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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之子李光谟终于踏上了他朝思暮想的台湾，这是他时隔47年之后，再次来到台湾岛，已经年近古稀之年的李光谟为自己当年的轻狂和草率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李济之子李光谟 李光谟是应台湾有关方面邀请参加“纪念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当他跨进台北温州街父亲生前寓所时，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唯有父亲的藏书、手稿、信札依旧保持着原样，无言地静候在一旁，似乎是在等待新主人的到来。 李光谟是李济唯一的儿子，父子俩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尽管只是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但却没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相见，即便是1979年父亲去世时，李光谟也没能跨过“浅浅的海峡”，以尽人子之道，政治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在海峡两岸造成了不知多少人间悲剧。  李济 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父亲李权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从小就对儿子进行传统文化启蒙教育。 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李权进京赶考并得以七品文官，被分到内务府工作，李权将家眷接到京城，在厂甸附近安了家。 1907年，李济入南城琉璃厂五城中学堂读书，当时翻译家林纾担任李济的国文老师，李济有幸得到了大师的亲自教诲。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会同学部制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决定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同时选址清华园筹备设立游美肄业馆，利用庚子赔款开办留美预备学校。 1911年，年仅13岁的李济参加了留美预备生的考试，被录取为“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有录满，就从“备取榜”中选取，李济幸运地被录取为北京120名新生中的一员，进入清华学堂读书。 清华学堂实行“四四”学制，即高等科与中等科各四年，需要在校学习八年的时间，而且实行严格的淘汰制，李济接受了严格的美式现代教育，经过七年多的学习之后，1918年夏，李济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当年同一批入学的学生最终只剩下了57人。 1918年8月，李济从上海乘“南京号”赴美留学，入克拉克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心理学，李济之所以选择心理学专业，完全是因为在清华读书是有一个叫沃尔科特的博士，曾教授心理学和伦理学，李济因此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 李济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大师的著作，并对当时刚兴起的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校长霍克教授的鼓励之下，李济改学人类学专业。  李济 1920年，李济在获得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人类学专业，当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讲师，交给李济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时间来开箱、洗刷和整理人头骨，并按钟点支付报酬。 这次“勤工俭学”对李济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以后进行生体测量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3年，李济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得到“极佳”评语，并由哈佛大学正式出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还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1923年，李济应张伯苓之聘出任南开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翌年又出任文科主任，李济之所以应南开大学之聘，完全是因为教务长凌冰教授力荐的结果，凌冰也是清华出身，克拉克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与李济交往密切，当他得知李济从哈佛大学毕业，立即向张伯苓推荐，南开大学早期的一些知名教授，大多都是由凌冰推荐到南开大学任教的。  在南开任教时的李济 1924年暑期，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在西安办了一个“暑期学校”，邀请全国各大学一些知名教授授课，其中就有北师大的王桐龄、北京大学的周树人、东南大学的吴宓、刘文海、南开大学的李济、蒋廷黻、陈定谟等人，李济由此结识了鲁迅先生，鲁迅在西安作了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讲座。  左起：李济、杨杏佛、鲁迅 李济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结识了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他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曾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对李济的为人和专业颇为欣赏，并推荐李济参加了“中国科学社”，李济还在丁文江的资助下，参与了河南新郑南街大墓的发掘，初次尝试了考古工作，由此开始了一生的考古生涯。 1925年4月，清华学校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导师，李济被聘为唯一的讲师，但薪资和办公条件并不比四大导师差。  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梁启超当时是“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衷于考古事业，但他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希望有人能在国学研究院开设此类课程，于是丁文江推荐了李济，而负责筹备建立国学研究院的吴宓，是李济哈佛大学校友，李济应聘清华国学院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课程。 1926年5月，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率领一支考古队到中国“寻宝”，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商定合作事项，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国学院进行联合考古，由李济主持考古工作，经费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暂由清华保管，等待以后移交中国国立博物馆。 1926年10月，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年初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曾沿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在西阴村发现了一片布满陶片的地方，经过仔细鉴别，认为是史前陶片，李济遂将西阴村作为第一次考古的挖掘现场。 李济率领的考古队在西阴村发现了10多万史前陶片，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人骨、兽骨、贝壳片等史前遗迹，最有意思的是，还发现了半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这证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已经家养蚕茧了。  李济在考古现场 为了纪念李济百年诞辰，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八天的“特展”，所展出文物仅有一件，就是在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历史价值。 考古队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区域，在挖掘过程中，李济创造了“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程序和方法，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至今仍被考古界沿用。 考古队还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以明确考古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野外考古发掘，开辟了中国人自己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之路，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在中国建立，而李济撰写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之父”的历史地位。  李济在挖掘现场 1928年10月，傅斯年委托董作宾主持殷墟发掘，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他偶然发现了安阳当地的村民在殷墟挖掘甲骨出卖而心急如焚，急忙报告傅斯年并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系统挖掘殷墟遗址，董作宾在首次试发掘时就获得甲骨残片784片，傅斯年面对这一紧急情况，聘任李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主持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和考古工作。 晚清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王懿荣是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1899年王懿荣通过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并将其鉴定为商代，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考证，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史称甲骨文，该发现曾轰动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也就是说中国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上推了近千年。 1929年3月，李济组织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团”，并率领“发掘团”进驻安阳洹上村，开始系统地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从1928年至1937年间，每年的春秋两季，中央研究院都要对殷墟进行挖掘，历时9年共进行了15次发掘，李济除了第一次殷墟考古未参加之外，此后相继主持了14次殷墟发掘工作。  李济与董作宾在轨道车上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是为了寻找有文字的甲骨，即寻找甲骨文，以考证中国文字的历史，1929年10月李济在主持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还发现一片彩陶，并出土了一具人体附身葬骨架，学术界开始承认传说中殷商时代变为信史。 1930年，李济率领考古队在山东章丘龙山镇附近的城子崖进行发掘，首次发掘出“黑陶杯”，这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化体系，被称之为黑陶文化，后来正式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对殷墟遗址的发掘，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等考古专业人也参加了对殷墟的挖掘，出土了黑陶期遗存，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上层属殷商文化，出土了黑灰陶器，以鬲为主器型；中层为磨光黑陶，属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灰褐土，没有发现卜骨。  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 1935年进行的第11次殷墟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埋葬人的躯体呈附身、仰身、屈身等不同的姿势，还有一些跪着的人体残部，表明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众多小墓显然是陪葬墓。 1936年4月的第十四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商代的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已经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如天降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36年6月，李济主持了对殷墟考古的第15次挖掘，这也是最后一次挖掘，出土了有字甲骨17096片，数量之多，为历次挖掘之最。  第十五次殷墟考古现场 殷墟遗址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之首，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李济对此之贡献，可谓是居功至伟，就在第15次殷墟考古收工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8年，李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长，成为中国学者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但最让李济感到欣慰的是，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等人先后从英国留学归来，为中国考古界增加了新生力量。 1940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安家，并在李庄度过了6年时光，这是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但李庄的条件相对艰苦，尤其是医疗条件很差，虽然同济大学医学院医生水平很高，可惜没有药品，李济的一个女儿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病逝，此前李济在昆明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两个女儿的去世，对李济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李济共育有三女一子，大女儿幼时夭折，如今只剩下儿子李光谟了。 李济（后排左二）全家福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保存在香港的文物，全部被劫掠一空，而1942年3月长沙沦陷时，史语所暂存长沙的文物也都损失殆尽，这让李济痛惜不已，深感自己没有尽到守护之责。 1945年8月，李济出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不久又出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驻日顾问，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和寻找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并撰写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虽然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和文献，但在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李济曾五次寻找而未果，至今仍是历史迷案。 1947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终于在底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论断。 1948年，李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考古学界还有董作宾、梁思永、郭沫若三人入选，李济曾将殷墟考古发现的最新资料提供给郭沫若研究，以致使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成果丰硕。 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奉命由南京迁往台湾，史语所的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的重要文物一并装船运往台湾。 运往台湾的文物文献 安阳殷墟考古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负责这次文物大迁移的押运人，完成了大批文物文献的远征，保护文物不被战火损毁，这也成就了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辉煌。 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只有史语所几乎建制完整地迁到台湾，这完全得力于傅斯年的个人能力和史语所同仁的精诚团结，但初迁台湾的史语所也面临生存窘境。 1948年12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李济应邀在台湾大学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这是李济继南开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后，第三次走上大学的讲坛，但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的掌门人，也彻底失去了他广阔田野考古的舞台。 李济在修复文物 1950年12月20日，担任史语所所长达22年之久的傅斯年突然离世，由董作宾接任所长，董作宾在做了几年所长之后，因为生计问题去了香港，李济接任了史语所所长，而且这个所长一做就是17年，仅次于傅斯年的22年。 李济（右一）陪同蒋介石、胡适视察 李济在所长任上，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5大册《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本《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主编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论文集。 1977年，李济出版了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安阳》，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以“安阳”命名，可见殷墟考古在他心中的位置。 李济在台湾寓所 1979年8月1日，一代考古大师李济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晚年的李济是在寂寞中度过的，因为他的夫人比他早四年去世，身边除养子李光周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亲人，而亲生儿子李光谟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20多天之后，而且是从美国辗转传回的消息，但李光谟除了在自己家中设灵堂祭奠父亲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李济之子李光谟 大陆方面对于李济可谓是爱恨交加，之所以恨他，是因为李济把相当一部分文物文献运到了台湾，这笔帐不可能不算在李济头上，李济的名字被刻意尘封，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殷墟考古的历史，不用说李济的杰出贡献，甚至连李济的名字都不能出现，即便是李济的得意门生夏鼐，这位大陆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其著作中也刻意回避他与李济的师生关系。 赵元任夫妇与李济夫妇合影 但大陆方面又从没有放弃对李济的统战工作，曾想方设法敦促李济回归大陆，甚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位置都虚位以待了好多年，等待着李济的归来，毕竟李济是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而中国的考古人几乎都是李济的传承人。 存在就是历史，被刻意尘封的历史终究有被吹散的时候，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情，深埋于地下几千年的历史遗迹和历史遗存都能被发掘和研究，何况近现代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切都是时间问题，一切被刻意尘封的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将会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呈现在历史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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