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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华夏民族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已被提升到华夏民族“母亲河”的崇高程度，且具有华夏民族产生地的重要地理定位。但是，如何理解“黄河”一词的深刻含义，以及与华夏民族创造原始、根本、基因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亟待讲清楚的关键问题。不然，结论从何而来？有何依据？就成为一个人们质疑的大问题。 为此，根据自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理解，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黄河”一词，出自西汉之后。就是说，在西汉之前，中国是没有“黄河”一词、及“黄河”文化存在的。但没有“黄河”文化存在，却不等于没有“黄河”自然河道的形成，也不等于没有“黄”与“河”文化的产生。 因此，必须把“黄河”的自然源头与“黄河”的人文源头梳理清楚。不然，就会象自古以来的黄河水一样，除了混沌就是糊涂了。 研究人文“黄河”的最早来源，应该“黄”与“河”文字的最早形成和来源说起。 “黄河”之“黄”，最早来源于伏羲肇始太极五行文化中的“五色”。“五色”有青、赤、黄、白、黑五种。“黄色”是“五色”之一色，是华夏原始先民最早认识自然世界的基础性文化。“黄色”（见图-1）作为“五色”文化的组成部分，归属于五行文化的范畴，并且与五行文化有着依存和对应的关系。
如：五行“木”，对应五方“东方”、五色“青色”；五行“火”，对应五方“南方”、五色“赤色”；五行“土”，对应五方“中央”、五色“黄色”；五行“金”，对应五方“西方”、五色“白色”；五行“水”，对应五方“北方”、五色“黑色”。可见，“黄色”本来是上古时期华夏先民，最早辨别世界万物存在的“五色”之一，也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肇始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作为中国原始文化产生的重要标志，具有教化华夏先民认识自然世界的启蒙作用。 “黄河”之“河”，最早来源于华夏民族人文始祖伏羲，肇始“河图洛书”之“河图”文化。“河图”之“河”，是指大自然天象中存在的天河、河汉、银河、乾水、星河等“天水”。伏羲运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创世思想方法，将地上的自然之“水”效法为“天河”“天水”而得之“河”名。 因此，伏羲肇始“河图洛书”文化，是华夏民族“河”文化的最早来源。而伏羲肇始“河图洛书”之地，也成为了华夏民族“河”文化的原始发源地。 在伏羲创造的四象文化中，天上、地上的“水”被赋予了“四象”“四方”“四渎”（见图-2）文化的概念，并具有天地彼此对应的依存关系。据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天文志》记载：“东井南垣之东四星,曰四渎,江、河、淮、济之精也”。“东井宿”，也称“井宿”，是四象南方“朱雀”七宿之首，有八星，源于中国人民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古代中国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井宿有星官20个，其中包括“四渎”四星，与黄河下游的“四渎”之水上下相对应。 
如：四象青龙宿，对应四方“东方”和四渎的“江水”；朱雀宿，对应四方“南方”和四渎“淮水”；白虎宿，对应四方“西方”和四渎“河水”；玄武宿，对应四方“北方”和四渎“济水”。 再如五色中的“青色”，对应五方“东方”和五色水“青水”；“赤色”，对应五方“南方”和五色水“赤水”；“黄色”，对应五方“中央”和五色水“黄（鸿）水”；“白色”，对应五方“西方”和五色水“白（金）水”；“黑色”，对应五方“北方”和五色水“黑水”。 在尧舜时期东夷人伯益所创《山海经》中，有“五色水”是流经“昆仑山”的记载。西汉易书《河图扩地象》也记载：“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而赫然。”说明“五色水”，本是流经“昆仑山”上的五条河流。由于“昆仑山”是以伏羲为百王之先，即三皇五帝与华夏民族的最早发源地，故“昆仑山”上的“五色水”，也应该是华夏民族人文历史上最早的“五色河”。而伏羲创造八卦中的“坎（水）”卦，也在八方之一的“西方”之位，对应“四渎”之一的西方“河水”“西河”，是中国原始文化“水”文化最早地理的定位所在。 从上述分析可知，西汉时期产生的人文“黄河”一词，在西汉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关于西汉之前关于人文“黄河”的解释，都与“黄河”（见图-3）一词产生的历史年代不符，也都是无法成立的。
同时说明，西汉青藏高原得名的“昆仑山”，也是对黄河下游“五色水”流经“昆仑山”文化的一种传承。西汉之后“黄河”文化的根本源头，也源于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创造的“黄”色与“河”水文化，可以用伏羲肇始四象、五行、八卦、九宫等历法文化，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定位。而华夏民族最早创造的“黄色”“河水”“四渎”“五色水”等人文名称，不仅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造原始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与伏羲居住地“昆仑山”，画河图洛书的“荥河”“黄（鸿）沟”同在一地。 自然黄河形成的历史年代，与华夏民族进化到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大致相同。具体地说，华夏民族的产生，以燧人氏后裔伏羲产生的时代为标志。华夏民族产生的时代，略晚于自然黄河上中下游贯通于东部大海的旧石器末期时代。 关于自然黄河上中下游贯通东部大海的时代，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河概论》中已经作了明确定论，大致在距今10—1万年之间。这一时代，正是旧石器末期和新石器的起点。同时，2008年经国务院认可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也在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线的相交叉，被定位在郑州荥阳桃花峪一带（见图-4）。由此，否定了战国以来，黄河下游以洛阳孟津为地理座标的错误解释。黄河下游洪水冲积的首端流域，至今没考古发现旧石器人文活动的遗址，是对上古时期黄河下游首端的昆仑山、九州形成于旧石器末期，并且尚无华夏先民居住的一种认证。同时说明，以伏羲为代表的华夏先民产生的历史，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昆仑山、九州的形成，存在着时间和地理上的高度契合。黄河上中游的一切支流，均汇入黄河主河道；而黄河下游的一切支流，均源于黄河主河道。郑州荥阳桃花峪东部流域，就对应了黄河下游“河播九流”的地理特征。其实，“九流”在史典中也有“九水”“九浊”“九淖”“九河”等名称，也正对应伏羲在黄河下游的“荥河”“黄沟”“灉水”“汴河”“鸿沟”流域，运用“象天法地”“天人合一”思想方法，肇始“河图洛书”文化之地。
因此，黄河下游大自然中存在的天象地形，是伏羲创造河图洛书文化的根本依据。也只有在黄河下游首端之地，才能找到伏羲出生“灉沮会同”的“雷（震）泽”、伏羲八卦的“雷（震）卦”之位，才能找到伏羲划分“九州”与“河图洛书”历法之间存在的法则规律性，才能判断河图“五十理数”、九宫图“中宫”，与“昆仑山”黄色水、九州中州“冀州”、伏羲“陈都”、黄帝“中央宫室”（见图-5），与“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
离开了河图“五十理数”，九宫图的“中宫”，伏羲、黄帝居住的“昆仑山”、九州中州“冀州”等“中”文化定位，一切所谓的“天地之中”“河洛之地”，都不过是对伏羲创造中国最早历法“中”文化与“河图洛书”文化的传承而已。郑州登封阳城西周所测“天地之中”如此，山西西南部所谓尧舜禹“天地之中”也无一例外，更不用说没有经过古代天文学家测定的洛阳，即西周东都洛邑“天地之中”“河洛之地”了。
郑州荥阳桃花峪，即黄河下游的“九流”“九河”，本指尧舜时期大禹治理泛滥于“九州”“中国”的“洪（鸿）水”。大禹治理“洪（鸿）水”后，“九河”通称为“四渎”和“四渎”的中枢之水“鸿（洪）沟”。因此，“鸿沟”便是大禹治水时人工开发的夏代“大运河”，是华夏民族人工开发“大运河”的首发地。中国春秋时期及之后开发的“大运河”文化，均来自于大禹人工开发“鸿沟”“大运河”的文化传承。那种将春秋吴国开发“邗沟”、隋唐开发“通济渠”“广济渠”称作中国最早大运河的喧嚣，甚至抢占国家“大运河”文化高地的做法，不仅在华夏文明探源、大运河国家文化的研究中显得十分浅薄，也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误导作用，甚至会在国际历史文化界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
尧舜时期，大禹在郑州荥阳桃花峪东部的“九河”，划分与“九州”诸州相对应的“四渎”和“鸿沟”“大运河”（见图-6）后，“九河”文化，逐渐向黄河下游“西河”流域的河北、山东等地传承。春秋战国时期，“九河”被称作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覆釜河、胡苏河、简河、河、钩盘河、鬲津河。即便如此，现在也湮废已久，但其位置大致在今河北东南、山东德州北部和天津南部一带，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的“西河”，即“河水”流经之地。
上古时期的“鸿沟”“大运河”，是黄河下游的主河道。商周之后，由于黄淮流域在洪水的冲积下，河道逐渐升高，黄河下游“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地势有所改变。“鸿沟”“大运河”作为黄河下游主河道的地位，逐渐被黄河下游的“西河”，即“河水”所取代。“鸿沟”“大运河”也逐渐被后人认为是“西河”即“河水”的支流，中国历史文化也由此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认识。 黄河下游的郑州荥阳东部，是以开封为中心“鸿沟”“大运河”流域，正是上古时期“九河”泛滥于“昆仑山”、九州中州“冀州”的核心之地，被史典记载为尧舜禹时期羲和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陈留“天文台”；也是战国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在开封大梁“观天地之道,察万物之理”，撰写世界最早天文学著作《星经》的“中天台”之地；又是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一行，所测中国最早“子午线”和唐代“天地之中”的浚仪岳台之地（见图-7）。
正与伏羲河图“五十理数”、洛书九宫“中宫”、伏羲八卦“震（雷）卦”、出生地“雷（震）泽”、“天地人合一”的“天地人之中”等彼此对应。最近，开封汴河州桥遗址出土的北宋大型石雕“龙马祥云”、北宋包拯传承的碑刻“龙马负图处”、开封祥符区“祥符天书”文化及陈留镇“河图村”地名遗存，无不印证着伏羲在黄河下游“九河”之地，肇始河图洛书、即“龙马负图”“八卦九宫”文化的客观存在。
从伏羲肇始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及其对天象地形、时间空间进行定位的创世史，可以判断：大禹治水的“西方”“西河”，划分九州的西方州“梁州”，正与伏羲八卦西方的“坎（水）卦”位，划分九州的西方州“弇（兖）州”在地理上一脉相承，彼此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人脉、地脉、文脉关系。
试问，在当今中国之地，除了黄河下游以开封为中心的上古“九河”“四渎”“鸿沟”“大运河”流域，哪里还能拿出来与伏羲肇始河图洛书等历法相一致地理存在？哪里还有与伏羲河图“五十理数”，洛书九宫“中宫”，伏羲黄帝“昆仑山”、九州中州“冀州”相对应“天地之中”。时至今日，河南乃至中国的一些历史文化学家，一方面不断引用伏羲创造的“五行”“五色”“五方”及“五十理数”“中土”“中宫”“冀州”“天地之中”等历法文化，另一方面仍拒不承认伏羲河图洛书、龙马负图等作为华夏文化源头的根本地位。其做派不仅虚伪也很无知。这种“吃锅里饭、砸做饭锅”的做法，实在为中国古今道德文化所不齿。通过对上古时期华夏民族“黄”“河”文化，以及西汉“黄河”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黄河”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黄河产生的自然源头，不等于黄河产生的人文源头。黄河的自然源头在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而黄河的人文源头则在中国东部的黄河下游，也就是如今华北平原西部的首端之地（见图-9）。
二是伏羲肇始河图洛书等历法文化，与伏羲划分的九州之地，均在黄河下游、郑州荥阳东部的“九河”流域，也是大禹治水的“四渎”和“鸿沟”“大运河”流域，又是大禹效法伏羲以河图洛书历法划分九州，在夏代重新划分的九州之地。所不同的，只是大禹九州的中州为“豫州”，伏羲九州的中州为“冀州”。由于黄河在下游不断冲积等原因，大禹九州面积比伏羲九州面积大了许多。
三是上古时期黄河下游的主河道，有一个逐渐演变形成的过程。其大致时序是：“大赢海”——“四海”——“九河”——“四渎”和“鸿沟”“大运河”。而上古时期的“四海”之内，四渎“中枢”，便是“昆仑山”“九州”及中州“冀州”之地，也是由伏羲“小九州”逐渐冲积演变为大禹“大九州”的地理所在。
四是中国西汉之后的“黄河”，从文化产生源头作分析，来源于伏羲创造河图洛书文化，具有上古历法的规律性、科学性可循；从“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的地理定位来分析，具有黄河下游、郑州荥阳东部，冲积形成的“九河”“四渎”“鸿沟”“大运河”作历史凭证；从中国史典传承来分析，黄河下游有中国最早记载的伏羲出生地，即“灉（鸿沟）沮（睢水）会同”的“雷（震）泽”（见图-10）；有伏羲在荥河、鸿沟肇始的河图洛书、先天八卦、龙图龟书；有伏羲在开封鸿沟流域居住的陈留“黄柏山”“陈都”；还有黄帝在鸿沟流域的“大梁”“轩辕楼（丘）”，与嫘祖成婚、建都的“中央宫室”为凭证。
作者简介：韩鹏，男，大学，1957年1月生，河南夏邑人。河南省孔子学会顾问，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研究方向:中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首次提出了“华夏文字、文化、文明和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产生于河南荥阳以东河济'两河’流域”的基本观点，先后出版发行研究中原华夏文明发源的学术著作十余部，曾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特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课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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