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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现代著名学者，作家。江苏无锡县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赴英伦留学。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清华大学执教。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上》的写作，之后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 论《谈艺论》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72年8月《管锥编》定稿。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钟书一生钟爱书籍，为自己一生写了一部藏之名士的大书。正如巴人所说：“钱钟书用中英德法将世界上所有古典名著砌起了城墙。他固然也让这城墙开一扇大门，以便自己偶然走出城去，游玩一下世界，或者邀请几个同等身份的斯文人来聊聊天，但他更爱古城墙上开个窗户，他可以不开城门，通过窗户，瞻望世界。”
这就是他的围城式书堡。
当然此书堡不仅是学究的书斋，而是“图书馆”。
因为钱钟书认为它的功能是：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人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这样描写学术的轮回，也许妥当些。他最大限度地驾驭图书馆，在那中西文化融通的书海里勇击浪花，游泳自如。 “横扫清华图书馆” 1929年夏，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
他的高考总分不错，国学英文都优，英文还考了满分，但数学据他自称是考得15分，但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
钱钟书在大学外文系读了四年。
四年期间，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他曾下定决心：横扫清华图书馆。他喜欢直接接触原著，以自己的思想学习，在学习中思想。有如后来那部《围城》所说：“现代人要国文好，非研究外国文学不可；从前弄西洋文学的人该通外国语文，现在弄中国文学的人也该先精通洋文。”读书无止境。就在进大学的翌年，因为选读了美籍教师翟孟生(R．D．Jameson)的《西洋文学概要》，英籍教师瑞恰兹(I．A．Richards)的《西洋小说》，大有兴趣，就将课中所提及的所有文学和理论书籍，按图索骥，在课余时间上图书馆检索，都认真地读了一遍。
图书馆是他的主要课堂。
他几乎每天要从图书馆借书阅读。同学饶余威日后追忆钱钟书：“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书，一边听讲一边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都出自此君之笔。”
当时的同班同学许振德回忆：“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无人能与其相比。”十多年后，即1946年，英若诚考进清华大学，在图书馆发现很多书后所附借阅卡所署借阅者都有“钱钟书”。
钱钟书不断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书堡，醉心于图书馆。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是相当现代的，他在图书馆，主要是用英文，记下了一摞摞的大小笔记本。
因为喜欢读原版书，以鉴真伪，钱钟书选修了版本学。据称他在清华大学几乎不选修必修课以外的课。四年里，也只选修了杨树达、蒋廷黼和赵万里的课。
其中赵万里讲版本目录学。
赵万里当年25岁，只比钱钟书大五岁，但已是中国第一流的版本目录学大家了。有一次他开课讲到某部书时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钱钟书就和同学吴晗讲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一样。”钱钟书还说：“我在图书馆就见过多次呢!”吴晗说：“那你就上去讲呀!”赵万里后来耳闻，却很大度。他将原计划讲的十个专题，让钱钟书和吴晗讲了七八个。
版本学的基础就是要多接触不同时期的书籍。读书破万卷，自然“精”版本。因为对版本熟悉，抗战胜利后，钱钟书参加中央图书馆宴请英国图书馆学者时，即席随说各种版本，游刃有余，令外国同行感叹不已。 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搂”
1933年，钱钟书离开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早在清华大学时，他的老师叶公超对他说：“你不应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1935年，钱钟书终于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取分数者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陪同有新婚妻子杨绛，她去英国专修拉丁语文学。 
钱钟书与妻子杨绛，女儿钱瑗 数十天的海上生活。在船上钱钟书读的一本书就是约翰森博士的《大字典》。他把读字典视为旅途良伴，后来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是一本英文字典。因而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
在伦敦牛津大学，钱钟书如游山阴道上，一路美不胜收，但多半精力都花在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
博德利图书馆历史悠久，当然图书馆藏书规律必与历史成正比。它的藏书是名列世界前茅的，这引起钱钟书极大兴味，自喻是一只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
钱钟书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饱蠹楼”。
他日出日落于“饱蠹楼”。据杨绛回忆：钱钟书整日徘徊在“饱蠹楼”，将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等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拾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亦摸着字典逐条细读。
钱钟书在牛津大学三年。他的大学生涯，主要就是在博德利图书馆自学。他读欧美文学和理论。罗素、柏格森、康德、弗洛伊德、克罗齐、歌德、叔本华、西赛罗等的哲学、美学、心理学专著，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小说，如T·S·艾略特、D·H·劳伦斯和叶芝，都是一本本细读、精读。他写了富有实证性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尔后被牛津大学聘任为中文讲师。
钱钟书的论文学位，可以说全是从“饱蠹楼”里自学而得的。而他对牛津大学规定的必修科目相当冷淡。有议论文预试“版本和校勘学”，要学生辨认15世纪以来的手稿。他却了无兴趣，不作准备，而是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结果考试不及格。后在暑期中补习，方才通过。 “三闾大学图书馆”里写《谈艺录》 1940年1月，钱钟书来到湘西荒僻的安化蓝田镇的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他被聘任为英文系主任，父亲钱基博任中文系主任。这年钱钟书才30岁，但因中外古今书籍博广，声誉全院。因而有次竟脱口而出：“家父读的书太少。”
这话不胫而走，钱基博听了笑这“钟书说得对，我是没有他读的书多。首先，他懂得好几种外文，我却只能看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其次，就是中国的古典书，他也比我读得多。 
钱钟书故居 师院刚迁移新地，百废待兴。此际有一个职务无人愿意担任，那就是学校图书委员会主席，主持筹备图书经费，选购图书和图书馆建设等事宜。鉴于师院所在地李园，房屋紧张，图书馆只能放在原来李园主人的书房，那是一座小楼，图书馆只能用楼上的四间：一间书库，其余为阅览室。说也可怜，入库全部只有896册，而且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又占了大半。据说当钱钟书在阅览室发现此情况时，即表示愿意在危难之中。出任图书馆的“图书委员会主席”。
钱钟书在图书委员会主席职务上的确发挥了其才能，他多次主持会议，商定图书经费使用办法，着手接收山东大学、安徽大学的部分图书，后来又设法接收来自镇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若干藏书；又用巨款典借自长沙运来的南轩图书馆全部藏书几万册；在借期将届期满，又派图书组主任和几位教授专程前往接洽续借事宜。南轩图书馆的藏书，几乎囊括了中华全部典藏，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珍本《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还有明清名家诗集刻本、湖南省县方志。这些书在战时不易读到。
钱钟书在师院图书馆读了更多的古书。他也继续读英文原版书。他把自己的书屋取名为“梦苕庵”，苦志读书，也阅碑帖，临写草书。时至冬天，室内以木炭盆生火取暖，每至午夜，就用废旧纸包裹生鸡蛋，用火温透，投进火盆煨熟，一夜一只用以夜宵。他的那部纵横古今的忧患之作《谈艺路》，有一半就是在师院图书馆时写成的。 
因为钱钟书对师院图书馆情有独钟，所以在《围城》里，专门描写了“三闾大学图书馆”。现今湖南的“三闾钟楼”即所在李园的图书馆所在地。 “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钱钟书是最懂得，也是最善于利用图书馆功能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伊始，他着手于《管锥篇》名山巨作，成天阅读大量书籍。而这些多是借自图书馆。1950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有一次记者黄裳拜访，见到他和杨绛正坐在长桌畔，桌上堆满高高两叠外文洋装和中文线装。这些都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文学所藏书硕丰，他可能是书后借书卡上签名最多的一位。钱钟书藏书在老一辈学者群里属于极少的，但他脑子里却藏有一个巨大书库。他读书善于抓准要点。有一次他对王水照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都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
当时研究所图书馆相当支持钱钟书写作，有次为了查证自己凭记忆记下的几句黑格尔关于精神观察学引语是否有误，还写了一封英文信，委托友人王岷源赴北大图书馆借书呢!
钱钟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贵在流通，有些书只是收藏，那是没有价值的。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他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管者引导参观藏书库，得意洋洋地作介绍，同参观者鞠躬如也，一片惊奇声。当主管者问及钱钟书，他却说：“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他说得谐趣，真是懂得书籍的真正理念。 （备注：文章转载自广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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