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版】1G、2G、3G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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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读者在后台问小树，你说的1G、2G、3G时代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谓G，取自法兰西历史中的第1、2、3、4、5G合国，此乃键政圈传统黑话。但我们既然要将其本土化，当然也得更新一下定义。本文系小树根据这些年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整合而成，如有雷同，说明俺们精神相通。

若从粗略的时间节点分析的话，1、2、3G即 49-66，66-16，16-  。

1G时代是左为主流，2G是右为主流，3G则是保守为主流。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时代，改革时代，常规治理时代。

其中，2G分为前2G时代和后2G时代。前者指那十年，后者指那十年之后的76-16。具体区别，后文会详细说明。

而要搞清楚1G、2G、3G时代的具体特点，还得清楚左右二字的具体定义。之前在前文中，小树曾引述过玄处、明公的说法，继而以此为基础再完善了一下：

右，即倾向于社会向自由改革，希望社会减少管理，给予突出者以更大发展空间。

左，即倾向于社会向平等改革，希望社会增加管理，以此尽量拉平各种因素造就不平等。

保守，即倾向于不改革，希望社会不去触碰当下利益分配格局。

简而言之，无论左右，都属于改革派，都支持改变现状，只是方向不同。而保守，则是反改革派。

这里先插播回答一个经典问题，“东西方的左右定义是不是相反的”？

左平等右自由保反改革，这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执着于维持现状的保守派非常狡猾，他们极为善于将自己的利益取向和本地文化传统相互绑定混淆，来为自己的反改革赋予合法性。

在人口稠密的东方，文化传统偏左，“均贫富”无论何代都有极高号召力，因此东方的保守派会有左（平等，及维系平等所需的强管理）的风格 。在地广人稀的海洋文明，文化传统偏右，保守派则有右（个人主义、自由及小政府）的风格。

当东西方的保守派拿出自家传统文化来遮掩自己的反改革意图时，他们自称的“左”、“右”自然和现实有区别，因而才让人感到困惑。

最好的辨别方法是擦亮眼睛，号称自己左/右的人，到底是真心希望社会变得更平等/更自由，还是披着羊皮，实际不过在为既得利益现状傅粉或向别处转移视线罢了。

回到中国。

1G时代，左最为强盛，因此弱势的右和保只能选择合流，才能抗衡左。

2G时代，右最为强盛，因此弱势的左和保只能选择合流，才能抗衡右。

3G时代，保守最为强盛，因此则变成了弱势的左右合流，才能抗衡保。

可能有些读者就感到奇怪了，保守派怎么变来变去的？

事实上，保守主义就是流动的存在，它拆解开来就是“保卫守护”，保卫守护着上一个或上上个时代所获得的红利。而这份红利，即是曾经改革派从曾经的保守派手中打下来的红利。

在1G时代开始以前拿到红利的，即通过改革清朝、北洋摊子而拿到改革红利的改革派，在1G时代开始后，他们就成了抱残守缺的保守派。

在1G时代拿到红利的，即通过改革民国摊子而拿到改革红利的改革派，到了在2G时代（包括前2G时代和后2G时代），他们就成了依靠旧勋垄断资源的保守派。

在2G时代拿到红利的，即通过岗位、资产和牌照固化了绝大多数经济增长红利的，在3G时代，他们就成了阻碍再分配的保守派。

当定义界定清晰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保守派的定义总变来变去，而它们又为何会在不同时期结盟不同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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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继续深入讲一下红利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

所谓“红利”，正如刚才所说，实际的意义即改革派通过切上个时代保守派的蛋糕后所得的利益。这份利益，往往远超过个人努力所应得。

1G的常见故事，30年代出生的三代贫农，当年因为参加革命，革掉了民国的统治体系，1G开始后在地方轻松科处级开局，荫蔽三代。

2G前期的常见故事，50年代出生的激情学生，当年因为运动，革掉了因僵化而导致各种问题的各级管理，一跃担任重要岗位。

2G后期的常见故事，60-80年代出生的平民，当年因为开放和全球化，迅速占据各种行业空缺和岗位空缺，同时积累各种未来会急剧升值的优质资产（主要以核心地段房地产为主）。

这些人的上升速度和资源积累速度，在其他时期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即所谓的红利。

再插播补充一下，平等的实现，必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削峰填谷。越是平等，大手越强。

但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临界点，大手本身就会成为新的不平等来源，违背了平等的初衷。

前2G时代的十年的本质，即是用“右”来实现“左”，通过放松、放权、掺沙子等，来约束和抵消部分大手的力量，以促进平等和盘活经济。

也因此，本文将那十年划入2G，正是因为这十年的保守派和76-16时期的保守派是一致的，其中盘活经济之目的也是一致的。

只是，前2G时代的尝试失败了，而后2G时代的手段成功了，因此我们在谈起2G时，总以为仅仅指76之后的故事。

总之，虽然每次时代变迁总会有人被或左或右地改革掉，可拿到时代红利并沉淀下来者毕竟仍是多数。

而这些人心底也非常清楚，自己虽手握大量红利，可自我奋斗的贡献其实相当有限，命运的赐予远大于努力本身。

比如前1G时代，除了极少数有幸接受过革命教育者，参军投奔哪方，几乎全靠运气。

1G时代的城市平民们，也是19%（城市化率）的概率让他们幸运地投胎在城里，与此同时，乡下的小伙伴则正面临可怕的剪刀差。

2G时代呢，虽然机会爆炸，可信息差仍十分严重，发财、跃迁的机会虽多，但稍纵即逝，且一直都在被东部及少数大城市虹吸。

因此，手握时代红利者深深地明白，如果要他们再活一次，譬如在这个人口流动自由与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和一生下来就在高强度竞争厮杀中训练的年轻人决一胜负，看看是否能达到自身现今的高度，他们……想都不敢想。

（当然，上述指的都是拿红利者中的平凡的大多数。因信仰主动奔赴圣地、因成绩自公社得到擢升的极少数等，在任何时代都是佼佼者，不表）

总之，平凡的他们必须要拼尽全力守护着手中的红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没实力再重来一次。

因此，1G、2G时代手握大量红利者，大多必然会随着时代的推移凝缩成保守派，反对对当下有利于他们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触碰，讨厌自由，更憎恨平等。

经济基础决定话语内容，虽然他们口中还讲着左啊右啊的东西，可屁股早不在这块了。

仔细观察一下，讲着左语言的保守者们，满口导师，却不敢再谈分配，满口传统，却不敢再提陈涉吴广；讲着右语言的保守者们，亦不赞成自由竞争，尤其是和年轻人的竞争。

所以，如今我们面临的语境必然是混沌的：

一方面，霸占着左右话语权的保守人群，要么是为其保守身份掩饰，各种搅混水，以转移敌意；要么只是无病呻吟，怨恨自己未攫取更多。或许有的人还坚称着自己在“追求信仰”，可要他们身体力行践行，他们又是不敢不愿的。

深入基层，实事求是，为沉默的大多数请命，才是真正的信仰

至于天生站在保守派对立面的年轻人，左右语言又大多是他们抒发焦虑与不满的工具，并非真心信仰于此。许多人一面骂一面梦想财务自由，做个吃息的保守派——这个息，当然最好还是不动产的息。

的确已然是3G了，时代确实早就变了啊。

总之，如今涉及左右的话题，均本质上没什么参考价值。但这样的混沌本身又并非是坏事，说明俺们这的各种矛盾啊，远没有到要明辨左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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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还有一些问题，如：

到底是谁在推动着1、2、3G的变迁？

我们还有可能回到1G或者2G吗？

为什么前2G时代未能完成使命，而后2G时代却能成功？

平凡的你我，如何在3G时代脱颖而出？

3G和1、2G在观感上有什么明显区别？

我们该如何识别、规避保守派对我们的信息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