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哲学基础不同，《资本论》的理论科学性和革命性大大高于《国富论》[9]（P13-20）。就研究对象而言，亚当·斯密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立足点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理论假设而言，亚当·斯密从分工开始论述，而分工又唯心主义地归因于人们又相互交易的本性。就研究领域而言，《资本论》以生产领域为主，涉及到了流通领域、横向行业、纵向政府、社会组织和国际市场。《国富论》则以流通领域和银行资本为侧重，以当时爱尔兰社会经济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就价值分配而言，亚当·斯密用分配关系的变化来论证价值源泉的变化，用在后的价值分配来论证在前的价值决定，本末倒置，也掩盖了资本主义价值分配的阶级性，这就是有名的“斯密教条”。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对劳动按性质来划分的标准以及认为生产劳动能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是“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10]（P7）。另一方面，他说，“亚当·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首先，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其次，他又按照联系在竞争中表现的样子，也就是说按照它在非科学观察者眼中、同样也是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人们眼中的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和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是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11]（P181-182）。并且，就实践作用而言，《资本论》对当时工人最为关心的工作日、工资以及机器的应用等问题做了系统和深入地回答，澄清了当时在工人中的自由派工联主义、蒲鲁东主和拉萨尔主义等错误思潮。因此，第一国际著名活动家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将《资本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梅林也将其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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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