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是一个人伦理道德水平的体现，也是家庭伦理关系和秩序的规范。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孝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理念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儒家人文理论基石。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继承发展了儒家孝思想。《孟子》中记载了齐国大将匡章的事迹，通过对匡章事例的分析与评价，论述了何为孝，何为不孝，丰富了儒家孝思想的内涵。 俗话说“君子立身，孝字为本”，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立足于社会，就须懂得“孝”字的含义。在文字出现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孝的意识。《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这段话中的“良能”有“本能”之意，孟子所说“爱其亲”的“孝”是一种天性，这种孝意识和孝行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动物反哺本能，是人类孝意识的起源。 文字出现后，“孝”字被赋予了诸多具体形象。上为老、下为子，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称之为孝。在甲骨文（《甲骨文编》卷八）中，“孝”（见图一）字像一个老者弯下背用手抚摸孩子的头，而孩子则恭敬地按扶着老者，充分表现出长幼之间的相亲相爱之意。金文“孝”（见图二）字，上面是一个驼背的老者，下面是一个小孩，为子承老形，像是小子在向老者行礼。小篆“孝”（见图三），从老的上半部分，从子。从“孝”的字形来看，上面为一老人，下面是一孩童，像子女扶持老人行走的形态，即子能承其亲，顺其意。《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即善待父母为“孝”。许慎《说文解字·老部》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即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称为“孝”。《尚书·周书·康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袛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这里明确提出，作为子女，应尽心尽力服侍自己父（母），不要使他们伤心，否则会受到严惩。  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塑造了孝子舜的形象，“孝”贯穿了舜日常事亲至天下管理。孝悌就是圣人之道，圣人与常人皆可成为孝子，人人都可成为圣人。他把践行孝道上升为圣人的境界。 匡章，齐国名将，生卒年不详，其事迹多见于《战国策》。匡章是战国时期的猛将，参与了公元前314年攻燕之战、公元前301年垂沙之战、公元前298年攻秦之战等五次战役，四胜一败，可见其能力。匡章戎马一生，为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当时背负了不孝之名。孟子两次游学齐国，与匡章交好。对于匡章的不孝之名，孟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孟子·离娄下》记载了孟子对匡章的评价：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从《孟子·离娄下》中的记载可知，齐国上下皆认为匡章不孝，而颇重孝道的孟子却与匡章交好，不仅对他“礼貌之”，还“与之游”，孟子弟子齐国人公都子对此非常不解。孟子阐述了“五不孝”之人：四肢懒惰者，赌博饮酒者，贪财重利、偏爱妻子儿女者，放纵声色欲望而连累父母者，好勇斗狠使父母陷于危险之中者。这五种人不考虑父母养育大恩，是当时世俗眼中的不孝行为。孟子认为匡章并无这五项行为之一，只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伤了感情。 另据《战国策·齐策》载：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 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  孟子在与公都子的谈话中讲了“五不孝”行为，还讲了一个行为是“父子责善”。“父子责善”是孝还是不孝，孟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责善”之法是朋友的相处之道，朋友若德行有亏，应责以善道，直言相劝，诚心以待。他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到：“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若父子之间责善，会使父子之间产生矛盾，会造成父子相离、“离则不祥”的严重后果。孟子虽没明说“父子责善”不孝，但认为此行为不可取，这也是造成匡章背负不孝恶名的源头。这种行为比“五不孝”层次浅，是出于对父亲的爱与孝心，是想让父亲远离不义之地。 孟子认为，父母也是人，也会有过错，也可能会做出“未出于正道”的事情。对于父母的过失，孔子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曾子有“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的说法。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此思想，若父母有违于礼，孟子给出的建议是：“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父母过错大却不抱怨，不规劝父母，就会与父母关系更加疏远，这是不孝；父母过错小却抱怨父母，嫌弃父母，不能忍受一点儿委屈，这也是不孝。孟子又引用孔子的话说舜五十岁还眷恋父母，是最孝顺的人。舜有一个不幸的家庭，父顽、母嚚、弟傲，他们都想杀死舜。但舜尽心竭力地侍奉父母，到五十岁还思慕父母，对屡次想杀死自己的弟弟也给予封地，是一个至孝之人。故孟子认为，作为子女，父母有错就应该视情况而定：其一，父母有小过，子女应宽容谅解，不可怨恨、有情绪。其二，父母有大过，子女可以怨慕，但不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否则将使父母陷于更加糟糕的情形，故“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君子尽孝，要用正确的方式向父母进谏。孟子说“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匡章用责善之法对父进谏，用错了方式，伤害了父子感情，成为不孝之人。 宋代杨时和朱熹皆认为匡章与父责善是不孝行为。杨时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而或者乃独责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则是圣人之徒也。孟子固当进而友之，岂独礼貌之而不绝？与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谓不孝矣，孔子犹不弃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也。”（《论孟精义·孟子精义》）杨时说孟子不赞同匡章的做法，只是哀其不幸，同情他的遭遇才不与之绝交。在杨时的基础上，朱熹又进一步解释匡章所为就是不孝：“因责善于父母而不相遇，虽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如此荡业，'出妻屏子，终身不养’，则岂得为孝！故孟子言'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此便是责之以不孝也。”（《朱子语类·公都子问匡章》） 南宋张栻对匡章与父责善的行为提出了不同见解。匡章不孝之名有其缘由，常人“乐闻人之过，责人惟恐不深”（《癸巳孟子说》卷四），不去纠察别人犯错的原因，只会人云亦云。匡章对父谏诤，“无乃不能察其亲之意，而或过于辞色”（《癸巳孟子说》卷四），其父不受，反伤父子天性，一气之下将其赶走。张栻认为匡章本意与父为善，虽有过错，说他不孝则言过其实：“夫察章之事，既异乎世俗之所谓不孝，而原章之心，则又以得罪于父为不遑安，则章亦庶几其可进于善者，而岂当弃绝于君子之门哉？”（《癸巳孟子说》卷四） 陈大齐在《孟子待解录·责善》中对此行为做出了进一步解释： 子责父善以致伤恩，何故尚可不视为不孝，孟子未有所明言。试为推测，可有二故。其一，责善在本质上原属好事，是人人分内所应为，人人互相责善，道德始能维持；人人容忍恶行，社会无法安宁。责善的本质虽好，但其适用则有宜有不宜。不宜适用而适用，自属不当，不过虽足为罪，其罪究属不大。故为子而责善于父，仅属不当，未足斥为不孝。其二，匡章亦如常人，非不欲安享家庭团聚之乐，只因得罪于父，不得不“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牺牲毕生的幸福，以赎一时的得罪。悔过自苦，情颇殷切，原心略迹，非无可恕。故匡章虽得罪于父，尚未可因此便斥其为不孝。孟子之宽恕匡章而未以为不孝，究因何故，不可得知。姑作两种假设，以助说明。 梁涛先生的看法与张栻等人殊途同归，他认为匡章责备父亲，是出于对母亲生命的尊重，是符合儒家基本主张的做法，应给予肯定。孟子从维护父子人伦角度出发，认为匡章以善相责，伤害了父子感情，是不恰当的。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反对“父子责善”是对儒家谏诤原则的弱化与偏离，是孟子思想的不足之处。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匡章在父亲死后，没有私自更改葬母之地，不改父志，“诚身以事亲”，这是匡章值得肯定的地方。黄宗羲在《葬制或问》中说：“孟子之礼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之不善，尚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黄宗羲认为，孟子礼待匡章，是因为他不欺死父，用诚心去对待自己的父亲。孟子特别看重父子之间的感情，认为父子感情大于一切，父子关系是稳定家庭秩序的基石。当社会法律与父子人伦亲情发生矛盾冲突时，孟子主张维护父子人伦亲情而舍弃社会法律制度，孝顺父母比得到天下还要重要。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等观点，希望通过宣扬自己的孝养观，来达到天下大治的境界。  三、孟子“孝”思想的意义 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化，而孝道是用来教化民众的最佳道德。儒家推崇圣人、君子的人格形象，而孝顺父母是圣人、君子所需的品格。君子自己拥有“孝心”“仁心”，并靠自己的德行去教化万民。 践行孝道，要做到悦亲有道，诚心事亲。匡章在父亲死后，没有私自更改葬母之地，这是他用诚心去侍奉自己的父亲。为人子女，侍奉父母首先要待父母以“诚”。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到“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想要孝顺父母有道，先要反问自己有没有以诚心对待父母。若是我们无法发自内心地去侍奉父母，不能做到“反身而诚”，就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舜的父母不喜欢舜，多次想置他于死地，但舜依然用诚心侍奉父母，还因自己得不到父母疼爱便责己之不善，常常反思自己是否做到待父母以诚。要做到用诚心来侍奉父母，还要发自内心尊敬父母，“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孝子所做的，没有比尊敬父母更重大的。通过真诚的言语和行动表达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让父母感受到你的真心与爱意，这才是真正的孝。 践行孝心，还应该做到“养志”。孟子以曾子养曾皙和曾元养曾子为例，指出了“养志”与“养体”的区别。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 这段话中，孟子讲到：曾子奉养父亲，每餐必有酒肉，等吃完饭就会请示父亲剩饭给谁，若父亲询问是否有剩饭，一定说“有”；而曾元奉养父亲，虽每餐也有酒肉，但吃完饭后，不再请示父亲剩饭的去处，若父亲问起，就回答说“没有”，准备留到下顿给父亲吃。孟子通过两者的对比来说明“养口体”与“养志”的区别。所谓“养口体”，是对父母物质生活的奉养，尽量满足父母口腹之欲，使父母衣食无忧。所谓“养志”，是对父母精神生活的奉养，尊重父母意愿，照顾父母内在品性与志趣，使父母情感得到满足，心情愉悦。“养志”才是最好的行孝。 践行孝道，最重要的是做到与父母“不责善”。与父母相处时难免会有矛盾，父母的做法也不全对。匡章因父子之间责善而伤害父子感情，使自己背负不孝之名，受国人厌弃。孟子因此明确了“父子之间不责善”的行孝原则。父母有过错，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劝谏，不陷父母于不义。《礼记·内则》中记载：“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对待父母的错误，应做到和颜悦色，柔声劝谏。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舜事父母很尽心，父母对他态度不好，他虽难过，但依然对父母和颜悦色，尽心竭力讨父母欢心，到五十岁仍思念父母。舜为表孝道“窃负而逃”，他作为圣王，面对道义与亲情的两难抉择，选择“子为父隐”，父子亲情大于道义。舜对父母所做的事情都是孝心所致，是孟子树立的大孝形象。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庭是国家的根基所在，家庭的和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在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社会也随之发生改变，家庭逐渐向微型化转变。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极端主义等某些不良思想的影响，孟子所讲的不孝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啃老”、赌博败家、虐待老人等丧失良知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时有发生。新时代如何践行孝道？孟子提倡的行孝原则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不仅要“养父母之体”，更要“养父母心志”，除了让父母老有所养，还应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以达到老有所乐；二是不做“五不孝”之人，常怀感恩、尊重之心，尽心竭力供养、照顾父母，以报答养育之恩；三是儿女以“诚”待双亲，发自内心地尊重父母，与父母“不责善”，努力维系家庭成员间的深厚感情，促进家庭和睦，从而达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境界。    
学宗洙泗 道阐尼山 守先待后 与古为新 走进孔子（双月刊），双月28日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37-1501/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5-8455 主 管 单 位：孔子研究院 主 办 单 位：孔子研究院 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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