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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作了一首咏王羲之的小诗： 书圣风神世仰高，规模百代复笼牢。 从来鼻祖播龙种，不越雷池笑尔曹。 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与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欢他的书法关系极大。唐太宗曾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了一篇赞辞。赞辞历数向来“钟王”并称的钟繇、父子并称“二王”的王献之等各家书法之短，认为这些人皆“誉过其实”，独赞王羲之曰：“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皇帝为书法家亲撰传论，溢美有加，堪称绝无仅有。经唐太宗大力提倡，王羲之书法遂成正宗，唐代社会形成尊王之风。 当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内因是根据，就是说他的字确实好，并得到社会公认。王羲之四十多岁即名满天下，他的书迹备受世人珍爱，人们竞相收藏，作为学习范本。据唐人记载，当时有贵族官僚庾翼善草书，庾氏门户子弟皆效法他。后来王羲之书名大盛，庾氏子弟又皆学王书，庾翼很生气，骂曰：“儿子辈贱家鸡，好野鹜”。他把王羲之书法贬斥为“野鸡”书法，但并不能阻止王羲之书法的广泛传播。魏晋时期书法原本推崇钟繇、张芝，王羲之书法取代钟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戴，在于他敏锐地感知到社会审美取向的变化，在于他的书法理念顺应时代审美变化发展的趋势，站在时代审美理想的前列，写出了变古质为今妍的新书体。他的《兰亭诗》写道，“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基于这种乾坤轮转、适我惟新、造新不停的思想，付诸书法实践，自然是追求新变、钻研新体。当时的书法名家王洽就盛赞王羲之是“俱变古形”，开辟了楷、行、草书的妍美新境。  晋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成为书圣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汉字经由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定型，一直沿用至今不再变化，使得全社会长时间地尊崇一个书家成为可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由于汉字应用趋简趋便的规律，在长期的日常应用中，人们对楷书以及字形接近的行草书的书写研究愈益深入，而其它甲金篆隶等字体或者弃用，或者被边缘化。历史上，魏晋时期正是楷书和行草书定型成熟时期，王羲之应运而生，他集前人书写经验之大成，加上他琅琊王氏、簪缨世家的社会地位，遂成为名冠当时的大书家并垂范后世。试想，如果在楷书定型应用两三百年后，又诞生了一种新的字体并被社会广泛应用，人们应该又会去研究如何写好这一新字体，并推崇新字体写得最好的书家了吧？事实上，当初秦朝李斯及其《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小篆，东汉蔡邕及其《熹平石经》等隶书，也都是得到皇帝推崇、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但随着秦朝二世而亡和东汉分为三国，小篆和隶书被楷书取代先后淡出实用领域，他们的耀眼光芒就被掩抑黯淡了。从这一角度说，王羲之是幸运的。上世纪初有人提出要与西方接轨，走文字拉丁化之路，改象形汉字为拼音字母。如果此方案实现，中国人都书写应用拉丁字母文字，现在恐怕就不是书法申遗而是汉字申遗了，王羲之可能就和李斯、蔡邕一样，只是书法史上某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了吧？  唐 冯承素 摹 王羲之 兰亭序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一千多年来一直得到全社会的维护。宋代刻帖盛行，“二王”书法流播更广，王羲之成为帖学之祖。即使清代碑学兴起，碑派贬抑唐楷、批评帖学末流，也没有否定王羲之。那么，宗祧“二王”书法的帖学，何以到了清代却逐渐衰落、走向违背艺术本质的“馆阁体”了呢？其中原因，一般认为是清代科举考试对试卷书写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造成的，考生写字“乌、方、光”才能得到考官青睐，从而形成了千人一面、万手雷同的馆阁体。而我以为，科考强化书法实用性、抑制书法艺术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帖学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学习刻帖，代代相传，近亲繁殖，陈陈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把前人的经典变成僵化的教条。但知以学习“二王”刻帖为旨归，不知领会传承王羲之的书法精神、书学思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尽管长期居于书法发展的主流地位，也终于难逃成为末流的命运，科考的考场要求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晋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期，史学家、美学家一般认为是历史上文学艺术的自觉时期。具体到书法，楷书和行草书广泛传布，形成新的书法风尚。社会精英、上层文士纷纷跻身书艺，“将应用较能的书法价值取向转变为修身游艺、自高位置的书法价值取向”（卢甫圣《中国书法史观》）。即是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书法名家，他们在应用书法进行人际交流的同时，自觉认识到了书法的艺术性，他们强化对于书法艺术性的追求，努力表现书法的审美价值，并在这种追求表现的过程中，展示和张扬自我个体的精神面貌。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所传，王羲之当年在兰亭雅集时乘兴写下的《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其时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本，无如祓禊之所书者”。为什么王羲之后来不是反复修改序文本身，而是多遍重书序文原稿呢？原因无它，只能说明是王羲之想在书法方面把序文写得更好、更有艺术魅力，更加充分展现自己的书法造诣和对书法审美的自觉追求。 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对表现书法艺术性的自觉认识和追求，贯穿于此后的中国书法史，并成为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此前的两千多年，人们是不断地创造、统一和学习甲金篆隶等新字体，努力写好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新字体。此后的一千多年，人们是在已经定型的汉字这一舞台上，演绎汉字之美，并借以抒发个人情性，从各个角度充分表现书法的艺术性。唐代尚法，但颜真卿写碑仍是一块碑一个面目。宋代尚意，苏黄米蔡不仅各自写出个性鲜明的风格样式，并且出现书写他人文章的现象，比如黄庭坚用草书写下汉代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一个完全脱离实用、充分表现书法艺术性的典型书写案例。到元代章草、明代大草等，都是在推动书法艺术性的发展。汉字的交流作用一如既往，但书法艺术性的内涵则越来越丰富。到清代，当社会偏向强调书法的实用性功能严重压抑书法的艺术性表现时，又有碑学崛起，开出书法发展的新局。可以说，魏晋以来的书法发展史，就是历代书家追求书法艺术性表现的发展史，站在这段历史开端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他不仅是书法变古质为今妍新风尚的肇始者，更是自觉追求书法艺术性表现的引领者。这种肇始意义和引领作用，一直影响了他身后一千多年书法的发展。  刘树人 自作诗《七绝·咏王羲之》 现在，有些书家讲到魏晋，往往心生向往。论及继承传统，只说书宗“二王”。说起书法创新，他就批评“丑书”。讲到书法是艺术，他就同你谈文化。真来谈文化时——发现他文化素养并不多么高深。今年贺岁档一部票房价值很高的电影的海报，以一笔江湖字写岳飞的《满江红》词，混用繁简字，还有错别字。顺便多说一句，有人还发现该电影剧中人反复吟咏的“何日归家洗客袍”一词，乃是一百年后蒋捷的词作《一剪梅·舟过吴江》。似这般粗疏的艺术和文化，真是令人无语，只好一声“呵呵”了。王羲之《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真正推崇、学习王羲之，就应该象王羲之那样“视昔”而“惟新、造新”，顺应自觉追求书法艺术性表现的大趋势，书写符合时代审美要求、审美情趣的新篇章，在毛笔退出（不是书法退出）实用领域的当下，开阔艺术胸襟和视野，拓宽书法的取法资源，开掘书法的艺术表现空间，促进书法“更艺术”地发展。我以为，这是解读王羲之的一种正确方式。 来源：《美术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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