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凡人的今天—— 一封介绍信讲述的故事

pengxq书斋 2023-12-09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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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的今天

—— 一封介绍信讲述的故事

今天，2023年12月9日。

1965年12月9日，因公需要，《中共北京市委平谷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峪口分团》为我开具了一张前往兵营借物的介绍信。

这一天，我所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西营工作队》，因开群众大会，责成我到附近的4699部队兵营借若干捆电线使用（实际借了5捆.约400米），为了工作方便，“四清”运动《峪口分团》用“公用笺”就给我开了这张介绍信。

本来，作为学生，我应当在学校好好读书的，怎么会跑到农村去的呢？

要说这事的前因后果，那就从这张介绍信说起，来展现我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故事。

1965年9月，正当我进入大学学习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行将毕业的第6年。一场“四清”运动让我暂时中断了毕业实习，更遑论撰写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了。

当时的学校领导言正词严地从政治意义上开导我们，参加“四清”运动，就是参加“毕业实习”；搞好“四清”运动，就是最好的“毕业论文”。

1965年9月的一天，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峪口公社西营生产队所在的搞四清运动的“西营工作队”。

西营工作队，队长是原华北工程局的胡信，队员有北京特殊钢厂的黄国俊和曹增仁，此次加盟工作队有清华大学我班的同学范邦祥、凌国州和我，共计6人。

原西营工作队的“老范”此时已调往大华山工作队。我曾因西营村的外调材料骑着自行车去大华山工作队找过老范。那里是山区，上行路，要花一、二个小时，有段路十分陡，只能推着自行车走，非常吃力。下行路，从大华山到西营骑着自行车一路直下，只需要短短的20分钟。

随着运动的琛入，为了加强领导，峪口工作分团从别的工作队调来何逸平任西营工作队副队长。后来，原队长胡信调往医疗工作队任队长，由其他工作队的陈友华调西营工作队任队长。

西营工作队，原老队员是主力军，我们清华的3人是新手，经工作队任务分配，范邦祥负责妇女工作，凌国州负责经济工作，我负责政法工作。

由于各个工作队所在的农村公社、乡镇、村庄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运动的审查对象，也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

我们工作队员通常都住在农民家里。我和队长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有一个孙子与她相伴。平时，有空闲的时间，我帮着打扫院子，或者去水井挑水把水缸装满。

一天三餐，我们都是吃“派飯”，就是轮流到农民家里吃饭。按工作队统一规定，吃完飯后，留下一定量的北京市粮票和钱。

说起吃飯，在农村米和面都有，但多数是面食，如馒头，花卷，饺子等。

有一次，我差一点闹了笑话。那是某天中午，我和队长到一个农民家坐在坑上吃”水饭”。坑上桌子罢着盛饭的木桶，我看到桶里的，只是水，见不到米粒，我不敢用勺子在桶里乱搅动，怕人家笑我吃相难看，所以勺子一次性下去，能捞到多少米粒就算多少。结果，捞上的多半都是水，我心想，将就一下吧，反正”水也是飯”，就正准备朝碗里倒的时候，主人笑了，立刻让我停止动作，说是吃法错了。告诉我，这地方吃“水飯”，不是让你捞稀的，而是应该捞稠的，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在农村时间住得长了，加上工作太忙，由于没有条件，也没有功夫，所以一、二个月没有洗澡，那是很正常的事。另外，衣服上也长了一些不速之客——虱子。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只是以工作为重，顾不得那么多了，况且，也逐渐地习以为常了。如果，真有一点难得的空闲时间的话，便抓紧到附近的兵营里去洗个澡，或者趁临时休整回学校时，就顺便在学校洗个澡。

由于工作紧张，常常还熬夜，人难免有时睏乏。为了振作精神起见，我生平第一次抽起烟来。不过，时间不长，离开农村就戒了。

西营生产队，大姓的有两个姓，一个杨姓，一个王姓。财务会计是杨**，属于当时审查对象之一。他打算盘堪称民间高手。账本上的5、6位的数字，你一边报数，他一边拨珠，几遍、十几遍，甚至二十遍、三十遍的数字报下来，他拨算盘珠子的手指一直飞快地不停顿，等你报完了，他算盘也打完了，数据结果也出来了。这等高超本领，令人不得不佩服。

我们每个工作队员都有一本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印的《四清工作队手册》，作为我们工作指南。

这本工作手册，我一直当宝贝妥善地珍藏着。

在四清运动结束不久，随后爆发的一场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中，1966年9月——12月，我帶着这本手册，曾游走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革命圣地，红色摇篮，我总要想方设法在这个手册上去盖一个红色纪念戳。如延安、井冈山、韶山毛主席故居、长沙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等，以作纪念。

由于学校教学需要，后来，学校从农村四清前线抽回少部分毕业班的学生参加毕业实习，就是这个时候，由系里统一组织分配，让我到别的班的金属材料专业搞毕业实习。

临离开农村时，西营工作队全体队员对我这段工作经历进行了鉴定，并由队长陈友华代表工作队签字，我也在鉴定表上签了”同意”两字。于是，我于1965年12月的一天回到了清华园。

以后，在1966年4、5月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特殊的政治运动爆发时，当时仍在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兴许因为匆忙从农村撤回的原因，可能都来不及作什么鉴定。这样看来，我的这份四清工作队员鉴定就显得稀有珍贵了。

在农村搞四清，用学校领导的话来说，那是政治意义上的“毕业实习”；回校搞毕业实习那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意义上的毕业实习。能够既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而又参加了学校正常的毕业实习，也就是说，同时投入这两种“毕业实习”的，我们清华毕业班学生中似乎并不多见，甚至寥若晨星。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估计我们班可能也仅我一个人而已。

在这里，附上一张参加“毕业实习”经费报销单据可资凭证。

四清运动虽然结束了，但那几个月在农村与农民结下的情义却让我依然惦记着那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在1966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班原《西营工作队》三个队员范**、凌**和我，拟从京城南下，由范**同学设法搞火车票，在等票的空档，我和凌**骑自行车从清华园去平谷县峪口公社西营村看望曾经相处关系比较融洽的农民朋友。从上午约9点由清华园出发，奔驰170多里，几个小时后，于下午4点左右到达目的地西营村的田埂陌上。

由于我们两个人穿着当时特殊年代很时氅的军装打扮，以至于在田间干活的村民，乍一看，还以为是两位解放军来了。

当晚，我们被村民很友好地安排在村里的民兵大队部住下。临晚上10点左右，我们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同学范**打来的，说是南下到延安的火车票搞到了，让我们第二天上午立即骑自行车赶回学校。

这样，第二天，我和凌**不顾昨日长途跋涉的劳累，就再次骑自行车奔驰170多里路回到了学校。

从此，我们便永远告别了四清运动“西营工作队”队员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们人生道路上参加四清运动工作队的经历，也就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