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哀|著名汉学家伊懋可逝世，享年85岁

伊懋可（Mark Elvin，1938—2023），剑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环境史。代表作有：《中国的历史之路》（另译《中国历史的模式》）、《大象的退却》等。

据多位历史学家的X（推特）消息，伊懋可教授逝世。“在美国学历史”转载了伊懋可教授的自序《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以表纪念。

为何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要写中国的过去？

为何中国读者要对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感兴趣？

对上述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笼统回答并不难。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历史中非常广大、重要且有趣的一个部分。中国以外的许多历史学家研究不止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地区，尤其是要进行理论研究。从上述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对于他们具有意义。对于我们当中进行这种工作且来自中国以外的那些人来说，如果不想对全人类的历史的理解有严重的缺失，我们就需要能够将中国历史的模式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其他部分的历史整合在一起。同理，这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也要将中国历史置于经过仔细研究过的更广泛的世界史语境中。

在几乎整个前近代的中国都存在着文化和技术的输入和输出。让我们暂且搁置那些影响巨大并且为人熟知的文化传播事件，例如佛教从南亚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某些特定地区本地化；也暂且不论众所周知的中国技术的外传，例如雕版印刷（后来，主要在［但又不局限于］欧洲，进一步发展成为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金属活字和印刷机）或中国指南针（它使欧洲船员能够实现环球航行）。

我们可以拿一个很小又有趣的东西为例：多米诺骨牌的历史即是双向交流进程。古代在西亚和南亚，它作为一个有六个面的骰子，呈立方体形状，可能在唐朝建立前不久传入中国。在宋朝，它被拉平成片状，在每个相邻的一对平面上标着数字。然后，这种扁平的骰子似乎又再次出口到欧洲，名为我们所知道的“多米诺骨牌”，在牌上，除了在各面上写有数字1……6，现在又增加了“0”，面可能也增加了。结果使得半个平面上的单值总数可能达到7。尽管可能只是一个游戏，我们却可以说，它以缩影的方式证明了“西方”和“东方”共同进行的创作。(参见伊懋可：《个人的运气：为什么前近代中国可能没有发展概率思想》，收于刘纯、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个问题（为何中国读者要对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内容感兴趣？）不应该由我来回答，而是一个应该由本书的中国读者们以及读过其他欧洲学者撰写过的类似著作的读者们发表看法的问题。然而，如果一定要我猜的话，可能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时（当然不是“总是”，只是“有时”）的确如此。

可能检验一个新观点，会让人受益：既能激起读者质疑人们可能太过容易就接受的假设，又有助于读者想象新的答案。换言之，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具有一些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于他最初形成的那个角度。或者不同于他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观点。我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过，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纵观中国各历史时期，复杂而细致，变化万千且富于创造性，对其进行总体研究，则特别使得我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我生活时间最长的欧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了许许多多的洞察。随着我的中文读者看到我对他们共同的非凡过去的评论和回应，他们或许可以通过书中的点点滴滴发现我所体会的有趣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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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