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任
 引言
1938年1月10日，日本皇室成员贺阳宫恒宪王来到光华门。此时，这里已被战争摧毁，到处废墟。城门荡然，城墙坍塌，弹痕与血迹历然在目。城墙外的城门西侧，日军已经为日方战死者建造了一座“忠灵供养塔”。废墟之中，恒宪停留良久。期间，他参拜了日军的“忠灵供养塔”，并听取参与本次战斗的士兵讲述攻城经过。次日，他又去了中华门的激战地雨花台炮台，参观日军的战斗之地。光华门是恒宪来到南京后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是日军攻入南京的首座城门。一个月前，日军步兵第三十六联队为夺取“率先入城”（一番乗り）的首功，在光华门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结果，作为敢死队的第一大队于1937年12月10日傍晚进入城门，但中国军队的防守并未崩溃，进入城门的日军反而成为守军的“瓮中之鳖”，根本无法真正入城。激战两天三夜之后，守军于13日凌晨放弃城门，第三十六联队由此方得进入城内。自日军进入光华门的消息传至日本国内，光华门之名就迅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和记忆之中。1937年12月15日，为参加日军在南京举行的合同慰灵祭，西本愿寺管长大谷光照来到南京。期间，他特地拜访了攻入光华门的第三十六联队，以表祝贺之意。同时，他还在专人引导下，到光华门进行“圣地”巡礼，凭吊战死士兵。此后，随着南京一带的战事告一段落，日军逐步掌控了这里的局势。但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之后，占领者仍然没有清理光华门的废墟。1939年1月19日，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下令修复南京汉西门、光华门、中山门附近损毁的城墙，日军占领当局立即指示，光华门的东侧城墙作为“战绩保留，不必修理”。于是，在南京沦陷时期，尤其是汪伪政权成立前，光华门便一直维持着“废墟”的状态。也就是这样一片废墟，成为众多日本人心驰神往的“圣地”。甚至那些无法来到南京的人，也通过文字、图像、音乐等媒介接收关于光华门的信息，由此建构起关于光华门的集体记忆。那么，表面上一片废墟的光华门是如何成为战争时期日本人的“圣地”的？或者说，日本人与光华门之间发生怎样的关联？对此，学界还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战争遗迹的现状，以及如何利用和开发现存的战争遗迹，尚未注意到战迹在战时的作用。相对而言，日本对战迹给予了更多关注。在日本语境中，战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狭义的界定，即战斗之后遗留的痕迹，大而言之可以指一处战场，小而言之可以指一堆遗骨、一个钢盔。二是在狭义战迹的基础上加以延伸，将对战死者的慰灵与显彰设施也视作战迹，因此墓地、纪念碑、忠灵塔，乃至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便被归入此列。三是更为宽泛的界定，即除了战争遗迹及相关历史、文化遗产外，还包括了战争经过之地的人文地理、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内容。由于第三种界定过于宽泛，本书暂不讨论。实际上，日本学者最为关注的是第二种含义。这是因为，从狭义的战迹很自然地就会延伸到对战争的纪念，以及对战死者的祭祀、慰灵与显彰等问题。另外，这也与战后日本人对战迹的认知过程有关：以冲绳战迹来说，在1960年代以前，战迹是与“慰灵塔”或“慰灵碑”同义的；到了1970年代，曾在战争时期令多人丧命的钟乳洞开始被纳入战迹的范围；而今，包括战前和战时在内的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遗迹均被视为战迹。日本学界的研究正是从战后的战迹处理问题开始的，因此首先受到关注的就是碑塔形制的慰灵设施、遗骨的收集与纪念，以及战迹观光的演进等。在笔者看来，狭义上的战迹以及随后建立的慰灵与显彰设施固然有紧密的联系，但将二者分开讨论似乎更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特质。因此，本章主要探讨的是狭义上的战迹，第二章再单独讨论日军在南京的慰灵设施。总之，尽管日本学者的成果较多，但与中国学者类似，他们的关注点大多仍在战争结束后的战迹处理问题上。就笔者所见，目前仅大平晃久等少数学者专门讨论过战时的战迹问题。他以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在新加坡的“圣地”建构为主题，讨论了两种“圣地”的确立及其竞争关系。而这两种“圣地”的其中之一，就是新加坡的战迹。另外，粟津贤太也提出，在民族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成过程中，战争所引发的群体性追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鉴于中国沦陷区的战迹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本章将考察陷都南京最为重要的战迹——光华门战迹。为此，首先就要回到战斗现场，明了日军所谓的“战绩”究竟如何。其次，还要了解关于战斗的叙述与神话是如何被制造和传播的。此外，伴随着战斗神话的制造与传播，战迹巡礼和战迹表象也开始大量出现，日本人与战迹的关系随之变得紧密而复杂起来。 战斗现场南京城墙建于明初，分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层，一般所说的南京城墙实指内城。内城长三十多公里，依地势而建，主城区即在其内。南京保卫战时，内城是最后一道战线，而中华门、光华门以及中山门等地的战斗则尤为激烈。从城门建设的规格与防守难易来看，中华门、水西门和通济门的构造较为复杂，都有三重瓮城和四道城门，要进入城内必须打破多重防御，而城内守军则可“瓮中捉鳖”。此外，中华门外还有雨花台等高地，彼此互为犄角，能够有效压制敌军的进攻。
光华门旧称正阳门，在明朝时作为都城的正门而存在，因此历史上的光华门同样有多重瓮城。但到南京保卫战之时，仅有一重内瓮城（见下图）。当时，光华门外的护城河宽约135米，水深约4米，城墙高约13米。此外，通向城门的道路也被反战车堑壕和五条拒马阻绝，道路两侧以五条铁条网加固，城门两侧和城墙内设置了十数个机关枪，守备这里的则是国民党方面的第87师与教导总队等。与中华门相比，光华门的守卫并不占优势。但据日方资料记载，日军在中华门一带战死223人，伤1041人；光华门一带则战死257人，伤546人。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大体可以表明日军在光华门战死的比例远高于中华门。这一较为异常的死亡数字，正是日军“率先入城”的代价。 光华门攻击态势要图
正面攻击光华门的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初创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驻扎在福井县鲭江市。全面抗战爆发前，该联队先后参加过1928年的济南事变和1932年的八·一三事变，1935年以后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伪满境内。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三十六联队于9月9日接到第九师团下达的动员令，9月19日动员结束，次日出发。此时，该联队长官为胁坂次郎，因此通称为胁坂部队。在上海，胁坂部队参与了苏州河的战斗，后经苏州、无锡迫近南京。1937年12月9日凌晨5点左右，胁坂部队到达光华门外的护城河一线，光华门之战正式打响。当时，胁坂部队的指挥部设置在光华门外的防空学校，第一大队（大队长为伊藤善光少佐）则在主路北侧展开，负责主攻光华门；第二大队在第一大队左侧，准备进攻通济门；第三大队作为预备部队，负责警戒防空学校的西南方向（即中华门和雨花台）。作战开始后，日军以两门山炮轰击城门，但因城门之内填满了沙袋、木材，因而无法通过。为此，日军又组织敢死队冲到城门附近，准备以炸药爆破。但没有成功，到晚上又被守军填充起来。在此期间，撤退到南京而未能入城的中国军队仍有不少，以致胁坂部队与旅团的联络都难以畅通。不仅如此，雨花台和紫金山的阵地此时也在中国军队手中。他们对冲到光华门外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炮击，致使日军伤亡不断。10日上午，旅团方面运来了枪炮弹药，并命令第一大队于下午5时30分突入城内。当天下午3时，联队长胁坂次郎命令再次炮击城门，并命第一大队准备进攻。下午5时，伊藤善光命第一中队（代理中队长山际喜一少尉）发起突击，第四中队（中队长葛野旷中尉）紧随其后，一举冲入城门之内。此时，联队长立即下令：“赌上第一大队全灭，也要确保光华门！” 日军工兵敢死队爆破南京光华门的瞬间
胁坂部队“率先入城”后，“美名”随之而来。10日晚，《东京朝日新闻》与《大阪朝日新闻》同时刊出第二号外，抢先报道了胁坂部队占领光华门，突入南京城的消息。次日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要报纸纷纷发表大本营的正式公告：“军之一部于12月10日下午5时占领光华门，城墙上日章旗高高飘扬。”除了大本营的正式公告，《朝日新闻》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胁坂部队攻入光华门的整个过程：“9日上午5时半到达南京城光华门正面的胁坂部队，冒着城墙之上的枪林弹雨，对敌军最后的抵抗持续进行极其凄壮的攻击，10日下午5时拼死爆破成功了，光华门的一部分被破坏，我军迅速突入。5时20分，城墙上高高飘起日章旗。此时，沐浴着西沉的夕阳，我首先登城的勇士全力挥舞着日章旗，看到这一意味着敌都南京陷落的场景，我等不禁流下感激之泪。”（引者按：原文即放大字体）在这篇报道中，胁坂部队不仅先于全军第一个冲入城门之内，而且登上了城墙，挥舞起日章旗。但事实上，当时的胁坂部队虽进入了光华门的第一道城门，却遭到有力阻击，并未真正入城，也未能登上城墙。所谓的“日章旗在城墙上高高飘扬”“扫荡城内之敌”，俱是虚假报道。在次日的夕刊中，相关报道便不得不改口说“南京陷落的命运已经近了”，而非已经陷落。《读卖新闻》同样在12月11日报道了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南京陷落的通告，并进一步说：“太平门、中山门、光华门、共和门、武定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各城门已次第归入我军的野田、大野、富士井、胁坂、长谷川、冈本（镇）等部队之手，至十日傍晚，各城门已经高高飘扬着令人感激的日章旗。”但在当日的夕刊，日军各部队正与中国守军激战的报道又重新登载。历史不能假设，但也不妨作一假想：假如日军很快占领了南京，这些报道是否就会被误以为真？至少对日本人而言，这些报道就构成了他们关于光华门记忆的最早要素。当然，如此罔顾事实的虚假新闻很快就不攻自破。关于光华门的记忆基础，也还处于变动之中。 光华门纵断面图
事实上，进入光华门并不意味着南京的陷落；相反，进入城门的日军反而成了“瓮中之鳖”。10日傍晚，第一大队长伊藤善光亲自带领第三中队携带弹药补给冲入城门。但当晚9时，伊藤就被手榴弹炸死，成为光华门一战中职级最高的日军战死者。至11日凌晨，守城的中国军人又向城门内的日军投放催泪瓦斯，并投下木材和油，放火焚烧，致使城门内的日军士兵伤亡甚重。不仅如此，由于日军的野战重炮兵大队以及独立重炮兵中队接到命令，前去协力攻占飞机场附近的阵地，以致在11日的战斗中，光华门的日军更加被动。直到12日，炮兵部队才重新发挥作用，压制住了中国军队的火力，并将城门右侧五十米处的城墙炸开，形成了一个可以登城的斜坡。上午9时30分，日军在城门内的步枪一分队带着两挺轻机枪、一挺机关枪便登上城墙。但在日军炮击中止后，守城的中国军队立即反击。登上城墙的日军弹药殆尽，死伤大半，终于退到城门之内。下午2时30分，联队长将城门外的第一大队残部编成竹川集成中队，交给第二大队长桧皮少佐指挥。桧皮企图命第七中队增援集成中队，再次向城门内补给弹药、粮秣，但没有成功。因此，城门内的日军士兵只能被动地守在城门之内，直到下午4时许才获得补给。即使如此，城内的日军仍然是被动挨打。鉴于此，联队长胁坂次郎于13日凌晨制定了《南京攻击计划》，准备从早上8点开始实施猛攻，争取10点前冲上城墙。但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13日凌晨以后，城墙上的枪声和手榴弹便渐次减弱，到清晨4点时完全停止。侦查发现，守军已经自行撤退。于是，在日军新的攻击计划实施之前，南京陷落。 战士兵鹰尾正于1937年12月15日手绘的南京光华门
在整场战斗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为了“率先入城”的荣誉，联队长明知贸然进入城门的后果（第一大队或将全灭），仍甘愿付出如此代价。在那些日军敢死队员的战斗手记中，战斗之惨烈及其情绪之绝望都非常清晰地流露出来：身边的众多战友或死或伤，敢死队跨过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实现了“率先入城”。但是，进入城门以后却是更加激烈的炮火，黑夜之中中国守军“要在两重的像堑壕一样的门里把我们烧死”。弹药、粮秣均告匮乏，援兵与补给却迟迟不能跟上。因此，与其说进入城门的士兵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进入了地狱。到了12日，“战死〇〇（引者按：原文如此），负伤十五，（死亡的）命运只是时间问题。”存活者之一向井鹤松说：“在堑壕战斗时，还要向城外的战友叫喊着送弹药来。城门上懂日语的支那兵说：就这样能占领吗！遗憾的是，哭啊哭啊，没有办法。于是大家说：没人给我们送弹药了。大家把仅有的弹药上膛，如果敌人来夺日章旗就狙击他们。如果力气耗尽就抱着日章旗而死吧。”在日本国民读来，这些记录或许有“悲壮”的意味，但更多地还是士兵对战斗之“惨烈”的真实感受，以及看不到胜利的绝望。受权刊发，节选自《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谢任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2月。对日军而言，这种“惨烈”与绝望本来是可以减轻的，但在各部队争抢“率先入城”之“荣誉”的竞赛中，又似乎不可避免。不过，这种绝望不是日本所需要的，也不是日本国民想要看到的。在《读卖新闻》对向井的挚友长濑谦采访时，长濑开口便说：“向井这家伙，干得好。”如果长濑看到上述手记，又会作何感想？ 战斗神话即使看到了战斗手记，也会将其视为“壮烈”的写照吧？伴随着光华门之战的开始，关于此一战斗的神话随之被制造和传播开来。这里所说的神话无关乎被叙述的内容是否为绝对的真实或虚假——但基本都掺杂着虚假的或缺乏依据的成分——而是关注战斗的哪些部分被突出和强调，又是否在群体之中获得认可与记忆。
自1937年12月10日胁坂部队的第一和第四中队进入城门后，《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日本主要媒体都对这里的战斗进行了密切的追踪和报道。这些报道使一直期待南京陷落的日本国民记住了“光华门”这个名字，也记住了在这里战死和成名的步兵第三十六联队士兵。具体说来，它们对光华门之战的报道有诸多相同的内容，关于光华门之战的基本信息也由此构成了日本国民对光华门记忆的基础。例如，在进攻南京的战斗中，光华门是日本军队“率先入城”的地方；完成“率先入城”之举的部队是胁坂部队。此外，胁坂部队的第一中队代理中队长山际喜一也因带队“率先入城”而获得了朝香宫亲王授予的佩刀。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不同报纸所关注和报道的内容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不同的报道对后续日本民众关于光华门的记忆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需要略作梳理。1937年12月13日早上，日军占领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日本国内，《读卖新闻》在朝刊第1版以五分之四的版面展示了三张日军爆破光华门的图像。次日，该报的朝刊头版头条继续展示光华门的爆破场景。画面中，三个日军士兵守卫着军旗，一个敢死队的工兵脱帽鞠躬致敬（见下图）。虽然看不到士兵的表情，但其所描绘的“无声的告别”和“视死如归”的“悲壮”则十分强烈地传达出来。 与军旗诀别的日军工兵敢死队员
《读卖新闻》把从事爆破的工兵作为神话的“主角”，《朝日新闻》则关注冲入城门内和城墙上的士兵，以及士兵挥舞着的日章旗：（爆破成功后）勇敢的步兵们纷纷过桥，冲入光华门内，一队又一队。终于，伊藤部队的主力占领了光华门！在硝烟弥漫的薄暮中，沐浴着夕阳的日之丸旗升了起来。敌人的沙袋现在成了昭示我军将士占领之荣誉的日章旗的掩体。两面、三面，旗帜左右摇摆，胡乱地摇摆着。由于猛烈的枪声，我们听不到城墙上勇士们呼喊的万岁之声，但从那摆动的旗帜中，我们很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充满感激的颤抖的万岁之声。这篇报道描绘的是冲入城门内的敢死队“勇敢”战斗的场景，传达着胜利与昂扬的激情；《读卖新闻》展现的则是轰击城门和城墙的过程，工兵队员与军旗诀别的场面尤其“悲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报道发出之时，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伊藤善光已经战死，但该篇报道并未提及此事。而在该报道的次日，《朝日新闻》才刊载了伊藤善光战死的消息。在这篇报道中，记者生动地描绘了伊藤指挥作战时的“英姿”和中弹时的场景：“伊藤少佐指挥部下，意气冲天！敌人发射的非人道的毒瓦斯、手榴弹如雨般袭来，其中一枚不幸命中。”这里描绘的场景虽还不够具体，但已经预示了伊藤在战争时期的“英雄”形象，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国民记忆光华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光华门是日军在“敌都”南京“率先入城”的地方，而伊藤善光又是此地日军战死者中职级最高的一个，因此，伊藤善光的神话迅速传开。1937年12月15日上午，某部队长来到空气中还带着血腥味的光华门城头，听取了率先进入城门并存活下来的山际和葛野两人对战斗经过的讲解。听闻伊藤“勇壮悲绝”的事迹后，他不禁感慨，将伊藤与日俄战争中被誉为“军神”的橘中佐相比拟。很快，伊藤战死的事迹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美谈”。在此过程中，“勇壮悲绝”也由抽象的形容词逐渐变得具体，伊藤善光关爱下属，伊藤部队上下一心的形象通过几个瞬间的呈现变得生动起来。1939年5月，一支庞大的“小学教员大陆视察团”来到中国，进行了规模极大的“视察”和参观活动（详见下文），这支队伍的核心成员为淀桥第七小学校长能势祐夫。在能势公开发表的信件中，他细致地描绘了战斗之时的场景：伊藤让自己处于危险的位置，以庇护部下；而当部下请求伊藤到安全的地方时，伊藤的右肩和右腿被击中，一旁的上等兵也被击中左眼。该上等兵想要抱起伊藤，但伊藤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便将自己在上海事变中领受的假眼送给了上等兵。与此同时，他还安慰着身旁的一个重伤的二等兵。就在这时，伊藤又中一弹，终于战死。显然，这些生动的细节均是讲解者告知的，经能势转述后，更多的日本人得以知晓。 梁川刚一所绘《光华门上慈爱的点名》
更为著名而感动日本国民的，是伊藤善光在战死之前点名的场景。就笔者所见，相关信息最早出现在1937年12月19日的一条报道中，但缺少细节。1939年10月19日夜，原伊藤部队的战死者遗属和士兵拜访了伊藤的遗属。夜深人静，他们说起了那次“悲壮的点名”：光华门内，在沾染鲜血的日章旗下，伊藤抱着重伤的士兵呼喊着部下的名字：“葛野中尉在吗？山际少尉，杉山少尉，村田军曹，你们在吗？”就在这时，一枚手榴弹击中伊藤。与此相前后，点名的场景被梁川刚一描绘成画，取名《光华门上慈爱的点名》（见上图）。在这幅画中，伊藤善光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心位置，立于城门之内。他左手抱起重伤的士兵，右手拿着指挥刀，头戴钢盔，面向其他士兵。黑色的胡须之下嘴唇微张，像是在呼喊着某人的名字。其他士兵位于左下角的堑壕中，其中一人举手张口，似在应答。画面背后一片黑暗，点缀着几处闪耀的火光。在这幅画的旁边，还有文字简要描述了“慈爱的点名”以及伊藤善光战死的经过。于是，通过交谈、文字和图像等方式，伊藤死前点名的场景便被纳入日本国民关于光华门的记忆之中；反过来，死前点名的场景也使关于光华门的记忆变得更加具体而生动。至于死前点名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目前无法妄断。但从在场者森国年男的战时手记来看，此事值得怀疑。森国是参加光华门之战并进入光华门的上等兵，他曾记录了伊藤战死前后的场景：伊藤部队长抱着受伤的士兵，含泪说道：“日章旗下含笑而死吧，我随后就到。”我也心有戚戚地流泪了，想都没想地奋勇杀敌。这时，慈父一般的伊藤部队长在光华门内名誉战死，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手榴弹在眼前“咣”地一声就爆炸了，碎片向我飞来，耳朵像是聋了一样呆在那里。很快，我恢复了意识，只有葛野中尉和副官还在，青木伍长也名誉战死了。可见，即使伊藤善光确实曾在光华门内点名，但也不太可能是中弹之时仍在点名。退一步说，即使点名确实发生在伊藤中弹之时，这件事对森国而言也并不值得特别书写。只是，在后来经过神话渲染之后，这件事才为人所熟知。进而言之，光华门的战斗固然激烈，也要经过神话化的处理，并通过各种媒体传播之后，才进入日本国民的记忆之中。而在光华门成为“圣地”之后，它便成为一个有“魔力”的场，吸引日本人来到战迹所在之地巡礼膜拜，聆听关于“率先入城”的历史“神话”。（本文摘选自《陷都政治：日本在南京的记忆建构与遗迹变迁》第一章“光华门：战时日本集体记忆中的'圣地’”，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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