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
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他们说，由于知识本身与作为知识生产之周围环境的各种境况不同，所以，知识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心甘情愿地限制他们自己的研究范围。我所要论证的是，这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科立场的背叛。应当把所有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做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诸如此类的确存在的局限，表现在把研究材料移交给诸如心理学这样的相关科学来处理方面，或者表现在对其他学科的专家之研究的依赖方面。无论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特征或者超验特征，还是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抑或客观性所特有的特征，都不具有任何局限。
人们也许可以期望，一门诸如知识社会学这样的学科所具有的自然倾向，就是扩展自身并且使自身一般化从对原始人的宇宙观的研究一直发展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这恰巧是社会学家们一直不情愿采取的步骤。另外，知识社会学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这些人一直容许自己承担界定知识本性的任务—现在所占据的领域之中。实际上，社会学家们从来都是急不可耐的，因此，他们不能把他们对科学的注意局限于对科学的制度性框架以及对与科学的增长率或者发展方有关的外部因素的关注上。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知识所具有的本性[参见Ben-David（1971年版）、DeGre（1967年版）、Merton（1964年版）以及Stark（1958年版）]。
这种犹豫不决和悲观失望的存在依据是什么？是将会伴随这样一种纲领而出现的学术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巨大困难吗？当然，决不能低估这些困难。我们可以从人们为了实现更加有限的目标所一直付出的努力中，获得衡量这些困难的程度的尺度。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人们实际上提出的理由。社会学家对其用来研究科学知识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茫然不知所措吗？当然不是。他自己所受的训练使他能够对有关其他文化的知识进行有代表性的研究，而且，他可以把这些文化当做提供灵感的模型和源泉来运用。迪尔凯姆的经典性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表明了一位社会学家怎样才能洞察一种知识形式所具有的深度。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出了一些暗示——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些暗示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力。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当然，与这种纯粹心理学方面的特征描述所指出的根源相比，这种缺乏魄力还有更加深刻的根源，而我们到后面将会研究这些根源。无论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各种症状都是以某种先天的（a priori）形式和哲学论证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学家们借助这些论断表明下列坚定信念，即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案例，而且，如果人们无视这一事实，他们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错误。哲学家们当然也急不可耐，不可能鼓励这种自我克制（self-abnegation）活动了[例如，参见Lakatos（1971年版）、Popper（1966年版）]。
本书的目的在于与这些论断和克制进行论战。因此，下面的讨论有时尽管并不总是不得不涉及方法论，而不涉及实质内容。但是，我希望就其效果而言，它们具有建设性。我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是，把论战的武器交给那些从事建构性研究工作的人，以帮助他们攻击那些批评家、持怀疑态度者以及不可知论者。
我首先将详细说明什么是我所说的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这样做可以为我以后考虑各种详细的反对意见提供所需要的框架。由于各种先天的论断从来都是镶嵌在各种作为其背景的假定和态度之中的，所以，为了进行考察，也有必要把这些背景性假定和态度突出出来。这将是我的第二个主要论题——只是在这里，与我们的科学观念有关的各种具有实质内容的社会学假设才开始出现。第三个主要论题将要涉及的，也许是知识社会学的所有障碍之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数学和逻辑学。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与我们所涉及的原理有关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地地道道的技术性问题。我将表明怎样才能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节 强纲领
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存在的知识。所以，从门外汉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哲学家的观点对知识进行恰当的界定，将是大不相同的。与把知识界定为真实的信念——或许也可以把它界定为有根有据的真实信念——不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的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语词来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做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运作的观念一直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不仅在科学内部看来是正确的，而且就其他的文化领域而言也是正确的。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这种变化既构成了它的出发点，也构成了它的主要问题。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为什么发生变迁？知识社会学集中注意信念的分布状况，以及影响这种分布状况的各种各样因素。例如，知识是怎样传播的？知识的稳定性如何？人们创造和维持知识需要经历哪些过程？人们怎样把知识组织起来，并且分成各不相同的学科或者领域？
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这些论题都是需要进行研究和说明的，而且，他们都试图以和这种视角相一致的方式来描述知识的特征。因此，他们的观念也将与其他任何一位科学家的观念一样，具有因果关系的特征。他们所关注的将是那些似乎在他们的研究材料范围内发挥作用的规律性、一般原理或者过程的地位。他们的目标将是建立可以说明这些规律性的各种理论。如果他们想使这些理论满足最大限度的普遍性的要求，他们就必须既把这些理论运用于真实的信念，也把它们运用于虚假的信念，就必须尽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生理学的目标是说明健康的有机体和病态的有机体；机械学的目标是人们理解正在运转的机器和出了毛病的机器、依然矗立的桥梁和已经倒塌的桥梁。同样，社会学家所寻求的是可以说明人们实际上已经确立的各种信念——无论研究者如何评价这些信念——的理论。
也许，某些典型问题——它们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并且已经使人们得出一些有趣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具体说明这种研究方法。首先，人们一直在对各种群体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和这些群体所赞同的宇宙观之一般形式的联系进行种种研究。人类学家们已经发现社会性相关物（correlates）以及可能存在的、我们拥有拟人性世界观和神秘的世界观的原因，与客观的和自然的相关物有所不同（Douglas，1966年版和1970年版）。其次，人们一直在对经济发展、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的内容的种种联系，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例如，已经有人非常详细地研究过水蒸气技术的实际发展对热力学的理论内容产生的剧烈影响。这种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Kuhn，1959年版；Cardwell，1971年版）。第三，有许多证据表明，文化所具有的那些通常被人们视为非科学的特征，不仅对人们创造各种科学理论和发现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对人们评价这些理论和发现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证据表明，弗朗西斯·高尔顿在“优生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他创造统计学的相关系数概念的基础，并且可以说明他创造这一概念的过程。此外，遗传学家贝特森所具有的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也一直被用来说明他在人们就遗传基因理论所进行的争论中扮演的怀疑论者的角色（Colman，1970年版；Cowan，1972年版；Mackenzie，1981年版）。第四，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把训练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在科学行为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记录下来。看来，通过诉诸这些过程，连续性模式和非连续性模式，接受模式和拒斥模式，就都可以得到说明。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种种批评，提供了一个关于科学训练之各种要求的背景，影响人们评估一项研究工作的方式的有趣的例子。开尔文通过把太阳当做一个不断冷却的炽热物体来研究，并计算它的年龄。他发现，当进化过程尚未达到人们现在可以观察的进化状态时，太阳就已经把自身的能量耗尽了。世界历史的悠久并不足以使生物进化走完全部历程，所以，进化论一定是错误的。有关地质一致性的假定，还有它那关于时间无限延伸的假设，都从生物学家的脚下被粗暴地抽掉了。开尔文的论断使人们悲观失望。这些论断的权威性巨大无比，而且，在19世纪60年代没有人能够对它们提出辩驳观点；紧随着它们出现的，是来自令人信服的物理学假设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精确严密。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地质学家们才鼓足勇气，告诉开尔文他很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人们并不是由于某种激动人心的新发现才鼓起这种勇气的——的确，当时在可资利用的证据方面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真正的变化。在这个间歇期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人们以数量不断增加的对化石记录（the fossil record）的详细观察材料，全面巩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质学。正是这种观察资料的增加，导致了对或然性和貌似合理性（plausibility）的评估的变化。开尔文必定是根本没有考虑某种至关重要的、但在当时并不了解的因素。人们只有用他们对太阳的核能源的理解，才能指责他的物理学论断是错误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先见之明，他们只不过是未曾等待某种答案而已（Rudwick，1972年版；Burchfield，1975年版）。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观点提出另一种观点。它所研究的是那些处于科学内部的社会过程，所以，人们把社会学的考虑局限于只涉及各种外部影响的发挥作用过程的做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到人们所进行的一项引人入胜而又颇有争议的对德国魏玛时期的物理学家的研究。福曼（Forman，1971年版）运用这些物理学家的学术讲演表明，他们采纳了在他们的周围存在并且占据支配地位的、反科学的“生命哲学” （Lebensphilosophie）。他主张，“德国物理学界在1918年突然出现并且获得极度兴旺的抛弃因果关系的运动，主要是一项由德国物理学家作出的、使他们的科学内容适应他们的学术环境的价值观的努力”（第7页）。这种主张的勇敢无畏和趣味，来源于非因果性（acausality）在现代量子论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我们刚刚概括叙述的这些研究方法表明，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应当遵守以下四个信条（tenets）。通过这种方式，它就可以体现人们在其他科学学科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同一种价值观。这四个信条是：
一、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会存在其他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
二、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
三、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
四、它应当具有反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和有关对称性的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要求的反应。它显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驳斥。
这四个与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以及反身性有关的信条，便界定了我们将称之为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的东西。这些信条决不是新的，但是，它们却表现了一种由我们可以在迪尔凯姆（1938年版）曼海姆（1936年版）以及兹纳尼茨基（1965年版）那里找到的各种更富有乐观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的格调组成的混合物。
我下面将针对人们的批评和误解，努力维护这些信条的切实可行性。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前后一致和貌似合理的方式实行这种强纲领。所以，让我们开始考虑人们对知识社会学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从而引出这些信条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并且看一看这种强纲领怎样才能经得起人们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