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发源地需要历法科学定位

作者：（开封） 韩鹏

夏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通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夏都”之地研究历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曲折过程，至今仍处在毫无上古历法依据、毫无创世规律可循的茫然之中。

如何立足于中华文明固有的、根本的基因文化，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血脉、地脉、文脉走向，将华夏民族开创人文世界的正确思想方法，贯穿于夏文化的科学研究之中，是当前迫切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依据我们对夏文化发源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提出如下基本观点，与国内同仁进行切磋和交流。

一、夏朝的王土，是有一定地域范围作界限的。它的西部，大致不会超过黄河下游的西部，即荥阳桃花峪东北部的“西河”流域。因为直到商朝末期，包括黄河中游末端、洛阳在内的“洛西”地区，仍然是“西戎共主”——西伯国管理的辖地，不属于华夏文明、夏商文化发源的核心地区。

而西方戎人居住的“西戎”之地，从来就不在黄河下游“中夏”“中商”“中原”“中国”地理的认定之列，又何谈是“夏王”“夏都”“夏王土”“商王”“商都”“商王土”（见图-1）之地呢。

图-1 商周地域示意图

二、夏朝王土的范围，主要是指尧舜时期黄河下游爆发洪水，即大禹治理的“大运河”及“四渎”流域。这一流域，正是尧舜时期，洪水在黄河下游泛滥的“昆仑山”“九州”“中国”“天下”之地，也是判断大禹人工开发“大运河”“四渎”地理环境的依据所在。

而华夏民族最早认定的“昆仑山”，便是黄河下游四面环海、洪水冲积形成“九州”（见图-2）“中国”“天地之中”的同义词，也是孕育夏王、夏都等夏文化的奠基之地。

图-2 黄河下游昆仑、九州示意图

三、大禹时期划分“九州”面积的大小，是以黄河下游主河道“大运河”、以及四方“四渎”冲积土地范围作基础确定的。总体而言，“九州”的面积，受黄河在下游贯通后，洪水的含沙量和冲积的时间制约。且大禹时期洪水冲积“九州”的面积，大于三皇五帝时期洪水冲积“九州”的面积。

图-3 新石器初期黄河下游河道图

离开了新旧石器交替时期，黄河上中下游全线贯通于渤海、黄海（见图-3）之位；离开了新石器时期，伏羲在黄河下游肇始的华夏文明和“九洲”之地，夏王、夏都、夏土就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四、夏朝时期“贡赋”制度的实施，是通过黄河下游“大运河”及“四渎”水运体系，将土贡、军赋等物品运输到夏朝王都来完成的。为了便于水运交通，夏朝王都理应选在“四渎”中枢的“大运河”流域，也是“九州”“中州”的“天地之中”所在地。

而夏初时期大禹王都“阳城”（西邑夏）、夏启王都“钧（宴）台”，均应在“九州”的“中州豫州”之地，且有古代天文学家测定的“天地之中”（见图-4）作为地理标志，又是“大运河”流域的“中夏”“王国”“中国”之地。

图-4 开封大禹阳城、夏启宴台位置图

五、夏朝时期，大禹在黄河下游人工治理的著名河道流域，与“九州”诸州在地理方位之间，存在着历法文化的规定性，大致是：

“大运河”流域，是夏朝“九州”的“中州豫州”之地，也是大禹“阳城”（西邑夏）、启王都“钧（宴）台”所在地；

四方“四渎”之一的“东江（水）”流域，是“九州”东方“青州”、东南“徐州”之地；

四方“四渎”之一的“南淮（水）”流域，是“九州”南方“扬州”、西南“荆州”之地；

四方“四渎”之一的“西河（水）”流域，是“九州”西方“梁州”、西北“雍州”之地；

四方“四渎”之一的“北济（水）”流域，是“九州”北方“冀州”、东北“兖州”之地。

由此，构成了黄河下游四方“四渎”，与夏代之后的“九州”（见图-5）“中原”“华北平原”之间，历史、地理、文化和历法的规律性关系。

图-5 四渎八方对应伏羲大禹九州图

六、战国时期，以开封“大梁”为中心的魏国东部地区，是夏朝“九州”及核心之地“中州豫州”“天地之中”。

东方帝伏羲创造的“先天八卦（河图洛书）”、东夷人伯益编写的《山海经》、周王文在河南汤阴演义的“后天八卦”、鸿沟流域魏国人传承的《禹贡》、西晋汲郡出土魏王墓中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汉代王景治理浚仪渠使用的地理图书，均出自黄河下游地区，也是对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的记载和传承。

只有此地的“大运河”，即“汴（灉）水”“鸿（洪）沟”“睢（沮）水”等上古之水，才能担负起沟通、调济黄河下游四方“四渎”洪水流量的疏导功能，真正实现大禹地平天成、禹贡九州的盛世愿景。
七、泛滥于黄河下游的“洪（鸿）水”，也称“黄水”“浊水”“涿水”“洪（鸿）沟之水”等，自上古以来就具有“易淤、易决、易徙”的特点，既是造成黄河在下游洪水泛滥的地质性原因；也是冲积上古时期“渤海”与“黄海”之间，形成“河州”“九州”“中原”“中国”“华北平原”的造地之水；又是以伏羲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创造“天地人合一”于“天地人之中”，以及夏朝之前最早的“九州”之地。

图-6 黄河下游汴河、四渎图

夏朝时期，黄河下游的主河道是“大运河”“汴河”（见图-6），不是“四渎”之一的“西河”之水。黄河下游的“大运河”“汴河”，是包括“西河”在内四方“四渎”汇集的中枢流域，也是大禹“九州”的“中州豫州”“中夏”“王都”“阳城”之地。此地的“大运河”及“四渎”之一的“西河”流域，才是夏王、夏都等夏文化发源的主要地区。
八、大禹在黄河下游人工治理“大运河”、四方“四渎”，重新划分以“豫州”为中州的“九州”时，依靠的理论基础便是伏羲在黄河下游“河播九流”之地，创造的“五行”“九畴（宫）”等历法文化；也是对伏羲至尧帝时期“九州”、及中州“冀州”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继承发展。

图-7 黄河下游伏羲九宫、九州图

大禹治水之前的伏羲、尧帝“九州”，是以“冀州”（见图-7）为中州的“九州”；大禹治水之后的“九州”，是以“豫州”为中州的“九州”，彼此都在黄河下游流域，也都可运用上古历法法则进行时间与空间等科学性、规律性定位、甄别。
九、魏国大梁所编《竹书纪年》中，关于夏朝统治时期历经17个夏王，计约471年的记载，已成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判断夏代历史的主要依据。

综合资料分析表明，除夏朝中期，夏王少康建都济源“原”；夏朝末期夏廑、孔甲、皋、发等4王，建都在安阳汤阴菜园镇“西河”之地外，其余13王，均建都在西汉兖州陈留郡的平丘、浚仪、陈留、小黄4县范围之内。整个夏朝，计有“阳城（西邑夏）”“钧（宴）台”“斟寻（灌）”“商丘（亳）”“原”“老丘”“西河”7处王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夏王大禹始兴于东夷之地、舜帝禅位的“鸣条”之地，夏王桀也终灭于东夷之地、夏商决战的“鸣条”（见图-8）之地。黄河下游的“鸣条”之地，已成为夏商文化产生的重要地标所在。

图-8 黄河下游夏王都、鸣条位置图

上述夏朝7处王都，除济源少康王都“原”地处黄河中游末端，有待深入研究外，其他6处王都均在黄河下游，即大禹人工开发的“大运河”、及“四渎”之一“西河”流域。

舜帝禅让帝位给大禹，不是在黄河中游、山西运城西戎人居住的“鸣条”之地，而是在黄河下游、河南封丘东夷人居住的“鸣条”之地，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平丘”，春秋时期卫国南部的“平丘”邑、汉代陈留郡平丘县同地。

这一重大历史地理的错误定位，是导致夏王、夏都等夏文化探源等考古选址重大误判的原因之一，至今仍执迷不悟。

现代人认为，科学是人们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时期，所创造的“河图洛书（八卦）”等历法文化，反映的正是这些最原始、根本和固有的科学规律。

至今为止，中国华夏文明及夏文化探源，尤其在发源地选址、考古问题上，尚未找到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居住的“九州”之地，也从未真正思考夏文化发源地与上古时期历法之间的科学规律问题。

若深究目前中国夏文化探源的思想方法，很难被认为是符合华夏民族创世科学体系的思想方法，更无法被上古时期历法的科学性、规律性所印证。因此，才出现了数十年来夏王、夏都等夏文化探源，屡败屡战、否定接着否定的情况发生。

我们认为，目前夏王、夏都等夏文化探源的真正难度，不是考古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法和某些个人水平等细节问题，而是在整体上缺乏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世思想理论作指导，失去上古历法法则作考古探源、选址定位依据，进而导致背离华夏文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下游“九州”“中原”流域，等根本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认知问题。

由此，使夏王、夏都等夏文化乃至中国的华夏文明探源，在整体上陷入了既无法正确选定考古发掘的地理位置，又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更无法进行创新性发展的多难境地。
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势必继续失去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创世思想和历法法则的根本支撑，夏王、夏都等夏文化乃至中国整个华夏文明探源，仍然会在没有华夏民族创世思想理论指导、没有科学规律遵循的混沌中“盲人摸象”，陷入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乱象之中。

这就是我们研究夏王、夏都等夏文化发源后，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