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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墙史（下） 南京，地处雨水丰沛的江南，丘岗连绵，河湾如织，湖泊池塘星罗棋布。城墙择址的地段或山石嶙峋；或低洼松软；或平坦如砥。为防止高大的城墙下陷、开裂、倾倒，建造者根据工程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科学处理方式。有的顺山势而建，城垣与山体岩石连结成整体；有的深挖基础至原生土，上铺巨石为基；挖不到原生土的低洼地段，还打下10余米长的木桩，上面铺设圆木井字形木排，借以达到转驾城墙压力的作用。用于南京城墙最大的条石，每块重达千余斤，城砖每块一般重20余斤，层层叠叠垒砌成高达12~24米、底宽8~27米、顶宽3~18米的墙体，其重量可想而知。如此沉重的负荷，城墙能够屹立迄今，与牢固的基础密不可分。 南京明城墙在砌筑中，对不同地段采取了不同质地墙体的处理方法和特殊的粘合材料。有的地段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的条石，作为城基、勒脚和部分城墙内外壁的主要材料；有的地段全部用城砖垒砌；还有的地段以条石、城砖砌筑墙面，中间填以片石、城砖、黄土混合夯筑等。粘合墙体的材料十分坚固，以至留下了用糯米汁加石灰等灰浆建造的说法。 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适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两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合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2 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10余层城砖；墙体顶面设置了石质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 50米距离设置石质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在秦淮河出、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栅门以防潜水入城之敌。东水关内侧还设有33座瓮洞，分为3层（上面两层为藏兵洞），下层（中洞可通船）通水。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即武庙闸）、前湖的半山园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设计巧妙、结构合理。 环绕南京明城墙的护城河（唯有太平门向东一段城墙外侧没有开筑护城河），是南京明城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护城河的水源，来自秦淮河、清溪、金川河以及玄武湖、前湖和琵琶湖等，经对城垣外侧河道疏浚、开挖，引导河水入濠而成。宽阔的护城河水面，衬映高大坚固的南京城墙，使进犯之敌望而生畏。 明南京城门外护城河的桥梁，是人流车马往来的要道口，故大多以坚硬的石质材料为主要构件。有石城桥（石城门外）、三山桥（三山门外）、聚宝桥（聚宝门外，即古长干桥）、九龙桥（通济门外）、夔角桥（正阳门外）、平桥（朝阳门外）等。明初建造在相关河道上的著名桥梁中，最大的石拱桥是上方桥（即七桥瓮），由于这座桥是拱卫京城的门户，以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明初建造的桥梁中，赛虹桥（明初称“大通桥”，民间又俗称“赛工桥”、“赛公桥”等）与南京明城墙的建造，传说故事最多。 南京明城墙的建造，历经洪武一朝。在城墙的结构、瓮城的创新、护城河水源的利用、水关涵闸及桥梁的设计建造等诸多方面，汇集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是元末明初劳动人民用心血筑成的一座丰碑。 3、字里行间觅踪迹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 20厘米，厚10～12厘米。由于城砖来自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粘土、沙土、高岭土等等）。大多数城砖留有铭文，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这不仅是南京明城墙的一大特点，也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明城墙所用如此巨量的城砖，究竟依靠那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经文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 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南京城砖铭文的书写者，大体可分“书斋式”与“民间式”两类。前者属官府内的官吏文人、乡间的秀才，也许只要没有写错，就不会有杀头之虑的缘故，其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后者属于粗通文墨、甚至没用笔写过字的工匠，当砖坯出模后，只是拣了身边的一根小树枝，在砖的一侧小心翼翼留下所在县、甲以及自己的名字，稚拙的字体上透出几许村野之气。城砖铭文的字体，篆、隶、魏、楷、行各体皆备，蕴含着淡淡的金石味。其中有一种书体最具神韵，在中国书法字典上，也难找到它的归属，却一笔一划不扭不颤，那是来自民间的书法艺术。所有的铭文，折射出的谨慎与虔诚，强烈而鲜明。从铭文技法上，又可分为模印、章印、刻划三种形式。其中，铭文的双线模印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南京明城墙的城砖铭文，为后人留下了及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填补了史料的不足。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南京城砖产地的分布；中国汉字在明初的简化字与异体字；中国民间的书法、篆刻艺术；中国姓氏文化在明初的演变以及明初实行的责任制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城砖铭文的研究，还能发现不少明以前烧制的城砖和一定数量明以后为修葺城墙而烧制的清代城砖，为我们认识南京城垣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实物佐证。 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开国都城的营建依据之一，与道家的“占卜”有密切关系。从3000多年前周公营建洛邑（今洛阳），到汉、唐的长安，乃至宋代的东京（今开封）、元代大都（今北京），几乎没有例外。 南京城墙，所谓“依山傍水”、“皆据岗垄之脊”等语，是清代学者对南京城墙的描述，不能等同于明初南京筑城的依据。从多年来对南京城墙考古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出：许多地段的城墙基础下面，使用了成排叠加的、大量的木桩进行加固，如水西门段、集庆门段、“玄武湖隧道”段等，这些都是因为地基松软，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采取的一种措施，并非是在“岗垄之脊”建造。有些地段平地起建城墙，如中山门向南及光华门向西等地段，而护城河也是临时开挖的，也不符合“依山傍水”而建的说法。 洪武四年（1371），60岁的刘基借妻子故世，欲离开南京的荣华富贵，归隐青田老家。行前，刘基规劝朱元璋“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正在凤阳大兴土木建城的朱元璋当然听不进去，还送给他一首诗：“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最后让刘基在青田老家“朝入青山暮泛湖”，不要多管“闲事”。这首诗首句留下了刘基为朱元璋“建朕都”的史实。 在“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根据对天象星座的长期观察，将环绕北极和比较靠近我国周围上空的星象，分为三垣、二十八宿。所谓“三垣”，是指环绕在北极和比较靠近头顶天空的星象，分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区，由于各区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围绕成城垣的样子，故称“三垣”。明都南京城的宫城，依照紫微垣布局。紫微垣“天帝坐也，天子之所居。”所以用紫宫来当宫城的名称，意为“以北极星为中心的紫微垣城”，又因宫廷之内门户有禁，故宫城又被称为“紫禁城”。紫微垣内有华盖，位于北极的北面，故宫城内三大殿的中殿取名“华盖殿”；皇城，依照太微垣布局。太微是政府的意思。南京皇城内与太微垣相对应中央官署的布局是：千步廊东（左）西（右）两侧均为明王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端门为太微垣的南门，皇城内故亦设端门；京城，依照南斗与北斗聚合形（略）加之天市垣局。天市垣，是“天子率诸侯幸都市也”。“天市垣”中的“贯索”星座，在南京京城的位置及建造的理由，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就太平门外建三法司时称：“太平门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阴肃，故建于此。敕曰：肇建法司于玄武之左，钟山之阴，名其所曰贯城，贯法天之贯索也。是星七宿如贯珠环而成象，乃天牢也。”因此，朱元璋利用这种布局吓唬三法司的属臣：在“贯索”围成的星环中，如果没有其他星在里边，说明刑法得当，没有营私舞弊的现象；如果有其他星在星环里边，说明刑法失当；如果在星环里边的其他星很亮，说明有重大的冤案、假案。并在通往三法司的“孤悽埂”上，建造了一座牌坊，上面书写了“贯城”两字。显然，这是朱元璋利用天象作为巩固其统治（包括职能和人心）的一种手段，与南京城墙设计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南京城墙所谓“不规则”的形状，其实有着非常严密的规则，其根据就是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传统的“占卜术”，由刘基等人所为。 瓮城，是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城池争夺战的实践产物。筑造于公元1386年的南京通济、聚宝、三山等城门，其瓮城一反中国古代将瓮城设置城门外的常规，把部分瓮城设置于城门内侧，形成了中国古代瓮城中十分罕见的新形制，也为我们留下了难解之谜。 在我国古代城垣建造史上，城门的构造十分重要，它既是平时的交通要道，又是战时的攻防要塞。而后者对建造者来说，考虑的因素往往要超过前者。中国的城池建造史达千余年，经过无数次战争的考验，建造者在城门外筑以小城，多为半圆形，形成相对独立而自身完备的战略要塞，其形状似古代生活用品中的“瓮”，称之“瓮城”，对这种城门，人们现在称它为“外瓮城”，如南京现存的和平门外瓮城。而南京城垣出现了在城门内构造的小城，人们称它为“内瓮城”。 明代南京城垣的内瓮城，目前保留完整的是中华门内瓮城，也是当年朱元璋的得意之作。该城门的内瓮城最为雄伟，整个内瓮城东西宽 128米，南北长 129米，占地面积达 16512平方米，城墙最高处为 21.45米。它的南边是宽达 120米的外秦淮河，为护城河，北边是 28米宽的内秦淮河，为内堑。瓮城内外建有瓮洞（俗称藏兵洞）27个，可以储备战备物资和躲藏士兵，据说，在没有任何外来粮草的情况下，藏兵洞可藏兵3000人，守城可达1月之久。 朱元璋为什么在南京要建内瓮城呢？它的实战防御功能与外瓮城相比，究竟谁的作用更大呢？如果说南京的内瓮城要比外瓮城更具防御功能，为什么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在营建北京城时，将内城的9个城门和外城的7个城门的瓮城，均筑成外瓮城呢？为什么清代在南京增筑朝阳门（即中山门原址）瓮城时，反而筑了外瓮城呢？这无疑也是个待解之谜。 在解放门8号——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大门，登上城砖砌筑的上城步道，就能看见在一段古老城墙前镶嵌在木桩上的一块黝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了“浆固明城”四字。这“浆”究竟是糯米汁还是其它什么材料？ 民间传说南京城墙城砖是用糯米汁粘合的，但对此说法正史不载，野史无记。笔者在马生龙的《凤凰台记事》中查到有关这方面最早的文字记载：“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朱元璋）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其中“秫粥”，是指一种粘高粱熬成的稀饭，也未提到糯米汁。建造南京城墙究竟有没有使用糯米，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寻觅破译“密码”的锁钥：有的试图从古人笔记中寻觅蛛丝马迹，有的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光谱分析，还有许多外国人也在关注南京城墙的粘合材料，甚至想取其一块带到国外研究。 4、建造南京城墙是否采用了糯米汁？ 否定者引用了明初一段历史：朱元璋在公元1366年9月5日下令大规模兴建南京城垣，可在同年 4月9日，他就下达了辖区内当年禁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源”，即不让民间用糯米造酒。同时，元末明初10余年的兵燹马乱，抽调大批健壮民夫充军或赴京营建，全国哪有巨量糯米汇集到南京，以供筑城之用？ 而肯定者也引用了这段历史：朱元璋禁种糯米的记载，与南京城墙大规模的建造“恰巧”发生在同一年，而“禁种糯米”仅限当年，以后的整个洪武年间再也不见禁种糯米的记载；朱元璋禁种糯米，为的是“塞造酒之源”，但造酒之源绝非糯米一种，为什么对能造酒的其它粮食如麦子、稻谷、高粱、地瓜等不禁，独对糯米下了禁种令？朱元璋的禁种糯米令，是在全国尚未统一时提出的，对后来占领地的糯米以及各地造酒库存的糯米如何处置？禁种糯米令颁布后现存的糯米是造城用了，还是给人吃了？ 就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际，今年初，西安一家报纸的一则消息，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文章说：最近，西安文物工作者对西安古城墙城砖的粘合物进行科学鉴定分析，认定并证实了“灰缝有糯米成分”。由于目前的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同为明初所建，因此，将南京城墙的粘合材料与西安这项成果进行分析对比，可能是一把破解千古之谜的钥匙。 1937 年的“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事。对于这场最后依托城墙进行的南京保卫战，过去较多提到中华门保卫战，而较少论及其他。然而，无论从当年汪伪时期的档案里，还是来自日本的旧照片中，侵华日军对光华门曾发生的“争夺战”重视程度，远超过其它诸城门。日军不仅在光华门外城墙下树立墓标，凭吊战死者，还在光华门一侧书写“和平”两个大字欲盖弥彰。光华门，成为日本军政要员到南京参观、巡视的必选之地，还组织有关材料编成军事教材广为宣传。这段战史，在过去很长时间，少有人论及。 1937年12月，担任光华门防务的中国守军，为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和第87师259旅等部，之后又有宪兵教导第2团、156师等部增援。 10日光华门一役，被日军视为突破南京城垣防线的日子，日本新闻媒体大肆渲染：“期待已久的太阳旗飘扬在南京城头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于是日本全国上下疯狂一片。人们从报纸上印有醒目的南京地图上，兴奋地指着“就是这个城门，就是这个城门”。不久，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日本报界记者们臆造的“占领”，也是日军当时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日本军界为此大为光火。日军占领城墙后，中国守军未及转运的伤员，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挑起抛向城下，有的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如此城垣保卫战，在抗日战争中虽不及长城保卫战之影响，但也鲜有其他城墙保卫战可与一比。 日本人对南京光华门争夺战印象很深。南京沦陷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立即前往光华门参观，听取汇报。1938年4月，日本皇族东久迩宫也前往该城门巡视、凭吊。南京沦陷后的伪市工务局，秉承其主子旨意，在对南京城墙修缮的设计图上，特意标明“战绩保存、不必修理”，加以保护。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段被日军炸毁的城墙豁口才被国民政府南京市工务局加以修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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