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霞 | 传统文化与现代认同：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历史逻辑

编者按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与传统文化存在复杂多维的关系。本文探讨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中的历史逻辑。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宣传画，作者揭示了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复杂角色和重要策略，强调了政治认同建构需要关注人文属性与心理机制，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充分发挥其在塑造现代中国认同中的功能。文章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具有学术价值，并为指导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李艳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摘要与关键词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以形塑“现代的我们”为任务的政治认同建构面临“传统的我们”对迈向现代的阻碍以及“现代的他者”对“我群认同”的消解。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认同建构中具有“桎梏”和“资源”并存的复杂特性。本文以政治认同建构的任务逻辑、资源逻辑和期待逻辑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2977幅政治宣传画为资料对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的特征与逻辑进行探索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传统文化符号在样本宣传画中并未突出呈现；在体现传统文化的宣传画中，生活实践领域的物质寓意类符号较多呈现，传统文化的国族资源彰显，调动回应公众对物质生活的期待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体现历史标识和精神品格的传统文化符号在样本宣传画中逐渐增多。新时代背景下，政治认同的建构应关注认同的人文属性与心理机制，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更“合情入理”的方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形塑“现代的我们”过程中的建构性功能。

关键词：政治认同；传统文化；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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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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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有机统一，是权力合法性和政治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历来被视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社会心理基础，因而也成为国家建构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政治认同实践的长周期特征以及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属性，政治认同的学术议题经常陷入文化与政治、历史与逻辑的理论纠缠之中。由于思想文化变迁与政体模式更迭的时间刻度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演进与文化变迁不可能永远同频共振。这一永恒矛盾使得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功能的讨论在理论研究领域可谓常辩常新。在现实层面，纵观世界现代国家建构画卷，既有依托民族共同体而建的现代国家，又有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形成的民族；既有倚重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政治认同的典型，亦有改造传统文化形塑现代政治认同的例证。近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论争论不绝于耳，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交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儒家思想的兴起都内嵌于传统文化与国家建构的理论张力之中。

与“应为何种关系”层面上的大量理论讨论相比，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认同建构实践中是否以及如何应用传统文化资源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略显不足。在新中国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实践探索中，传统文化是否出场？如何呈现？功能为何？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分析不仅有助于考察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策略选择，也有助于管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逻辑。

一、尺度、资源与桎梏：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认同建构中的复杂角色

政治认同以政治共同体为标的，其实质是人们在与政治体系互动中所形成的对政治体系赞同、归属和趋近的情感，是个体心理生成和社会建构互动的结果，具有动态实践性、内外交互性的基本特征。在个体层面，政治认同是社会个体在追求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强烈动机下形成的对政治共同体探索和确认的心理和行为，并在与政治共同体不断交往互动中通过“异中求同”逐渐确立政治意义上的“我群”与“他群”，是包含信息投射、认知形成与情感培育的主客观世界的互动。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称之为个体政治认同的“内部建构”。与个体层面的“内部建构”相对应，政治共同体为了维护巩固权力合法性进行的系统性教育、宣传等活动可谓是政治共同体对其成员政治认同的“外部建构”（目前理论界以及本文所提及的政治认同建构即在此种意义上的应用）。对于脱离蒙昧、理性彰显的现代个体而言，其政治认同的形成是包含了“内部建构”和“外部建构”的“复线交互”过程。正是这个“复线交互”过程使得文化演进与制度变迁难以同频共振的张力在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中不断彰显，也造就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认同建构中重要且复杂的角色。

（一）桥接“内外”的尺度：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介入

理性赞同与情感归属是现代个体政治认同的两个重要维度。从理性赞同层面考量，政治认同形成是个体政治认知与外部世界交互的探索过程，是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异中求同”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求”的行动本质上蕴含着主体的理性分析与判断确认，分析确认的对象包括日常生活经验的直观感受，以及个体在理性指导下对认同客体各方面的判断认知，而个体内心预设的良善生活、价值秩序就是上述分析、反思、确认的标准。

那么，社会个体对于良善生活和价值秩序的想象从何而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条件而存在。密尔曾言：“人们几乎无法知道任何一部分人应自由地做些什么，如果不先确定在各种的人类集体组织中他们愿意参加哪一种集体组织的话。”桑德尔则指出，自我不能优先于其价值和目的，正是这些价值和目的决定着自我，而这些价值和目的并非先天形成，而是由共同体的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不同领域和思想流派理论家的论断表明，共同体历史文化中所传承的共享价值是影响个体是否选择认同某种政治价值、政策主张与政治主体的隐性变量，是影响个体行动意图动机与取向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个体判断“好”之为“好”的内在尺度。如果说现代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基于民族而建立政治共同体的过程，那么民族文化认同就是影响政治认同的“先在性视域”，它通过影响个体的政治价值观介入并桥接政治认同的“内部建构”与“外部建构”过程。近年来，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持续推进，也引发了学界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认同建构中角色功能的深入思考。

（二）凝聚“我们”的资源：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支撑

情感归属是政治认同的又一重要维度。文化不仅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性，也是在人类内部进行群体区分的重要表征。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与记忆积淀，群体成员借由文化建构其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文化认同以弥散的姿态全方位加入了自我与群体认同建构的过程，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的情感归属指向。对于现代政治共同体而言，共识性的文化认同承担了身份识别、凝聚人心、精神归属的群体整合功能。它使共同体具有了拒绝同化，保持自我的抗拒性力量，是在文化层面将个体意义的“我”引导、凝聚为群体意义上“我们”的重要凭借，也是克服“他者”侵蚀“我群”意识所倚重的重要资源。在此意义上，立基于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文化认同是群体归属感（自然也包含政治归属感）形成的重要基础。“只有那些共享的价值观、象征符号以及彼此接受的法律政治秩序才能提供必要的、广泛流行的合法性。顶层的一致协议和国际上的承认都不足以构建或确认一个国家。”

理论层面的逻辑论断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兴起，有学者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比较分析认为社群主义与家长制的传统文化促进了共同体内成员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共鸣，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保障。也有学者认为，清朝遗留下来的多民族文化理念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传统文化的信念体系、集体记忆为现代中国进行跨越民族的国家整合以及现代国家构建政治认同提供了宝贵而重要的资源。可见，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共享价值介入政治赞同感的形成；通过历史记忆培育共同体成员的群体意识，参与政治归属感的形塑。传统文化虽不显见，但却是贯穿古今、桥接内外，影响“我群之为我群”的重要因素。

（三）迈向“现代”的桎梏：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羁绊

政治认同虽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但二者在形成逻辑层面仍然具有很大差异。文化认同侧重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而政治认同则凸显了社会成员选择、判断和评估的主观能动。政治认同心理与个体理性觉醒密切相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文化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

传统社会中，群体之间支配与服从关系主要以血缘、地缘等为主要依据，以暴力与塑造等单向关系为主要维系手段。因此，成员资格、群体身份是人们归属感的主要来源，理性阙如下被动盲目的服从是成员与共同体联系的主要内容，“君权神授”“天命所归”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自主性不断提升，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不仅是政治活动的观看者，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参与者。在此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立基于具有理性判断能力与政治参与热情的个体。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建构需以具有现代政治理性、现代国家观念的“我们”为建构目标。自我意识觉醒是现代政治认同产生并具有实质价值的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包含着与现代政治认同内在精神相悖离的元素，如蒙昧、盲从、依附、基于地域主义的分离观念等。上述特性使得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成为制约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桎梏性力量。观察和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正确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内部两大认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张力关系：一种是种族的、前现代政治的民族认同：另一种是公民身份所具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正因如此，在观察众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时，对部分传统文化的批判、消解或创造性转化也是我们常见的历史画面。

综上，具有绵延传承特性与聚合识别功能的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扮演着尺度、资源和桎梏等复杂角色。现代民族国家提升巩固成员政治认同的手段、方式也是考察国家融通传统与现代，协调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关系的重要窗口。

二、基于逻辑与情境的选择：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的理论解析

依据政治体系建构的使命任务和策略目标，传统文化或成为政治认同“外部建构”的资源倚重；或成为政治认同建构需要规避转化的内容；或成为政治认同建构中借以形成“抗拒性”认同的凭借。传统文化是否呈现，呈现什么以及如何呈现是一个依循心理机制、任务资源、历史逻辑等规律的综合性战略选择。

（一）形塑“现代的我们”：政治认同建构的现实任务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具有民族共同体政治化与政治共同体文化整合两个面向，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民族与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以此观之，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政治认同的建构过程以形塑“现代的我们”为主线。这既包含政治与文化双重整合的任务，也指向疆域空间与民族发展的建构。如果说政治认同具有“异中求同”的心理本质，那么，在时间—空间基础上，在古今—他我双重维度下，现代政治认同建构，即形塑“现代的我们”，需要在与“传统的我们”“现代的他者”“传统的他者”的博弈竞争中建构群体归属心理和赞同态度。基于心理距离和历史距离的考量，“现代的他者”和“传统的我们”是形塑“现代的我们”过程中强有力的竞争对象。如果无法从传统中走出，现代政治共同体无法建立，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认同则形同虚妄；如果在现代化演进中丧失了“我们”的独特属性，群体认同也会因为确认标准和归属基础的阙如而消弭无形。现代认同的同一性和我群传统的独特性之矛盾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所面临的共性难题与现实任务。

（二）政治认同建构的任务逻辑与传统文化呈现的显隐之变

政治认同建构内嵌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之中，以形塑“现代的我们”为核心目标，具有培育共同体成员理性赞同和情感归属的双重任务。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会依据使命任务不同而进行策略性的选择。在理论逻辑上，如果一个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前有了稳定的族群和族群共同体意识，“我们”意识相对成熟，其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任务将更多侧重于共同体成员对政治体系理性赞同的达成。具体到传统文化层面，以走向“现代”为核心任务的政治认同建构会着力规避与现代价值不符的传统文化。相对而言，如果建构“我们”的共同体意识任务更为艰巨，防范“他者”消弭我群独特属性的任务更为突出，那么，承载历史记忆、凝聚我群意识的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将得到彰显。

图1  “现代的我们”及其潜在的竞争者

政治认同建构任务的不同影响了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功能角色差异，进而影响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认同建构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这可谓是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的任务逻辑。

（三）政治认同建构的资源逻辑与传统文化呈现的元素之异

民族与国家都是基于归属和忠诚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对于以民族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历史久远的民族文化可以为政治认同提供重要支撑。当然，具体历史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也会催生民族分离倾向，进而成为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中需要规避、调试和整合的对象（关于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作细致讨论）。由于历史机缘不同，不同民族形成的起点、轨迹、时机不尽相同。每个民族的起源都是独特的，每个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也因独特的发展历程相差迥异。著名历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由于复杂而多变的历史情境，祖地、神话、历史记忆等要素在不同民族形成过程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源各有不同，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有巨大的差异，公民—领土型民族认同更多体现为自身赖以生存的疆域领土以及民族共同实践活动，而族裔—血缘型民族认同则更多倚重对历史黄金时代的诗化表达和地理空间的诗意建构。聚焦到本文的研究主题，在现代政治认同“外部建构”过程中，对于领土、历史、祖地、仪式、象征、英雄人物等元素的运用有很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不同资源基础。

（四）政治认同建构的期待逻辑与传统文化选择的类型之别

认同建构是双向的，因为建构者呈现的正是在建构者看来人们想要的。以提升个体对政治体系理性赞同为目的的政治认同建构过程体现了政治体系对共同体成员期待的判断与回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秘密就在实践活动之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实践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论基础。鲜活的生活实践促进了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也构成了个体观察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尺度。如果说传统文化因为凝聚共同体意识而成为政治认同建构的资源库，那么，政治体系在建构政治认同时提取哪些传统文化元素则与具体历史情境中共同体成员的期待密切相关。就现代中国而言，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内嵌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内嵌于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那么，政治认同建构也遵循并回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公众期待。选择调用体现物质富足康宁的传统文化符号，还是体现民族精神品格的文化符号？政治认同建构在此层面的选择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而变迁。

综上，政治体系在政治认同建构中对传统文化的选择与呈现会依据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逻辑、资源逻辑和共同体成员的期待逻辑而变化（如表1所示）。这也构成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

表1  形塑“现代的我们”：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的逻辑

三、分析资料选择与编码规则说明

（一）分析资料的选择依据

政治认同建构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任务，体现在公民教育、政治仪式、文艺作品与文化实践等众多场域。本文选择政治宣传画为分析资料的主要依据在于：首先，政治宣传画是新中国政治社会化重要而独特的途径，在政治认同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作为面对大众的文化宣传产品，政治宣传画受众对象广泛，在系统全面体现政治认同建构意图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最后，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图像、符号、象征为核心内容的“后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更为丰富多元。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出版的《新中国政治宣传画》（1949-2016）（宣森主编，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搜集整理的2977幅政治宣传画为主要分析资料。选择此书搜集的政治宣传画为分析样本主要在于该书所搜集的政治宣传画覆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16年间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典型政治宣传画，是当代中国政治宣传画公开出版物中全面系统展示新中国政治宣传画的图书，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在全面性、历时性方面符合本文进行探索性分析的资料要求。

（二）符号的意义表达逻辑与本文的编码说明

19世纪初，瓦尔堡（Aby Warburg）和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提出了现代图像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在缓慢渐进的学科发展中，贡布里希于1959年提出图像具有象征性功能，并对不可见的观念世界具有指称作用。20世纪90年代，德国汉堡大学的艺术史研究者建立“政治图像学研究所”，聚焦图像符号的政治意义与政治象征，自此实现了“图像学”“政治图像学”“图像政治学”的发展变迁。将图像与政治建立联系的众多理论流派观点视角各异，但研究基点主要立足于对图像政治意义的肯定，即图像内的每一个画面要素都是一个象征符号，具有表述、传播、象征并创造特定意义的作用。在把握作品构成要素和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画面要素的象征意义，可以深入观察或挖掘作品在政治上的意义。本文的核心研究目标在于考察政治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是否呈现，呈现什么，如何呈现，进而考察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的核心特征与演变逻辑。因此，基于图像政治学的核心观点，对样本所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多维度、可操作的编码是实证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也因其过于抽象必须通过符号才得以表达、传递、解释和再生产。任何文化社群中都有着许多具有意义共识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具有超出其本物呈现的意义，体现了一种观念。语言学中许多学者将具有较强意义表达的符号称之为“象征”，并认为所谓象征是在文化社群中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生符用学变异的比喻。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荷花象征纯洁，牡丹寓意富贵，等等。具有共识表意功能的文化符号能够承载并传递意义，这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考察社会现象的逻辑前提。

符号携带承载意义，那么符号的选取与使用自然体现了符号运用者的意图。在符号意义表达的理论领域存在着“意义不在场原理”，即意义不在场，才需要符号。一个场景中符号呈现的越多，就意味着意义发送者传递意义的意图越强烈。依此逻辑，本项研究依据核心研究议题和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编码具体情况如下。

传统文化符号及其类型。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历程中，经过了创造、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逐渐在文化社群中沉淀并形成鲜明表意共识的文化符号。经过研究小组初步筛选、交换确认、共同协商三个环节，本项研究在样本宣传画中识别挑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共88个，并根据符号表意内容以及文章主题进行如下归类。第一，生活实践类符号，具体指在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物品、仪式等，如剪纸、对联、风筝、秧歌、舞狮等。第二，历史标识类符号，主要指中国历史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标识性作用的象征性符号，如长城、浑天仪、日晷、编钟、方鼎等。第三，山川类符号，主要指承载中国文化意义的名山大川，如长江、黄河、泰山等。第四，物质生活寓意类符号，主要指具有物质生活寓意的共识性传统文化符号，如牡丹、仙鹤、喜鹊、如意等。第五，精神品格寓意类符号，主要指具有精神品格寓意的共识性传统文化符号，如青松、荷花、竹子、菊花等。第六，图腾神话类符号，如龙、麒麟等。

传统文化符号呈现。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通过“是否呈现”以及“凸显还是隐性呈现”两个维度考察样本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情况。对于如何确定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是凸显呈现还是隐性呈现这一问题，本项研究采用如下规则进行编码：编码小组经过初步确认和反复协商，选出宣传画中3个最主要的图像符号，如果一幅宣传画内3个最主要图像符号中包含传统文化符号则编码为凸显呈现。此外，如果在一幅宣传画中有3个以上传统文化符号呈现，那么我们将之编码为传统文化符号凸显呈现，否则视为传统文化符号隐性呈现。

政治认同。国内外学界关于政治认同的类型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本项研究对于政治认同类型的划分主要在吸收借鉴理论界共识性论断的基础上，以样本宣传画主要呈现的认同维度为依据进行编码。政治宣传画标题是宣传主旨和政治认同建构目的的重要体现。本项研究运用 Nvivo11软件对样本宣传画的标题进行词频分析（具体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综合分析样本宣传画的核心主旨以及学界关于政治认同类型的划分。本项研究将样本宣传画所体现的政治认同建构维度划分为：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政策绩效认同、体制制度认同、领袖权威认同、文化价值观认同5个维度，并根据样本宣传画的具体内容进行编码。对于一幅宣传画可能会体现多种建构目的的情况，本项研究在研究小组充分协商讨论基础上以区分核心目的和次级目的的方式进行分级编码。

表2  样本宣传画标题高频词列表

历史时期。本文以政治宣传画出版发行的年份为依据，以5年为周期对样本宣传画进行时间维度的编码。此外，依据论题需要，本文依据新中国历史中四个历史阶段的经典划分，对样本宣传画进行历史维度的编码。具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2016年）。

四、传统文化符号在样本宣传画中的呈现逻辑与历史变迁

（一）政治认同建构的不同维度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政治认同维度层面，旨在建构政策绩效认同、文化价值观认同和体制制度认同的政治宣传画在选取样本中占比70%以上，而旨在建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宣传画占所有样本的1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重心在于培育公众对于政策绩效、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体制的认同。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并不是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主要任务。

（二）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符号的显隐之变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未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样本宣传画占总样本的78.3%，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样本宣传画占总样本的21.7%。总体来看，传统文化符号在政治宣传画中呈现较少，按照前文的分析，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呈现出理性赞同建构为主，情感归属建构为辅的特征。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发现，在1949年到1963年间，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宣传画占样本宣传画的30%左右，在1964年到1973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10%左右；在1974年到1998年回升到20%左右，在1999年到2016年再次提升到33%左右。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文化符号凸显呈现的宣传画在同期样本宣传画中的比例不断增长。

图2  样本宣传画中政治认同建构维度分布

图3  样本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显隐之变（1949—2016）

注：图中百分比为每个历史阶段各类型宣传画占同期宣传画总数的比例

比较传统文化符号在政治认同建构不同维度的呈现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符号在建构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宣传画中呈现比例要高于其他维度政治认同建构的宣传画，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传统文化与以情感归属型认同具有内在契合的理论判断。

（三）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类型特征与历史变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所选样本宣传画中共有646幅政治宣传画呈现传统文化符号，占总样本数的21.7%。六大类别，共计88种传统文化符号共呈现999次。比较不同类别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比例可以发现，物质生活寓意类和生活实践类传统文化符号出现频率最高，分别占传统文化符号总频次的35%和28%。山川和图腾神话类传统文化符号出现频率最低，分别占传统文化符号总频次的3%和6%。

图4  不同维度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情况

图5  不同类型传统文化符号呈现比例

考察不同类别传统文化符号在1949-2016年呈现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物质生活寓意类传统文化符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呈现比例较高，但是随着时间发展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历史标识类传统文化符号在改革开放后的宣传画中的呈现比例明显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并在1999年之后呈现比例显著提升。生活实践类传统文化符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宣传画中呈现比例较高，接下来逐步下降，但在1999年之后呈现回升趋势。其他类别的传统文化符号虽在不同历史阶段上下起伏，但总体变化不明显。

为了对样本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频次与呈现类型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本项研究选取了以“庆祝国庆”这一贯穿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时期宣传主题的政治宣传画进行深入分析。在所选样本中，以庆祝国庆为主题的政治宣传画共70幅，其中有45幅宣传画中呈现传统文化符号。从表3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庆祝国庆的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种类较少，在后续两个历史时期庆祝国庆的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种类明显增加。此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庆祝国庆宣传画中呈现的传统文化符号大多以生活实践类符号和物质生活寓意符号为主，在改革开放之后，长城、华表、天坛、石狮等具有浓厚历史传统标识色彩的符号，梅花、兰花、荷花、菊花等体现精神品格的传统文化符号在庆祝国庆的宣传画中不断呈现。

图6  传统文化符号类型呈现的历史变迁

注：图中百分比为每个历史阶段各类型宣传画占同期宣传画总数的比例

表3  “庆祝国庆”主题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呈现的历史变迁

  五、结论与讨论

任何民族都无法脱离自己的传统而存续。在建构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安放并有效运用传统文化是一个融合了理论逻辑和历史情境的综合性议题。本文以这一理论关怀出发，尝试以新中国的政治宣传画为资料，对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特征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并进行相关讨论。

（一）“走向现代”的核心任务与传统文化符号的隐性呈现

在是否呈现层面，所选样本中有78.3%的宣传画中并未呈现传统文化符号。在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646幅宣传画中，有282幅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隐性呈现。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是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中的资源而非核心目标，赞同感指向的政治认同建构是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核心内容。

对政治共同体的赞同感和归属感是政治认同的两大核心支撑。然而，赞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特性不同，不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基础与具体时空情景也相差迥异，因此，不同国家进行现代政治认同建构的侧重点也存在很大差别。作为世界唯一文明不曾断裂的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政治认同所需要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归属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如何突破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精神理念相冲突的思想禁锢，推进“传统的我们”向“现代的我们”转型也是中国进行现代政治体系建构时应处理的重要议题。在这一时代任务中，规避传统文化对“走向现代”的桎梏作用是政治认同建构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这应是传统文化符号在样本宣传画中呈现特征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宣传画中，有56%的宣传画显性呈现了传统文化符号，在近44%的宣传画中，传统文化符号“入镜”但不凸显，呈现但非中心，传统文化符号在国家与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体现也相对突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新中国政治认同的建构具有借助历史文化共识以促进共同体成员对新型政治体制认同的意图。此外，在历史变迁层面，在创作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宣传画中，传统文化元素显性呈现的比重有所增加。可见，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政治认同建构的任务重心在理性赞同和情感归属之间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二）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与生活实践类传统文化符号的彰显

生活实践类和物质生活寓意类的传统文化符号在样本宣传画中应用广泛，山川、图腾、传统神话和古老英雄等体现祖先祖地特征的传统文化符号较少呈现，历史标识类的符号大多是实体而非以诗意想象的方式呈现。可见，以共同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习俗和传统，而非血缘意义的族裔是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所倚重的重要资源，多元一体的国族而非原生的族群是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中，所谓“夷夏之分”更多是文化而非种族意义的分野。这可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观念基础。在历史层面，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于清末民初。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内在包含了国族建构的时代使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提出的“大中华文明一国家”的思考，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都从历史维度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一体性的内在属性。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使得几千年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形态向自为的民族实体转型。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或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不仅是广大民众逐渐接受的主流观念，更是新中国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本项研究的实证结果也进一步证明，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并非以族群意义的民族为资源，而是以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强烈国族属性的群体认同为核心基础与最终指向，呈现出政治认同建构与国家认同建构互构互倚的特性。

（三）富足康宁的生活期待与物质寓意类符号的广泛应用

在样本宣传画中，具有富足康宁色彩的传统文化符号，如牡丹、仙鹤、喜鹊、锦鲤等呈现较多，成为政治认同建构中传递和表达的重要文化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中国成立时的现实国情，也符合当时民众的共同期待。细致考察体现富足康宁的物质寓意类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发现，大多数的传统文化符号与普通民众的私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既符合政治宣传画面向普通大众的功能属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家国同构”的文化逻辑。此外，物质生活寓意类传统文化符号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的比例逐渐降低，尤其在21世纪下降尤为明显，这一趋势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带来民众核心期待的转变内在一致。

（四）合情入理：新时代背景下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呈现方式的再选择

新中国政治认同建构中传统文化元素的“隐性呈现”与“选择性入镜”是认同理论逻辑与国家建构具体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社会变迁不断加速，政治认同建构的基础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政治认同建构如何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中深入挖掘，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时代使命。

首先，政治认同建构的双重任务期待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政治共同体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赞同和情感归属在政治认同建构任务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不相同，呈现共时层面的差异性和历时层面的变动性。前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体现情感归属和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文化元素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宣传画中大多隐性呈现，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21世纪的政治宣传画中呈现不断增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历史情景变迁中政治认同建构的动态调试。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培育现代政治文明一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发展，公众的现代理性意识逐步增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的我们”内在蕴含着与其他共同体区分的差异化属性。正因如此，承载历史，标示群体独属特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政治认同建构中从未缺席。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人们“我群”意识和“我群”归属需求的不断增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战略性选择和创造性转化，在此基础上提升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实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良性互动。

其次，政治认同的人文属性呼唤传统文化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多维度体现。本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象征富足康宁的物质生活寓意类传统文化符号在所选样本宣传画中呈现比例较高，这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现实国情和民众彼时的现实期待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政治认同建构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前，中国已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成为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多元，对于成长在物质相对富裕阶段的青年群体而言尤为如此。在政治认同人文属性的理论逻辑前提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情境中，政治认同建构的靶向需要由物质向价值层面转移，传统文化符号在政治认同建构中的运用和呈现也需以多维度形态彰显。

最后，政治认同心理的异同逻辑要求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政治认同“他我之分”的内在逻辑大致呈现两种实践指向：一种通过凸显他者与自身各领域的差异，或者“我群”在体系中的被支配地位促进成员对“我群”的认同，即以“异”促“同”；另一种是通过强化我群的独特属性实现以“同”分“异”，或者通过彰显“我群”在理念层次的包容属性实现以“同”化“异”。从逻辑层面来看，后者在认同形成中更为重要。正如卡斯特所言，“抗拒性认同”之后需要“规划性认同”以完成认同的建构。考察本文所选的样本宣传画可以发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认同建构具有一定的“以异促同”色彩。如果说新时代背景下，政治认同建构应呈现更多的“以同分异”或者“以同化异”的特性，那么彰显共同体独有的体制特性与文化特性应成为现阶段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方面。由此，体现“我群”独特属性的传统文化元素在未来的政治认同建构中应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传统文化中具有包容属性和共享价值色彩的元素应予以深度挖掘与体现。

政治认同建构过程长期且复杂，既包含逻辑之“理”，也深嵌历史之“情”，在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独特的国家建构历史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微妙的内在关联。如何在历史与逻辑的细致分析下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既是政治认同建构“合情入理”的知识前提，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责编 | 肖    媛

一审 | 袁顺清

文章来源：李艳霞.传统文化与现代认同：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历史逻辑[J].政治学研究,2023,(05):48-6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