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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常小琥 我是在北京白纸坊西街长大的，儿时在那里过着无所事事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直到毕业找工作，我才离开。所以说，我其实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区别不大。这也造成了我的极度晚熟，无论是哪个方面，比如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无所事事并且能感觉到美好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我的小学在白纸坊西街偏东，我家住在西街偏西。每天一放学我们撒丫子就往家跑，这样才能赶上北京台播的《圣斗士星矢》。我家距离稍远，所以每次都赶不上开头五分钟，那五分钟里发生了什么，要等到第二天上学，在早课间听一个叫于博奇的家伙讲给我。由于我太想知道了，其他同学还总围过来插嘴，于博奇就更来劲了，那五分钟能讲两个课间，有的情节也跟我后面看的接不上，我就怀疑有他瞎编的成分。直到有天我使出浑身力气往家跑，居然赶上了动画开篇，那可是我拼命跑出来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于博奇知道后，他说你绝不可能赶上那五分钟，那个距离你是到不了家的！即便我说出那五分钟的情节，他也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我可以不再经他讲述，独自去理解那五分钟了。而且如同宿命一般，现在的我仍然在这条路上，寻找那不被人承认、不被人理解的时间。后来我的小学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里，白纸坊的孩子要到当街坐公共汽车，坐到牛街南口。两站地之外的世界，对于孩子们可称得上遥远，好在我们会自发结伴而行，你就不会觉得害怕。某天早上我跑到车站，发现车来了同学却不往上挤。我没来得及多问，用力一蹿就上去了。当车门啪叽一关，我站在铁台阶上，看到同学们都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很快，公交车到了牛街南口但没有停的意思，而是直接开到了下一站，我两条腿哆嗦起来。我带着哭腔甚至是祈求着问售票员，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她爱答不理地说，礼拜寺。礼拜寺，仅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我却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我两手攥紧书包背带，担惊受怕中双脚落地的一刻，眼前全是留长胡须、戴白色圆帽的人。他们五官立体，穿着对襟长衫，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边走嘴里边念叨着什么，路两边还摆满我从没见过的糕点和器物。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更不知道当天是回族的古尔邦节。只记得我仰着脑袋，独自站在街中间，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书包。你能想象那个八岁的孩子有多绝望吗。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国度，连头顶的树都变得无比高大。我早已忘了学校的方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后，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秘香气。当我意识到周围的模样逐渐熟悉，这才稍稍安心，我知道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我居然走回了学校。一进校门，大伙儿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把我围起来。于博奇说，我们以为你走丢了，我正要告诉老师你再也回不来了。我当时还讲不出什么，无法告诉他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但他说得没错，我确实走丢了，至于我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没有事发生，我把它归结为某种神迹。那时我和表弟常去印钞厂里洗澡，俩人谁都不愿负责装毛巾肥皂的塑料筐。那是个浅绿色的塑料筐，有两个提手，拎久了还拉手。我们便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于是，每到周末，两个秃小子一人拎着塑料筐的一个提手，以同样的步伐，并肩走在厂区里，大兵们见了都要多看几眼。由于表弟高，我个头矮，所以塑料筐里面的肥皂和毛巾总会掉出来，有次掉的是一大瓶蜂花洗发液，砸我脚面了，生疼。带着深深的满足感，我们洗完澡，总要站在澡堂门口吹凉风。我告诉表弟，一人拎一边实在太丢人了，不如来时我提，回去你提。表弟说行。很快他发现，这样明显自己吃亏了，因为我们进厂时直奔澡堂，但洗完出来，总要在厂区里乱窜。我们要爬树，要品尝花坛里的一串红花蕊，要在干涸的泳池里扮演圣斗士，或者在警卫连的兵营里，和那帮大兵摔跤。那也是我最神气的时候，而表弟无论干什么都要提着个塑料筐，跟在我左右。每当他也想爬树，也想玩双杠，或者从泳池跳台上往池底看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你，别忘了拿好塑料筐。他终于明白过味儿了，提出拿塑料筐的顺序应该变一变，但是我提醒他，别忘了谁是哥哥。有时我们玩的时间远比洗澡还要长，甚至天都黑了，他累得恨不能把塑料筐挂在脖子上，有几次还故意扔到地上，踢了几脚。直到有一天，不仅来的时候是我提塑料筐，洗完澡我也主动拿筐，因为我带了个照相机出来。暮色降临，厂区的地下管道在检修，我们不得不绕路。沿着一排迂曲的游廊，闻着被翻起的土地和松树混合的湿气，我们走到从未去过的印钞车间，那是真正印钞票的工作区。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慑力，不仅身体发冷，还有了尿意。走到高耸入云的虎皮色水塔下面，眼前已接近一片昏黑，只能听到凌乱的凉鞋声。“给我看看照相机呗，让我按两下。”表弟说，“我帮你拿塑料筐。”我说那可不行。虽然这是一部傻瓜相机，但是里面有宝贵的胶卷，按两下可贵了。又走了一段路后，天已经全黑了，如果想拍出人影，需要用闪光灯，我告诉他，电池可贵了。表弟不再说话，虽然他比我高，脾气也比我差，但是他沉默了。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只好答应他等走出厂区，我们就在大门口拍照，那里有很亮的灯。我们一人按一下，也不废电池。可是我们越走越不认路，这才明白印钞厂太大了。我们能听到奇怪的鸟叫，还有那座标志性的德式钟楼，“咣当咣当”响个没完。我们终于走出厂区，不过是朝着家的反方向，一直走到了大观园的南门。“能拍照了吗？”表弟问我。我们确实需要庆祝一下，至少看到大马路了。我仰起头，看着面前那块刻着“补天遗”的巨石，决定我们在这下面给对方拍一张。我正指挥表弟，怎么借助月光拍照片，却听到身后有人朝这边说话。是个大人，个子不高，但是个大人。我记得他的脸很白，眼窝深陷，双眉浓重，声音有些沙哑，而且还穿着一身黑衣。我和表弟早吓得不知该说什么。“给我看看。”他伸手向我们要相机。看着他那副样子，我真后悔带相机出来。觉得如果交给他，一定会被抢走。终于我还是从表弟手中拿回相机，交给了他，这时表弟紧紧贴住那人身边，怕他抢走。然而那人看了看却乐了，他说你们没开镜头盖呢！表弟看向我，我还死死盯着我的相机。随后那人拿出纸条，用笔在上面写了一串文字。“这是我的店，你们要是真想学摄影，来这里找我。”他对我们笑着。他把纸条和相机一起还回来后，我和表弟撒丫子就跑，我的凉鞋都跑到脚跟后面去了。那几乎是我第一次与外部社会产生某种联系。虽然纸条早就扔了，可后来我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叫住我们，还让我们找他。直到长大以后，我还是会想，他应该知道我们太小，是不可能去找他学摄影吧。在某个夜晚，愿意给两个傻孩子写电话号码，愿意和他们聊聊摄影的人，可能他也在寻找自己的路吧。我再一次走失，正是面对着家门口，那时我已经懂事了。但我还是弄不懂，自小便在姥姥家长大的我，怎么忽然进不去家门了。我亲眼看着姥姥在当街喊：“听你妈的话，回你自己家去吧。”我看着她的脸，却听不懂她的话。即使在我后来最无助的时候，依然被这个家拒之门外。因为我的晚熟，对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自然一无所知。那似乎只是告诉我，你该长大了。印钞厂的保安把我撵出来，姥姥家的亲人们把我撵出来，可是我没有长大。当我搬离白纸坊，我举着那个傻瓜相机，对准自己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成员——床、沙发、书架、电视机、折叠桌和酱油瓶以及肥皂盒——毫不吝惜地按下快门，并且全程打开了闪光灯（可想而知，洗印出的照片和作案现场一样）。我想把这里的一切放大后印在心里，为此我甚至对着每一个房间跪下磕头。我依然一次次地回来，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这条街上游荡。可是我没有长大。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习惯——总要把白纸坊那一带走上几圈。我无数次经过和表弟打闹的巷子，经过槐树下姥姥家的窗前，经过富丽堂皇的印钞厂大门，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证明，我没有长大。至今我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窗子感兴趣，对黄昏日暮时，映照着万家灯火的窗子感兴趣。那些如梦似幻的光线向我转达着，人们吃饭时在谈论着什么，或者为了什么感到忧愁。你可以从外面轻松走过一栋塔楼或是一片幽深的院落，但是几平米的房间内却是某人的整个世界。摆放在书桌上的物品次序，墙壁上的水渍和熏黑印记，茶几与扶手椅上的木纹，以及客厅里的煤烟和潮气，窗子里的神秘世界永远吸引又阻止着我。所以不断地了解和探索白纸坊，成为令我着迷的事。我读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读王鼎钧的《昨天的云》，看他们以赤子之心去写儿时的感受和梦境，去追溯父母辈那令人心碎的过去，他们平静又坦诚的文字令我也有了书写《如英》的念头，或者说令我意识到，从很久以前我就注定要写这本书了。对于白纸坊，对于父母的人生，对于那些家庭内部的不解之谜，我抱有太久的幻想。于是在长达三年的访谈中，要以写作的名义与父母交流，我才知道他们是“六九届”知青，才真正知道我是知青的孩子，才知道他们对过去的苦难与不甘守口如瓶。正是由于极度晚熟，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和判断。我只能向他们反复追问过去的人与事，追问那些细节、动机和各种可能，我只能相信他们。直到母亲在我面前抽噎落泪，直到父亲沉默不语，我才意识到自己拨动的伤疤有多深。我的父母，或者说有着相似经历的一代人，从未真正地融入过社会环境。他们永远活在一种不合时宜的处境中，用尽全力也无法弄懂这一切，无法让自己被人接受，无法获得尊严。他们是被家放逐的一代人，被家诅咒的一代人。我在儿时看到的很多事情，很多选择，以及很多问题，随之也都有了答案。于是我知道了我的晚熟、我的坚忍、我的愤世嫉俗，我的自私、我的狡猾、我的反复无常，这些是从哪儿来的基因。我也知道了这些是我永远逃离不掉的底色。但他们与我不同，他们从未想过重回白纸坊，那里是他们的伤心地，或者说，家便是他们的伤心地。我的追问一度也激起他们对我的反问，令他们向我寻求答案。我仿佛看到他们始终也没有走出那片伤心地，仿佛看到的全是无望的答案。即便如此，写《如英》的过程艰难却也幸福。那段日子里，我不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纸坊，还可以与从前身边的人重见。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不曾说过的话，我在这本书里帮他们说了。他们错过的人，我在书里让他们再度相逢。那些无法化解的误会与遗憾，我在书里替他们解释了。至于他们永远走失的那个家，我也在这本书里，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去。当我听到伤害过我父母的人说“那都是时代造成的错”，我为他们感到可悲。我觉得苦难与记忆不该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也许你认为某些人一生的追求或者难以触碰的痛苦，是过于渺小甚至荒谬的，某些人的人生是简单到不可理喻的，但是谁又能界定，多大的苦难才是苦难，多复杂的人生才叫人生呢？我认为即便是令孩子伤心的小事，即便是时代造就的无数重复的苦难，但它降临到个人头上，都不能因为渺小或者重复，就不值一提，就可以删除。理解苦难，书写记忆，是不是小说家的必要素质？我不敢说。我倒是看到太多人利用机会展示自己，以被许可的身份，奋力地舞弄着他的沉默，我为此感到羞耻。我甚至对于小说家这个身份感到无聊，我可以什么都不是，我可以永远做个在家走失的孩子。
打小儿如英就爱冲在前面，老师为了灭她的威风，总玩儿队首变队尾的游戏，她只好往另一头跑，谁想又一个转身，队伍就朝反方向走了。很快这游戏她就玩儿了一辈子，直到队伍越排越长，直到她跑不动了，也没人再冲她乐，都怕被从队里甩出去。等她明白过来时，已经很晚了。 日暮前，夕阳洒进玻璃窗，仿佛落下金色尘埃。如英看向远处印钞厂的哥特式钟楼，那黯默中拔地高耸的姿态，她也随之定了定神。那是她的印钞厂，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她记得爸在那里站岗，记得每一栋楼的用途，记得每一棵树结的果子。 别看她在佳木斯如鱼得水，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才发现从前的菜地、坟地和坑洼地，已成了充满金属味道的工厂丛林。纵横交错的三街六巷，每拐进一个路口就有好些鎏金锃亮的牌匾。除了印钞厂，沿护城河向北还建有拔丝厂、象牙厂、珐琅厂、雕漆厂和钟表厂。在第三服装厂门口，中午车间下班，如英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工们挂着口罩、身穿蓝大褂，从飞舞的鹅毛中鱼贯而出。 她和周笑同时在白纸坊一带游走着，像是两只被队伍甩掉的蝗虫。报国寺旧货市场门前，宽窄不齐的粉房琉璃街那一溜国槐树下的碎影里，下斜街几间高出地基的灰色旧屋旁，尘土飞扬的菜户营西街三岔路口的冷面馆外，或者在头发胡同与佟麟阁路交汇处对面，国华商城门前那片繁华的人群里，两人也许会擦身而过。 车子徐缓地从白广路北口开过枣林前街，金色熙光透过树隙筛落下来，一路追踪两人的脸。两旁的槐树和马缨，编结出繁翳葱茏的网，令周围顿时沉静，如英只听见周笑指给她儿时光脚踢球的“宣体”、粘知了的万寿西宫那个土坡、看杂技演出的盆儿胡同、逮蝌蚪捉蜻蜓的陶然亭、游泳的青年湖，以及前身是崇效寺的白纸坊小学。那些地方同样也是如英的精神故园。 这个家有点儿奇怪，男人像流水，女人像火药。夫妻俩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被各自家庭放逐的人，只好都带着某种执念活着。这应该是世上最悲伤的事情了——你的家人永远不想见到你。 她被练就出的牺牲精神令自己早已习惯了忍受，同时那与生俱来的抗争性又永存在身体里，所以她固执而天真地把生命和灰大楼与印钞厂锁在一起，直到她被熔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尽管清明节的正日子已经错过，但是在第二天凌晨，夫妻俩仍然整装待发，骑着自行车，循着记忆上路。他们的车很破旧并且挂满泥磕巴，骑起来链条更是咯噔咯噔地响，像在互诉衷肠。不过夫妻俩结伴而行，又令一切显得无比平静。 活动嘉宾
方清平 相声，小品演员，编剧 徐晨亮 《当代》杂志主编 常小琥 作家 主持嘉宾 胡小家 文学编辑 活动日期 2023年5月27日（周六）15:00-17:00 活动地点 RENDEZ-VOUS 活动地址 DT51 3F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98号院1号楼 活动费用 免费 活动当日凭报名短信进场 报名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报名页面 白纸坊、崇效胡同、印钞厂、里仁街、右安门、南横街、自新路、陶然亭、宣武体育场、盆儿胡同、枣林前街、万寿西宫、鸭子桥、南线阁、铁匠营、半步桥、虎坊桥、南樱桃园、白广路电影院、南菜园…… 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得主，80后实力派作家常小琥长篇新作《如英》，以醇厚洒脱的京味笔调、纵横交错的记忆弧线，重绘原生城市地图，这些折射着岁月光泽的地名，成为新的文学地标，让北京“南城”这一独具色彩的文化地理时空，浮现于读者面前。 常小琥曾以小说《琴腔》《收山》蜚声文坛，茅奖得主金宇澄赞许他的小说“京字京韵，细节风景深入骨髓”。潜心多年完成的新作《如英》，深情回望母亲颠簸又强悍的人生，以子一辈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北京南城女儿的奥德赛之旅。他探秘父母一辈被原生家庭放逐后重建生活的历险，更用精准丰沛的细节，为四十余年间人们的衣食住行、歌哭悲喜、牵挂和冀望，留存下一帧帧快照，以此抵抗时间的侵蚀。 题为《在家走失》的小说后记中写道：“写《如英》的过程艰难却也幸福。我不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纸坊，还可以与从前身边的人重见。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不曾说过的话，我在这本书里帮他们说了；他们错过的人，我在书里让他们再度相逢；那些无法化解的误会与遗憾，我在书里替他们解释了。至于他们永远走失的那个家，我也在这本书里，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去。” 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评价：“就是'在家走失’这句话，让我有了阅读《如英》的愿望。这部小说像是当代生活的史记。如果没有这样走心的青年作家，五十年间的许多事有一天会被遗忘。” 2023年5月27日（周六）下午15:00-17:00，著名演员、编剧方清平，本书责编、《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与作家常小琥做客DT51 RENDEZ-VOUS，聊聊《如英》中的文学地景与南城记忆。 相声、小品演员，编剧，北京青门海派创始人。粉丝称其“冷面笑匠”。2010年因参加第五届CCTV相声大赛，表演单口相声《幸福童年》一炮而红；2013年2月初登央视春晚舞台，同年3月，因担任BTV《脱口而出》主持人而广为人知，后一直活跃于各类晚会的舞台。参演电视剧《老酒馆》《生活有点甜》《乞丐大掌柜》等，并参与创作多部剧本。 《当代》杂志主编，本书责任编辑。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作家，《如英》作者。1984年生于北京。已出版长篇小说《琴腔》《收山》《如英》等，中短篇小说见《当代》《收获》《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同时参与过多种影视剧本创作。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佳作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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