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脘痛的中医治疗--胃阴虚，用一贯煎胃脘痛亦有属于胃阴不足者，症见胃痛，口干渴，两胁痛，脉细弦数，舌质红绛。其热象突出，属虚热，不可用苦寒药，步老常用一贯煎加减。他认为，脾胃之病必导致生理功能的紊乱，升者不升，降者不降，或升降反作不通则痛。李东垣论脾升，叶天士论胃降，皆为后世临证之准则。升麻、柴胡虽能引清阳之气上升，有升阳举陷之功，但不是升脾之本法，脾不升清因于脾阳虚者，应该补脾阳才能帮助脾升。所谓降胃者并非只降逆气，也不是只用旋覆花、代赭石就能降胃，两者虽能治反胃气逆，但不能主降胃浊。步老认为只要滋养胃阴，俾脾升胃降，胃痛自除，常用一贯煎加减(川楝子10g，枸杞15g，当归10g，生地黄12g，麦冬10g，沙参15g，延胡索10g，石斛10g，花粉15g，砂仁6g等)。 病案： 患者某，男，60岁，商人， 初诊：患者胃部饭后胀痛l周，有烧灼感，伴嗳气，咽痛口干，唇干裂，大便色黑，两胁痛，脉细弦数，舌质红绛。中医辨证为阴虚胃热，治以养阴清胃，理气止痛，予一贯煎加味。 处方如下：川楝子10g，枸杞15g，当归10g，生地黄12g，麦冬10g，沙参15g，延胡索10g，石斛10g，花粉15g，砂仁6g。7剂后，胃脘痛明显减轻，2l剂后诸症悉平。 按： 一贯煎首见于《续明医类案·心胃痛门》高鼓峰、吕东庄二例胃痛治验的按语中。魏氏说“高吕二案，持论略同，而俱用滋水生肝饮，予早年亦尝用此，却不甚应，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杞子、川楝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佳。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后为王孟英称赏而辑入《柳洲医话》，有谓出自《柳洲医话》者，可知非是。 清·桐乡陆定圃《冷庐医话·肝病》云：“赵养葵《医贯》，徐灵胎砭之是矣。然观其治木郁之法，先用逍遥散，继用六味地黄汤加柴胡、白芍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此实开高鼓峰滋水生肝饮之法门。再传而魏玉璜之治胁痛用一贯煎……法益详备，学者不可忘其所自来也。”陆氏之说，亦证明本方是从赵、高二氏发展而来。观其组方，首先继承了高氏“滋水以育肝体”的薪传，继则更有“养金以制肝用”的创新，左辅右弼，较前尤为完备，可谓青出于蓝。 “一贯”两字本指一理贯串万物而言。《论语·里仁》云：“吾道一以贯之。”魏氏认为此方立法遣药，本藏府制化之理，如环相贯，故名一贯煎。 魏氏制用“一贯煎”的依据主要是： 1.肝为万病之贼：魏氏强调“肝为万病之贼”，认为内伤诸病之本，皆在乎肝。其云：“肝木为龙，龙之变化莫测，其于病也亦然，明者遇内伤症，但求得其本，则其标可按籍而稽矣。”并说这是“天地古今未泄之秘”，是“临症数十年乃始获之”的宝贵经验。王孟英对此亦推崇倍至，谓“外感由肺而入，内伤从肝而起，魏氏长于内伤，此言先得我心”。无怪魏氏一贯煎信用之广。 2.治肝须用补，补肝须柔润：明清之季，浙东名医赵养葵、高鼓峰等，治病皆主护正。魏氏受其熏陶于先，复宗叶天士柔肝于后，倡言“治肝须用补，补肝须柔润，大剂滋补则津液充而木自柔”。而且力斥“肝无补法”之非，谓“肝无补法四字，遂使千万生灵，含冤宗壤”。 一贯煎药用地黄、杞子滋水以育肝体；沙参、麦冬养金以制肝用；当归辛香善走、补血活血；川楝泄肝通络、条达气机。全方总以肾为肝母、滋水即能生木，以柔其刚悍之性；肺能克肝而本主治节，养金所以制木，以平其逆动作乱。可见较四明高鼓峰，单从滋水生肝为尤胜一筹。陆定圃所谓“法益详备”，殆即指此而言。目前中医学院《方剂学》教材，对一贯煎方义解说，犹停留于滋养肝肾一隅，未能将“养金制木”（肺主治节)表而彰之。 近人张山雷谓“此方原为肝肾阴伤，津液枯涸，血燥气滞，变生诸病设法”，临床皆以舌红少苔，咽嗌干燥，脉弦虚大为辨证要点。临床经验，部分病人已有明显燥热主诉或体征者，可不必强求舌象，用之即有显效。例如病人主诉食道或胃部有灼热感，患者出现燥热损津伤阴征象，即使舌象不红，亦可放胆用之。手术后邪热稽留，用本汤加大量石斛，往往能获满意效果，亦不必担心恋邪。 本方加减，可因兼证而异，如郁火亢盛，加黄连；脾胃阴虚，加石斛、薏仁；虚热汗多，加地骨皮；照光伤阴，加金石斛、鲜芦根；术后热恋，加大量金石斛(鲜枫斛尤佳)；胸胁硬痛，加鳖甲、牡蛎、生麦芽；夜不安寐，加小麦、枣仁；大便秘结，加瓜蒌仁；胆道疾患，早晚加服白金丸，每次一克；窒闷腻膈，加生大麦芽。 |
