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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流行一句话叫“地瓜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当银行。”这确实是那个阶段的真实写照。那个年代没有水利条件，只能靠天吃饭，旱作庄稼中唯有地瓜高产，且不大怕旱。只要不是雨水特多导致瓜秧狂长反使地瓜长不大外，一般年景下会保住亩产千斤左右产量，晒干后可得瓜干三百来斤。而小麦和玉米在好的年成，两季的亩产加起来也就在二百斤左右。所以低产的原因一是没有优良品种，老是用代代相传的老种子，二是土地太贫瘠了。为了填饱肚子，生产队只能首选种地瓜。天天天年年年地吃地瓜、吃地瓜面。人们都吃厌了，有些人吃得成天烧心返酸水，重者得了胃溃疡。因此地瓜成了人们十分厌恶又唯一可依赖的主食。讨厌归讨厌，还老是离了它不行。久而久之，地瓜两字就成了“质量差、讨人烦”的差评概念名词，并且还借用移植到念书不行的孩子身上。常有人说：“你看某某谁吧，他不好好念书，长大了脱不了就是吃地瓜蛋的。”随之这种差评词又进入了学校，个别学习总不努力的学生，被老师讥讽为地瓜蛋或地瓜熥子（tengzi既篦梁子）。意思是老那样不改观、不进步、不提高、讨人烦。而后来还又发展到儿童们玩的一个纸板游戏上。甲乙二人，一方将纸板放于平地，另方用纸板猛力叩击，击翻归己；几次击不翻就被对手称叫“地瓜”来贬讥认输。真不知人们是咋琢磨出来的。那时候人们吃饭都是大问题，就更养不了猪，故而地里只能上点“卫生粪”。所谓卫生粪就是秋收的棒秸被牛驴吃了叶子后，剩下的秸秆再用铡刀铡了，一层层用土埋在深坑里加水沤到春天拉到地里，经风一刮，便土秸分离，半点发酵的酸臭味也没了。这还不算完，那棒秸骨轮又被人们拾进了灶火堂。”农谚讲，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一年又一年，黄土地变成了“卫生田”，越来越贫瘠的土地，哪能长出好庄稼多打粮呢？我林寨大队的王铁匠村六队，在一九六八年麦收后，社员人均分了六斤小麦。而要等到大秋的新粮下来，中间是三个半月上百天，每人每天平均半两多口粮，别说吃，就是数数麦粒也数得过来。如何才能熬到新粮上碗？！苦熬苦熬，老者乞讨……唉声叹气，靠墙省力。吃不饱成了庄稼人的常态。在三伏季节，我常听到有些大人说，晚上饭就别做了，反正不去干活，吃两个队里分的小瓜（青翠瓜）睡觉就行了。一些东邻西舍的孩子因饥饿哭闹，换来的只是大人的呵骂嚷吵。我还亲耳听到一上岁数的老农嘟念说：“成天说吃饭吃饭，不就是糊弄着自个，好弱的嚼嚼，咽进嗓子眼里算事吧。”年年天天的地瓜和地瓜面子的主食，逼得人们也想着法地换换吃法。人们用鲜地瓜插成菜（注：入窖存放久长的地瓜淀粉流失严重），揉搓后沉淀出淀粉，即可制凉粉喝，还可自制粉皮。而好的地瓜干磨过的细罗面，一可烙饼，二可蒸菜饺，还可压饸饹。这些新吃法确也给人们调节了胃口，增了点新鲜感。我的生产队虽然还没有糟糕到每人分几斤小麦那种程度，可也强不出多少去。记得有两年的麦秋和大秋，队上分的麦子是每人二三十斤，棒锤子（囫囵玉米）三十斤左右。好像是一九六九年，概因是优良品种，小麦大丰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大约八十来斤麦子，社员们高兴得欢天喜地。而在大多数年节里，队里的小麦都是稀稀拉拉，黄焦蜡气；那玉米棒槌长得比核桃有时大不多少，何谈高产，哪有丰年。就在我成年后的一九七〇年，过春节蒸的馍馍是小麦面掺地瓜干面的。七三年的春季，我的长女出生三四个月连玉米粥都喝不上了，为着她我向别人借了二十斤玉米来。直到改革开放两三年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瓜高产的位置随即让位于小麦和玉米，小麦和玉米成了地里的主角，尔后白面和大米成了餐桌的主食。大平原上地瓜地不见了，继而地瓜的低下地位反悄悄地逐步上升起来。直到最近几年，一改早些年那被人厌恶的“笨蛋”标签和名分，它华丽转身，发生蝶变，它的斤价渐渐地超过了面粉和大米，变成了受人欢迎的稀罕角色了。多少年来，人们不但吃粮没有保障，很多人家就是连就饭的咸菜也常常数月半年的没得吃，只得蘸点盐水代之。我家的咸菜缸里虽然从没断过，可咸菜碟里没油放是经常的。记得我上初中的第二年春天，王家寨的一个同学捎去了一小罐头瓶油拌细盐粒，他与我友好，在吃饭时就叫我去蘸吃他的油盐粒，我立时生出一种对他家庭的羡慕感，现在的人们听起来一定会感到诧异吧。那时候，每年到手的食油，就是家家户户提着油罐子到生产队里分那么一回，人均三两四两是常态，超过半斤是好年。因为豆子和棉花本来就产量低，又种在薄弱地，而且还都是虫口里吃剩的棉桃和豆子才是收获的，生产队为了社员能吃上点油又不得不种它。想起来大概是我刚上小学的那两年，我和同学们听到了大人们传的一个笑话，说是东小庄的一个老爷爷，包括他家里多少辈人没有念过一天书，他也没有出过十几里地的远门。有一天他听到人们谈到毛主席，中间他插了一句说：“毛主席一定成天吃烧饼果子吧！”说得人们好笑。他认为这世间最好吃的就是烧饼果子了，毛主席是国家排第一的大人物，岂不能享这般的口福。知识贫乏会使人愚昧，但多是由于生活的贫穷导致。文革前，因着我的学习成绩较好，又是学生干部，再加上我性格直率头脑灵光点，班主任鲍老师比较喜欢我。有时候我也单独到他宿舍里坐一会儿说个话。大概是一九六六年春末的一天，我又去了他宿舍，当他问起我农村目前的生活状况怎样时，我脱口而出：“水深火热啊！”他立即很敏感地叫着我的名字严肃地嘱咐说：“葛汝顺，你在别处可别这么说！”我随即说：“我知道。”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过反右等运动，政治敏感性很强，听我一句“水深火热”如闻惊雷也。那时人们养鸡下的蛋，主要是为了卖钱。卖的钱首先要买盐买灯油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供应孩子上学花销，再就是打瓶酱油醋买个苇笠链刀家什等物品。自个家吃鸡蛋那是非得有病才能吃到。养鸡卖蛋成了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故而“鸡腚眼子是银行也。”因而有的人家一旦丢了只母鸡找不到，就疑心别人家给逮着昧下了，先是上房好话吆喝，随后若是不见鸡回，便上房大骂那昧鸡人好几天。这虽是野蛮之举，却足以说明一只母鸡在农民家庭的重要性。说到吃肉，那个年代是一听就让人流口水的。农民们从年这头到年那头，只有年三十中午才能吃上顿肉。一般人家过年也就称上三四斤肉，好户好日子的也没有超过十斤的。并且无论称多称少，人们都争着买那膘肥带油的，好借着炼出油来吃。若是称着带脊梁骨和猪腿骨的，人们煮熟剔光了肉后还有个“砸骨吸髓”法，就是把那骨头砸开，再熬汤炖菜。我也学着照此办理，却也赚得一顿香汤。真是充分利用，一滴油水也瞎不了。年下招待客人的四个酒肴小碟子里，家家都是肉少葱丝多。喝酒用的酒盅大如牛眼，是主人让，客人端，吸溜吸溜不能干，压酒只把葱丝捡。人人都知道，家家户户就是称那么几斤肉，打那二斤酒，要是真吃真喝，待不上两回客（qie）就完了，你让人再来客拿什么招待呢？若果真有人不管不顾贪吃人家的酒菜，必会赚来一顶“黑眼皮”的桂冠给自己戴在头上被笑话。“黑眼皮”比作猪，猪只知道吃，不管其他。说到年下喝酒，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前后的一桩事。临邑县酒厂酿的酒，产量质量都不错，其销售范围辐射周围几县。有两年地瓜丰收，人们地瓜干多了，年下自然想多打点酒喝，而供销社的瓶装酒价格高，自然不是老百姓的指望，就只得用瓜干去酒厂兑换。年前换酒的人太多了，而酒厂只在白天的八小时搞兑换，若是当天换不上你走了，第二天再去挨号你还是换不上，因为四外八乡大老远来了的人们在夜间忍饥受冻仍在挨着号，临近年关常常需要排一两个昼夜才换上酒。那个年代里，谁家若是用那三斤半的大玻璃酒瓶打了满瓶酒，那便是出名的好户了。再说说吃水果。我年龄小时倒是吃过桃、杏、梨子，而尝到苹果的滋味是到了二十岁后的事。因为鲁西北没有苹果树，从小认识苹果只是从画册上看见的，红红的鲜嫩嫩的颜色，一看就让人馋得慌。那时候连集市和供销社商店也常年见不着，后来摆上了供销社的货架，可那是高级消费品，普通老百姓望而止步吃不起的。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是，“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即猜测这个能吃到苹果的人家，一定是大城市里高级待遇的干部家，不然他怎么能有苹果喂小孩呢？还有西红柿，那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初秋，我和同学们步行到县里开大会，中午在县党校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了西红柿鸡蛋汤，感觉那滋味好得不得了，久久留香唇齿间。至于什么樱桃、菠萝、荔枝、芒果、香蕉、木瓜、哈密瓜等，那都是从书本上和耳朵眼里获得的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亲口享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穿着方面在那个年代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它教人民艰苦朴素，它教人民防资防修，它教人民防微杜渐，它教人民保持勤俭节约劳动本色永不变。自打我记事起就知道买布做衣得用布票，从每人每年几尺到一丈多变动了多次，直到改革开放几年后才取消了按票供应。上些年纪的人都知道大人做一身衣裳是八尺袄七尺裤，一年只能发给你仅够做一件衣服的布票，而在整个家庭用项上，可不单单是做衣服的事了。夏天的单衣，秋冬的袄裤，你的床单、你的被褥、你的鞋面、你的门帘、你的蚊帐等，都得从这几尺布票里做安排，就只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样无奈的节约加节用了。在一九六八年毕业前，我的一些同学在学校应征入伍。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在部队里给我寄来了一双他发的绿色军袜，我高兴极了，立即回信表示感激并回忆抒发相互的友谊之情。我很舍不得穿它，只有走亲访友才穿，而且我还常自豪地向我的同学或亲友介绍这双袜子的来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几年来，这双袜子我竟然先后打了七层补丁，一直穿得实在也没法补了方才作罢。我估计这双袜子，一定超越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么个期限。这不是吝啬，也不全是节俭，而是那个时期的物资匮乏和家庭穷困导致的，逼得你没办法，只有遵循省吃节用这一条道走。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无论干部还是农民大众，他们身上的衣裤没有不打补丁的，只是区别在补丁打在哪个位置和补丁的多少及外观上。干部衣服的补丁多是在上衣的胳膊肘处和裤子的臀部，因为他们的服装磨损大多是因写字多、坐椅子多和骑自行车多。而农民的衣裳打补丁的地方就多了去了，他们的鞋头鞋帮处，他们的裤腿膝盖部，他们的袖子和肩膀头，都是最先磨损破烂的地方。那个时期的人们，每当看到某个教师或是驻村干部穿的裤子后臀补的补丁又圆又大又平整时，往往送给他一片啧啧称赞声，夸奖人家女人的针线活真好，就是补个补丁也是那么的板正好看。源于衣布的短缺，几乎所有人都对穿衣很珍惜，很算计。有小孩子的人家，在给大孩子缝制衣服时，首先要考虑到几年后他不能穿了还得再能让下边的弟妹接着能穿几茬才行。为了延长一件褂子的最大使用期限，男劳力们在夏天的地里干活大都是光着脊梁，有些人晒得秃噜掉一层皮。就拿时任大队支书的林玉忠（林家寨有三人同名，其他二位年龄都大）来说，他那时三十几岁，本来是细皮嫩肉的漂亮青年，可我地里多次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光着脊梁，把个白褂子搭在肩膀上到各个生产队的地里做检查，他也是为了节省着穿衣。穷算计、穷算计，穷得任何人都离不开算计。变钱一词已经很陌生了，现在的年轻人乍一听还可能认为是变戏法。实际上变钱二字是祖祖辈辈过日子的常用词，就是用财产什物变卖为钱款的简略词。自从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后，一平二调（平均分配和无偿调拨）的分配制度扭曲了生产关系，严重打击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以后进行了稍微纠正，但是农民维护依靠集体的心已经凉透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大多风雨飘摇，衰败不堪。社员们悲戚地说：“混了一年又一年，老是两手攥空拳。”辛苦劳动了一年所挣的工分都飞了，变得一文不值，只是用在口粮分配上的“人七劳三”政策，才兑现出了劳动工分的回报率。至于钱吗，多数农民就甭指望想那好事了。那么过日子离不开的油盐酱醋柴怎么办呢？人们就得想法变钱了。有鸡的卖鸡蛋，养羊生了羊也能卖钱，有的人家什么祖传物件，老人遗留的旧衣，什么孩子不能穿的旧袄裤，什么陈旧的橱柜，闲门旧窗，什么上年的干草，还有所分的布票以及公职人员节省的粮票等等都可拿到集上变钱花。最离奇的是有人竟把自己住屋的房檩隔一根抽一根地弄下来卖钱顾嘴。这虽是特别个例，可足以说明那个年代某些人家家徒四壁山穷水尽的困境。我十来岁时就懂得节俭过日子了，去村边道口倾倒煤渣煤灰时，只要看见那里有烧不透的煤渣，就一个个捡回家来。我去赶集卖过谷糠，卖过布票粮票，我还卖过干青草和地瓜蔓粉碎的猪饲料面子，卖过院子里自种的烟叶。那天下都穷的日子变个钱太难了，常常为卖不了发愁。有时候你站到晌午歪了还卖不了你那点东西，只能丧气地物随原主弄回家来。为了赚个油盐钱或为买几尺布，我母亲和我姐姐都披星戴月地给人家纺过棉线，一大晚上累得胳膊脖子疼地才挣出一两毛钱来。缺吃少穿没钱花是那个时代农民的普遍状况。再举一例，当了好几年民办教师的葛孚云，有一回拿着布口袋到理合煤场买了十几斤散煤搭在肩头背回来。一斤煤七八分钱，可以想见，他手心里能攥着多少钱？买这么点煤又能烧多少天？乡下人有句俗语，叫穷是奸、饿是吵，说得真算贴切实际。日子穷困就要先顾及眼下日子怎么过得去，与人交往不得不小气算计。挨饿的家人争吵也是司空见惯。家庭中有的人吃饭不顾及别人争抢饭食，特别是一些孩子多的人家，孩子们常因谁吃得多谁吃得少吵嘴打架或是挨父母的打骂。再就是婆媳妯娌之间琐事连连纷争不断，不外乎是说只有媳妇干的没有媳妇吃的，说干了一年到头，大人孩子的花不着几毛钱也弄不上一件新衣穿；再不就说婆婆向着大的偏着小的，或是向着小的偏着大的……吵得摔碗、掀桌子、反目成仇要分家的屡见不鲜。其实这些矛盾大都是因了穷。 作者简介:葛汝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0年生于山东省临邑县理合务乡林家寨村。一生爱好读书看报。如今虽年逾古稀，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读书兴趣不减，觉得书蕴福乐、美哉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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