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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20世纪之交，东西碰撞，刷新认知、新知迭出。就史学而言，从观念到方法，无不冲击着中国学者的视野，有关东方历史学研究取向，东西方都发生着变化。那么，像王国维这样的学者如何接触到外面的历史学观念，中国学界如何很快跳脱传统史学的旧框架，一些同时代其他学者如何能很快融入东洋与西洋的历史学潮流，在葛兆光看来，王国维写下的《咏史二十首》（1898-1900），可能就是上好的观察与借镜的资料。 ——从王国维《咏史二十首》看世纪之交中国的历史学转向 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风云变幻，经历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之后，君臣上上下下在极度震惊之余，深深地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屈辱感中。在这一年，中国一些读书人先是推动激烈的变法，旋即遭遇惨痛失败，结果人们都知道，六君子死难，康梁逃亡。二十二岁的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就在这一年，进入《时务报》任书记。上海不比海宁，毕竟是风云变幻的大码头，各色人等在这里穿梭，各种文明在这里交汇。在上海的王国维，既经历了外面大大小小的政治变动，也经历了报馆内部的起起落落，封禁与停刊，让他的心情很忧郁。好在他经罗振玉的提携，这一年进了东文学社，跟着藤田丰八，后来又跟着田冈佐代治，既学习日文和英文，也学习各种新知识，开始对汗德（康德，Kant）和叔本华（Schopenhauer）大感兴趣。与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也曾有出国留学的想法，也曾对形而上的玄思特别中意，这是他很快沉浸到西洋哲学领域的原因。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也接触了来自东洋和西洋的历史学，这给他日后从哲学转向文学，再从文学转向史学，很快进入若干“预流”的学术课题，埋下了伏笔。
王国维，中国近代学者（来源：bing.com） 众所周知，日后王国维最终转向史学，而且很快在历史研究领域引领风气。很多人都诧异，为什么他每一转身，都能出大成绩？究其原因，也许和学问精湛的罗振玉引导有关，与他师从过日本东洋史学者藤田丰八也有关。而他所在的东文学社于一八九八年出版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大概也是他能领悟史学前沿所在的一个背景，因为这两本书本身就是日本东洋史学开创新局面的最重要著作。《支那通史》的序言出自罗振玉之手，《东洋史要》的序言则出自王国维的手笔，两篇序文观念彼此相通，不排除他们之间有过讨论（甚至代笔）。还有一点或许不妨一提，翻译《东洋史要》的樊炳清，就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时期的同窗，也是后来同赴武昌湖北农务学堂的同事。樊炳清笔名“抗父”，后来有一篇《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的论文非常有名，作者就署名“抗父”，至今很多人还怀疑，这篇文章是出自王国维之手，因为它和王国维讨论新资料与新学问的《库书楼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这两篇名文实在太一致，而樊炳清在王国维去世后，也还特意为他写过《王忠悫公事略》。这当然是题外话。不过，如果说从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那几年里，东西洋有关东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变化，说到王国维如何接触外面的历史学观念，中国学界如何很快跳脱传统史学的旧框架，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如何能很快融入世界历史学的潮流，我想，这期间王国维写下的《咏史二十首》，可能也是上好的观察资料。那个时候，日本学术界受法国人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初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汉民族以前的中国诸语言》的影响，中国人种与文化的“西来说”和“苗先汉后说”相当流行。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对内藤湖南影响很大的三宅米吉，发表了《ラクウベリー氏が支那古代の开化の起源に就ての说》，翻译和评介拉克伯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看法（《史学杂志》七卷八期），同年，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了《支那太古に关する东洋学者の诸说につき》（《国民の友》287-9），两年后（一八九八），佛学家高楠顺次郎又发表《历史以前印度支那人种及太初同住根源》（《史学杂志》九卷二期），激起所谓汉族中国人“西来说”的大讨论。和“西来说”相呼应的“苗先汉后”说，则认为苗人是中原原住民，被外来的汉人驱赶，逐渐南迁至山区，这个说法，人类学家如研究过苗族高山族的鸟居龙藏，有名的法学家田能村梅士等就很赞成。这些关于早期中国的新说法，也得到了对中国学界影响很大的几位日本东洋史学家的支持，他们的著作都明里暗里地采用这些说法。像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中就觉得，苗人应该是中国“太古土人”而汉人“恐当非支那土人”；儿岛献吉郎《东洋史纲》描述早期中国历史时，说到汉人东迁与中原苗人冲突；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书东洋史》则是把三苗说成是在长江流域对抗外来的汉人，汉人领袖舜帝驱逐苗人“渠首”，却死于途中，大禹治水划定九州，更彻底驱逐苗民，苗人只能退入西南。这些在当时人看来是惊世骇俗的新说，被写在历史教科书里（也包括市村瓒次郎《支那史》和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等），被当作中国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前提。
桑原骘藏（くわばらじつぞう），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代表学者（来源：wikipedia.org） 来自西洋的论述，转手于东洋传到中国，使得一贯相信王朝代代更替、华夏族群一脉单传，而且“三皇五帝到如今”总是大一统的中国学者深受刺激，仿佛所谓“如冬眠之乍逢惊雷，既震且骇”，它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晚清民初对国家、民族与疆域的重新认知。事后想来，很有趣的是，无论对大清帝国有依恋情结的保守派，还是原本激烈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派，对这一新说法，竟然都有热烈的接受者和鼓吹者。前者如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一九〇一）、《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九〇五），蒋智由的《中国史上旧民族之史影》（一九〇三）、《中国人种考》（一九〇五），后者如章太炎、刘师培、邹容、陈天华，都曾经接受这种说法。我以前写过一篇《纳四裔入中华》就讨论过这一奇特的现象。年轻的王国维显然也接受了这些新说，接受新说的时间，没准儿比那些人还早，因为在《咏史》第一首里，他就说到“何当踏破双芒屐，却上昆仑望故乡”，在第二首中又说到“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很明显，这是用诗句转述“西来说”，因为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一开篇论人种时就说了，“（汉族）似于邃古时，从西方移居中国内陆，栖止于黄河两岸”。联想接着遐想，人们开始学会把古代中国史，从传统中原一隅推宕开去，和广袤的世界发生联系，这在当时促成了不少治史新说。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咏史》第七首的王国维自注。在这首诗里，他提到秦地信鬼神，因此人们相信巫觋诅祝之法和宗教的信仰传说，所以“即今诅楚文犹在，乍告巫贤又亚驼”。自注里王国维说：“亚驼者，与亚当（Adam）近，岂秦在西方，已闻犹太人之说欤？”相传宋代出土三种秦人《诅楚文》，分别册告久湫、巫贤和亚驼，其中，秦惠王《诅楚文》中有“告于丕大神亚驼”。“亚驼”，《礼记·礼器》中记载是“恶驼”，乃是被册告的大神之一，到底是不是和“亚当”有关，实在不好说。不过，这种精骛八极、驰骋东西的联想，深受“西来说”的影响，曾经刺激出来很多怪异之论，那时的王国维正年轻，大概也觉得很新鲜。
《秦篆书刻石诅楚文》（来源：guji.cn）
当然，王国维并不只是简单接受“西来说”，毕竟还有点儿耸人听闻。但显然，当时东洋学界流行的历史变迁论，甚至历史进化论，更刺激了王国维。像前面提到的“苗先汉后”说，日本很多学者都欣然接受。诡异的是，这种说法不仅能吻合“汉族西来说”，也能映证历史的“进化论”。为什么？因为如果在文明等级上，确实汉族高于苗族，能战而胜之并占据中国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文明主流，这恰恰证明进步战胜落后的“进化论”和“文明史观”。因此，晚清希望抹平族群差异，主张统治者满族也是中华大家庭一员的改良派接受它，主张“驱除鞑虏”，以汉族民族主义来刺激反叛感情的革命派也接受它。因为接受了这种新观念，所以，王国维在《咏史》中也发出感慨，追思古代帝王开拓文明边界的功劳。第五首中说，舜和禹“髦年未罢征苗旅，神武如斯旷代无”，第四首里更说，失败的苗民躲进深山，这是历史变迁的必然与无奈，“即今魋结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特别是，当时一方面流行使用青铜、铁器是历史“进化”的观念，一方面流行把巫觋鬼神驱赶出去才是“文明”的看法，王国维心里大概对此也很认同，所以，《咏史》里才有所谓“毕竟中原开化早，已闻镠铁贡梁州”（其六）这样的句子。我曾经多次说到，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在有关亚洲和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变化：一个就是重视新发现的新资料，如后来所谓“四大发现”即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另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就是关注“西域南海之学”。欧洲的雷慕沙、沙畹、伯希和，日本的那珂通世、林泰辅、白鸟库吉、桑原骘藏、藤田丰八，之所以成为东方学或东洋学的领军人物，就是因为他们都在这个潮流的前头。
那珂通世，明治时期的东洋史学家（来源：wikipedia.org） 王国维虽然那时还没有真正进入历史领域，但由于东文学社的因缘，也正好站在这一潮流的边缘。我手边有一本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这本书里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把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有关考古、探险、历史、文献的大事也附记在年谱中。比如：一八九九年，殷商龟甲兽骨文字始出土于河南安阳县之小屯。（23页） 一九〇〇年，斯坦因由印度到新疆天山南路，以和阗为主，从事调查与发掘，于尼雅河下游废址，得魏晋木简数十枚，又得残佛经写本及奇异印本等多种以归。（25页） 一九〇二年，王懿荣之子翰甫售出所藏古器物以清夙债，甲骨文千余片最后出，悉数售与刘鹗。（29页） 一九〇三年，罗振玉助刘鹗校印《铁云藏龟》六册。（30页）
这让人看到，二十几岁的王国维正好就身处这种大发现与大转型之中。读王国维《咏史》，你会惊讶于，尽管那时他还沉湎在哲学玄思之中，就像后来罗振玉在他去世后说的，那时候他“尤喜韩图（即康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海宁王忠悫公传》，载《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丁戊稿》中），他却对这个历史学大趋势非常敏感。在《东洋史要·序》中，他接受了日本学者如那珂通世有关东洋史和西洋史的划分，读同时期他写的另一篇《欧罗巴通史序》（一九〇〇），可以看到他对历史研究不得不分东洋与西洋的无奈，“可为两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上公共之材料者，除蒙古之西侵与近世欧人之东略外，数千年中，殆无可指之事实，故历史之分东西，亦所不得已也”（《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文编”，4页）。而对于“亚洲”，即日本学者所谓“东洋”，王国维尽管承认“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但他也敏锐地注意到，绝不能割断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也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亚洲大背景下，放宽历史的视野。因为他看到，纳入西域南海之学的东洋史，正好和传统的国别史“异其宗旨”，选取了历史上东方诸国互相影响的资料，“研究历史上诸国相关系之事实”（《王国维全集》十四卷，2页）。应该说，王国维的观察相当敏锐，当时日本东洋史学界，恰恰最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把东洋（亚洲）看成一个历史世界，前面提到的日本学者风靡一时的历史著作，都是这一潮流的体现，而藤田丰八正好就是那时候直接影响王国维做学问的人。所以，在王国维的《咏史》二十首中，佛教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的流传，汉、唐与匈奴、突厥的冲突，以及华夏与波斯、大食的关联，乃至明代抵抗倭寇与丰臣秀吉之入侵，都进入了王国维的东洋史视野，这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历史。在《咏史》中，既有汉武帝扩大疆土的“绝大漠”“下牂牁”（其十），也有所谓永平感梦、金人入汉而佛教东传（其十一），更提及唐代全盛时期，“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其十七），以及蒙古起自黑水金山，“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其十九），最后也有明代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卷舒八道”和明鲜联军大胜的“碧蹄”之役（其二十），甚至还提到这一事件与清代崛起的关联。显然，王国维心目中的中国史已经不再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而是华夏与四裔的“东南西北”史（“东南西北”，是市村瓒次郎对白鸟库吉所治东洋学领域的说法）。我猜想，如果那个时候他就有心写“中国史”的话，最终写出的，大概是类似日本学者的“东洋史”。这一超越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新视野，不仅与他接触藤田丰八有直接关系，也与阅读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之类著作密切相关。
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来源：douban.com）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其十二）这一联。据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说，他是在“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大惊异”，才特别注意到王国维的，“遂拔之俦类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这件事情，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里再一次提到，只是加上一句“乡人（罗振玉）一见奇之，而观堂（王国维）殊不在意”（《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359页）。为什么仅仅看这一联两句，罗振玉就大为惊诧？无非是王国维在东洋新史启迪下，已经注意到中外交通，把原本局促于中国一隅的眼光投向了欧亚大陆，这一点，显然呈现了这个年轻学者的大见识，也显露了这个未来史家的大格局，这才引起罗振玉的格外注意。超越中国谈论历史，这是当时一个学术趋势。我曾经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这部讲义中说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洋人注重西域与南海，包括蒙古、中亚、朝鲜、琉球、东南亚与中国新疆、西藏、东北、台湾，也注意东西交通，包括古今东西往来陆路与海路，即所谓“丝绸之路”，也包括传教士东来的种种事业，如宗教的传播和知识的译介。而对中国影响最直接的日本学者也同样追随这个潮流，像那珂通世关注蒙古之学，藤田丰八精研西域南海，桑原骘藏熟悉东西交通。其中，作为日本东洋史学界这一趋势的标志性事件，是一九〇〇年白鸟库吉以《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和《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两篇论文在赫尔辛基世界东方学会上宣读并引起轰动，这使得日本东洋学开始进入国际学术之林。注重中国的四裔，关注欧亚之间的交往，成了日本东洋学的时尚，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一九一七年桑原骘藏在《东洋史研究所感》一文中，就曾经提到他自己最关心的研究前沿：一个是张骞与西域，另一个是蒲寿庚与宋元东海的研究。前者涉及匈奴这一种族名称的起源、月氏与乌孙、大月氏迁徙中亚的时代与地点、贵山城的地点等问题，他列举了白鸟库吉与藤田丰八的争论；后者包括南宋末年提举市舶司的设立、福建的外国贸易船、阿拉伯人在中国，甚至还涉及聂斯托利教徒及烈、九世纪阿拉伯人提到的Kantou（江都，即今江苏扬州，一说安东，即今河北卢龙）港、广州的番人和番塔，等等，他提及了藤田丰八和自己的研究。特别是，他更提出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唐代与西域的关系，中国东北、朝鲜以及南洋的问题。他觉得，西洋人虽然厉害，但是往往也有纰漏，日本人完全可以迎头赶上甚至并驾齐驱。在文中他自负地说，法国的沙畹虽然号称欧洲汉学第一人，但却译错了《项羽本纪》“书足以记名姓而已”这句话的意思，也搞错了《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中所谓的“车离国”（《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539—548页）。显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无论是日本的东洋学还是欧洲的东方学，都在这些领域中彼此竞赛，而这些消息随着《支那通史》《东洋史要》等书的译介，开始搅动中国历史学的一池春水。虽然在那个时候，王国维还沉浸在对西洋哲学的兴趣之中，这些新见解还只是偶然所得，《咏史二十首》也可能只是兴之所至随笔而为，所以罗振玉才说王国维自己“殊不在意”，不过，这种年轻时代的刺激和启迪，也许，真的就是后来他转向历史学，并且和西洋、东洋学术前沿开始对话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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