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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思维惰性的作用，或者由于作家对陈旧的意象和语言方式的袭用，语言的张力也会消失，我们将这种由于思维惰性而产生的语言习惯称为语言定势。这种定势首先表现在明喻的择用上。 当我们说一种花朵很红，这无疑过于笼统，读者只能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无法通过想象看到具体的画面，那么，作者往往通过比喻来进一步揭示这种花朵的具体特征。比如说，红得像火，红得像血，红得像朝霞，诸如此类，当这类明喻首先出现的时候，读者会获得一种暂时的新鲜感。但是，如果作家的想象力永远停留在两种相似之物对比的层次上，读者很快就会产生阅读中的麻木感，他在作者的描述中只能得到一些红的模糊形象，而无法获得一种深刻的体验。这样，作家便又必须去寻找新的比喻方式，比如：“红得像炉膛里燃烧的煤块”，“她的脸红得像一扇映入落日的窗户”。熟悉第一类比喻的读者在接触这一类相对复杂、细致的比喻的时候，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感受，从而对所讲述之物产生比较深刻的印象。 作家在使用明喻时所出现的语言定势往往导致一种不假思索的写作习惯，它不仅使读者产生厌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切断了语言和存在本身之间的某种联系。我们知道，富有活力的比喻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感受和发现，如果作家一味使用既成的比喻方式，比喻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语言定势表现在“隐喻”的营造上。“大雁南飞”这样的一个隐喻曾被广泛地用于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可以想见，图景与游子思乡的情结之间形成了某种类比，读者和观众会自然而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需要通过读者的联想来勾连，比如鸟儿归巢到游子念家等，使这一意象的效果得意实现。但是，由于这类意象的频繁使用，它犹如一根弹簧被拉直后渐渐失去了弹性，其意义越来越明确化，固定化，概念化。“大雁南飞”这个隐喻实际上早已演变成“游子思乡”的代用语，两者几乎可以互用，读者也无需通过想象和联想来体味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而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两种现象之间的张力缩小到了最低限度，我们通常便可以说，这个隐喻已经被“磨损了”，或者说，它已经死去了。 类似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是不胜枚举的。当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写人的肌肤第一次触及到冰块的感受时，他用“热得烫手”来形容，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发现，但是当这一发现被频频使用之后，它的独特性也随之丧失。 当然，无论是明喻、暗喻还是隐喻，它一旦被创造出来，无疑丰富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构成了文学的财富，作家并非完全不能使用前人的成果，但是他在使用时必须至少加以甄别，同时去创作和发现新的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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