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 原文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7页。 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95～196页。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孔子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品读解析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孔子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孔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才能大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综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孔子 为了响应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 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刘少奇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孔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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