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是否想过，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普通人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低下和可怜？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命运掌控在统治阶级的手中，时时面临着来自上位者的践踏和夺取。那么问题来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里，底层民众的生命就真的与草芥无异吗？  一、起源于奴隶制，蓬勃于商周——活人殉葬的野蛮开端(一)奴隶时代萌芽的残酷风气 中国历史上的活人殉葬现象，可以追溯到起源于奴隶制的夏朝时期。考古发现，在可以确定的夏朝范围内的陕西渭南邠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部分陪葬墓出现了疑似人殉的迹象。这表明在当时的夏朝统治阶级大奴隶主中间，已经开始有人要求死后奴隶殉葬陪葬的行为。 这一风气之萌芽，也正体现了奴隶时代开始形成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性质。在那个时代，奴隶主们实际上拥有对奴隶性命的绝对支配权，这为日后更大规模的人殉风气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奴隶主层看起来还比较低调，内容于带走几名奴隶“殉葬”，来满足死后享受荣华富贵服务的虚荣心理。然而这一萌芽期的活人殉葬现象，也预示着这个国家等级制度的进一步迈入齐家下里奴隶时代，统治者将获得更多践踏底层生命的可能。 (二)商周时期人殉风气之盛行 中国历史上活人殉葬盛行的第一个高峰期，则出现在殷商至西周的这一时期。可以说，在这个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统治阶级为满足自己荣华富贵的幻想和虚荣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活人殉葬。 作为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殷商朝统治者，他们建造的规模宏大而神秘莫测的皇陵地下，就深埋着被活生生殉葬的大量鲜活生命。这些不幸的奴隶、妃嫔甚至工匠们，成为了商王墓中绝密而残忍的祭品。 如在 1976 年，考古学家发掘殷墟妇好墓时，墓中发现了16具明确的殉葬者遗骸。这意味着，这些不幸的奴隶们甚至妃嫔们在完成了为妇好修建墓室的任务后，还被活生生地摁入了墓穴，忍受了长达十几天的苦痛绝望才最终毙命。过程中的惨烈超乎想象。 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专家们又在多座商王级别墓葬中，发现了活人殉葬的证据。其中，在一座被认为可能是商王相的墓中，竟然掘出了164具殉葬者的骸骨！这标志着在商朝历史上曾有一位商王，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殉葬了164名活人！ 在辉煌一时的商代名人曾侯乙墓中，也发现了21具明确的殉葬者遗骨。曾侯乙在世时以编有巨型编钟组而闻名，没想到他在为自己修建墓室时，也要如此残忍地动用21条活生生的性命！  可见在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普通人和奴隶的生命就如同草芥，可以为统治阶级的一时幻想和虚荣而轻易剥夺。由此也可以理解，殷商末期短短百余年里，光被活生生殉葬的奴隶就高达一万四千多人！ 与殷商毫不逊色的是西周诸侯们。据《史记·卷三十二·晋世家》记载，晋国大夫齐武公死后，其妻子要求殉葬。最后齐武公的墓中竟发现了惊人的159具殉葬者遗骨！这标志着光是齐武公妻子要求殉葬的奴婢和侍女，就高达159人之多。 而在另一位名为齐湣王的诸侯墓中，也发现了更加骇人的现象。该墓仅一位齐湣王的妃子的殉葬坑内，居然发现了160具骸骨！表明这位齐国妃子要求及参与的殉葬者，竟然有160之多。这在当时也可谓是极为罕见的残忍和奢靡的行径。 由此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诸侯阶级参与和推动活人殉葬活动的热情不减。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荣华富贵的幻想，完全没有顾忌大规模剥夺活人的性命。  二、改革创新，式微复苏——魏晋到明清的人殉沉浮(一)秦汉改革活人殉葬制度 经历了殷商和西周时期活人殉葬的野蛮高峰，这一严重践踏生命的风气在秦汉以后的数百年间得到一定的遏制。使其不再像先前那样肆意妄为、无法无天。 这一转折的最直接推动力量是秦朝在活人殉葬上的制度性变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修建自身的茂陵和筑造地下军团兵马俑的过程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括盈尺，下刻征战图形”“作技工、臣仆百官文武备物” 却明令禁止以任何活人殉葬。  这样一种用各类模型和陶俑替代活生生的万物、人像的陵寝建造技术革新，被视作秦始皇的一大功绩。因为它在根本上消除了活人殉葬的必要性，从法律制度上遏制了这一野蛮风气的继续发展。 在秦朝以后，大多数朝代的君主们也以秦始皇的作法为榜样，将活人殉葬行为切实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其中最典型的是汉武帝的一次举措。据《汉书·李延年传》记载，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李延年之母过世，李延年自己要求母亲活人殉葬。 这一要求被奏报给汉武帝后，汉武帝大怒，立即下令严惩李延年。这种来自皇权的严厉制裁，想必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社会上殉葬的风气。  (二)风气减弱与短暂复苏的循环 在秦汉之后的多个历史时期，尽管活人殉葬并没有完全绝迹，但其发生的规模和残忍程度却大幅减弱，呈现出一种逐步改良的轨迹。 其中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殉葬的人数出现了显著缩水。如考古专家在发掘三国吴大帝孙权的墓时，发现了4具殉女的骸骨。相比先前的数百人殉葬，这无疑已经是一个进步。 一些统治者也尝试引入了“自愿殉葬”这类更为宽松的手段。如在发现的一口被认为属于北魏太武帝的墓葬中，就有“愿从者从，不愿者勿强”的“仁政”令牌出土。这表明一些君主也在尝试减少对生命的践踏。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时活人殉葬已较为少见。只有极少数似北宋神宗这样的皇帝，在临终前仍要求一两个宠妃殉葬。 不过好景不长，活人殉葬的风气在元朝和明清时期又出现了反复的短暂复苏。具体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一些嗜杀成性而又迷信的统治者个人行为。如: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其世子海山嗣位，为修建父亲的陵墓而兴风作浪。《元史》中记载，海山“登基即饿死宫人，意在修茂陵”。这标志着这位世子在位期间为修建陵墓，大规模滥杀无辜百官和妃嫔们。  而在明朝万历年间，明神宗的母亲配飨太后过世。明神宗要求数十名宫女和太监殉葬。而他的儿子、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期间，也沿袭了这种活人殉葬的做法。 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和清世祖康熙才对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说不。英宗是在亲历母亲活人殉葬后，下决心禁绝这一风气。而康熙则是在登基后不久，就采取果断手段，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活人殉葬行为。 这两个君主和他们的仁政，真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逐步根绝活人殉葬的先河。  三、古今对比，幸与不幸的生命边界(一)生死边界上的宿命和自由 今天读完中国古代皇帝活人殉葬的绝密历史，作为后世的读者，我们自会抱以了然和庆幸的复杂心情。虽然那些被活埋的可怜人已经长眠于历史尘埃里，但那段荒唐而痛苦的经历，仍然在时空的长河中向我们此刻传递着警示。 警示我们不要迷信于所谓“天命”和“宿命论”。因为在那些被动地、没有选择地走向墓中的妃子和奴婢们身上，其实正是太多的偶然和必然的汇集。 比如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或奴婢，你无权选择出生的年代和地点;比如作为一名商周妃嫔，你无法拒绝嫁入皇室这一宿命;你也无法抗拒身后的权贵对你生命的随意支配......就这样，种种偶然和必然汇聚到一起，最终构成了那悲哀而荒谬的一生。 然而同一历史长河里，也诞生着另一类宿命的反面——那些主动选择面对生死边界，并改变了自身命运的英雄人物。如秦始皇制定陶俑代替活人殉葬的制度;如汉武帝严惩李延年要求母亲殉葬的行为;如明英宗和清康熙明确废除人殉的野蛮行径。 他们正是生命自由的化身，选择迈向光明，也指引着百姓走向光明。这与那些被动赴向生死边界的可怜人构成了历史命运的鲜明对比。 (二)古今的生命价值观 读过这段历史的我们，也许会更加庆幸自己生存的时代。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生命和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我们终于有机会过上不被人恣意践踏的，有尊严的人生。这一进步无疑是人性向善和向光明发展的结果。 在古代，由于等级森严的老社会的束缚，再加上“君权神授”等思想的制约，普通百姓的生命常常是那样的卑微和苦短。他们随时会成为上层统治者享乐和虚荣的牺牲品与祭品。这种近乎非人的压迫状态，也正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 当今中国法治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价值观，为广大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定与幸福。这与古代“妇人祭一具，殉人二十八人”的惨状形成了最鲜明的反差。我们感恩生于今日，也更应自觉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三)古今生命尊严的向光发展 历史并非定势论，文明也绝非必然只知进步而不知退步。生命的尊严在各个历史阶段都面临可能遭受不同程度践踏的危机。 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生命价值，很大程度上依靠先贤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换来。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懈怠和侥幸，必须自觉捍卫这种来之不易的生存状态。这不仅仅是对先人的感恩，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任。 在古代，能在制度层面阻止和禁绝活人殉葬的，永远是少数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而今天，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应当承担起这份光荣的使命。通过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来共同丰富和守望全人类的生命价值体系。 结语当历史的车轮越滚越远，生命的尊严在演化中也将被赋予更加丰富和光明的内涵。到那时，人们会更加理所当然地享受生而自由和平等的天赋人权。这种进步的本质驱动力，正是人性向善的本能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实现的结果。 所以，历史虽不能断言必然美好，但前进的道标却是显然清晰的。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生命已经由古代的草芥逐步演化为不可侵犯的神圣，这无疑是一种昭然若揭的进步。让我们就理当为此继续前行和努力奋斗，以让这种进步之势得到全面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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